近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关于简化法国殖民时期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引发舆论热议。在法案辩论中，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引用了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一句名言：“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这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

提起雨果，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传世名著。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他还有一个更值得铭记的身份——一位公开谴责本国侵华暴行的法国作家。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圆明园。一位名叫巴特勒的法军上尉带着炫耀的意味，把自己的“战功”写信告知雨果。雨果阅信后怒不可遏，写下了《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痛斥对方是强盗：“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

雨果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华文明浓重的情结。他深知圆明园之于东方的意义，盛赞其“汇聚了一个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全部成就”。这份情结的生发，既与他所处时代欧洲社会盛行的“中国风”热潮密不可分，更源于他对艺术与文明本身的敏锐感知。

从17世纪开始，欧洲就掀起了“中国风”热潮，法国人将其称为“Chinoiserie”。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将瓷器、丝绸、茶叶等东方物产带回欧洲，推动了这股热潮的兴起。西班牙开辟途经菲律宾的贸易航线后，更多东方物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器物，不仅装点了欧洲人的生活，也塑造着他们对东方文明古国的想象。对当时许多欧洲人而言，一只精致的中国花瓶、一件华丽的丝绸长袍、一张典雅的漆木屏风，以及这些器物所承载的精致而神秘的异域气息，便是他们对中国最初的认知。

“中国风”在欧洲社会盛行不衰，贵族与富人纷纷将中国器物视为收藏珍品，中式风格的花园、茶室也一度风靡。作为当时欧洲文化的重要中心，法国各地都掀起了收集和仿制中国风物品的浪潮，直至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仍能看到18世纪中式家具的仿造品。

和当时许多欧洲社会名流一样，雨果也收藏了大量中国瓷器、漆木家具、竹帘、宫灯及各式中国风装饰。在流亡根西岛期间，他亲手设计了一间著名的“中国客厅”，让屏风、雕花、花鸟、竹纹、漆板与瓷器在遥远的海岛上交相辉映。如今，在巴黎孚日广场的雨果故居内，依旧可以看到复刻版的“中国客厅”，每一个细节都在讲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偏爱。

除了收藏，雨果还将对中国的喜爱融入艺术创作。对这位浪漫主义作家而言，中国意味着另一种审美、另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这些都不断滋养着他的创作灵感与精神世界。雨果一生酷爱绘画，对中国画更是尤为着迷。他反复揣摩中国家具和瓷器上的花鸟纹样，模仿中国画的用墨、泼墨、留白手法作画，还曾创作过一组“东方幻想画”，画中既有中国建筑、中国人物，也有东方园林，部分建筑上的铭文甚至特意模仿汉字形态，满含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诚然，雨果通过花瓶、瓷器、绘画、家具，以及旅行记和传教士的文字所搭建的“中国世界”，未必完全贴合真实的中国，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误读与浪漫化投射，但真正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从未到访过中国，却能从东方器物的细节和圆明园的残影中，敏锐地意识到那是另一种值得敬重的文化传统。这既彰显了这位文学巨匠对伟大文明价值的深刻感知力，也印证了中华文明跨越山海、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作者：袁 勇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