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Luna,今年二十四岁。在阿姆斯特丹,我的三围是95-60-90。”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点烟。

手指很细,指甲涂成暗红色。打火机按了两下才打着,火苗映在她脸上,我看见一双很老的眼睛。

那双眼睛不像二十四岁。

“你知道吗,”她吐出一口烟,“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词,叫‘标准商品’。”

她指了指自己。

“95-60-90,就是标准尺寸。橱窗里的模特身材。老板租给你的房间,灯光和镜子都是按‘标准商品’的要求布置的——照出来没有瑕疵,只有曲线。”

她叫Luna,罗马尼亚人。

二十一岁被带到阿姆斯特丹,今年第三年。

我们坐在红灯区旁边的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夜宵店里。晚上十一点,她刚下班。红色灯光从窗户缝隙漏进来,照在她脸上,像某种标记。

“你想象不到,”她笑了一下,“我第一次站到橱窗后面时,我哭了。”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那个灯光。”

她顿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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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灯光打在身上,你看起来没有毛孔,没有瑕疵,没有表情。你看起来不像一个人。你像一个……东西。”

“放在橱窗里的东西。”

她又吸了口烟。

“我站在那里,穿着比基尼。外面是运河,是游客,是拿着手机拍照的男人。他们看着我,像看一幅画。”

“不,像看一件商品。”

“一个标价50欧元的商品。”

我掏出录音笔,问她能不能录音。

她看了一眼,摇头。

“你可以记笔记,”她说,“但不能录音。我见过太多次了,有人录音,然后放到网上,然后你的人生就完了。”

我把录音笔放回口袋。

她似乎放松了一点,往椅背靠了靠。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什么都可以。”

“那从头说起吧。”

她掐灭烟头,又点了一根。

“我二十一岁那年,在老家,一个你肯定没听过的小镇。我爸喝醉了打我妈,我妈喝醉了打我。我每天放学回家,要先听他们吵架,然后收拾他们砸碎的东西。”

“有一次,我哥把电视砸了。”

“我坐在碎玻璃中间,想,我必须走。”

“怎么走的?”

“网上认识一个人。他说他在阿姆斯特丹,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当服务员,包吃住,一个月一千五百欧。”

“我当时觉得,天啊,一千五百欧。”

她笑了一下,笑容很短。

“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大巴。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接我,带我去‘看工作的地方’。”

“他带我走到这里。”

她朝窗外努了努嘴。

“德瓦伦。红灯区。”

“他说,你的工作是站到那个橱窗后面。不是服务员。是站街。”

“我说我不做。”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欠他多少钱。车费,中介费,办手续的钱。加起来八千欧。”

“他说,你站三个月,就还清了。”

“我站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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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八小时,三百双眼睛,十五分钟的打量。”

Luna的“工作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凌晨三点。

八个小时。

她站在一个大约四平方米的房间里,一面是玻璃,对着街道。

玻璃后面,是全世界。

“你知道站在那个橱窗里是什么感觉吗?”她问。

我没说话。

“像是动物园。不,比动物园还糟。动物园的动物至少还有笼子或玻璃隔开,人不能随便碰它们。”

“我没有玻璃。我可以被摸。”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

“每个晚上,大概有两三百个人从我面前走过。有些人看一眼就走。有些人会停下来,上下打量你,从头到脚,像在挑一匹马。”

“有些人会敲玻璃,问多少钱。”

“五十欧元,十五分钟。”

“这是我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我计算了一下。

三百个人,每人平均看三秒。

九百秒。

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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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五分钟里,他们打量她、估价她,然后转身离开。

“三秒,”她重复了一遍,“你知道三秒有多短吗?”

“短到他们根本看不清你的脸。”

“他们记住的不是我。是我的胸围,腰围,臀围。”

“95-60-90。”

“他们记住这三个数字。记不住我。”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有一次,一个男人敲了我的玻璃。他大概四十多岁,穿着西装,看起来很有钱。他看了我大概……五秒钟,比一般人久一点。”

“然后他说,你长得很像我女儿。”

“我说,那你还来?”

“他说,就是因为你像。”

“他进去了。”

“我们做了十五分钟。他全程闭着眼睛。做完之后他哭了,坐在床边哭了大概五分钟,然后穿上裤子走了。”

“走之前他给了我一百欧。”

“他说,谢谢你。”

“我不知道他谢什么。”

Luna掐灭了第二根烟。

“你知道吗,在那十五分钟里,我看着他哭,我突然觉得……我也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95-60-90的东西。”

“是一个人。”

“一个被人需要的人。”

她的眼眶红了。

但她没哭。

“你不哭吗?”我问。

“不哭,”她说,“在这里哭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哭了,妆会花。妆花了,就没有人敲你的玻璃。没有人敲玻璃,你就没有钱。没有钱,你就还不了债。还不了债……”

她没说完。

“怎样?”

“你就只能继续站。站更久。站到有人要你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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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们是合法的。但合法不代表被当成人。”

2000年,荷兰将性交易合法化。

Luna有执照。她定期体检,缴税,有社会保障。

听起来很好。

“合法有什么用?”她冷笑了一下。

“合法只意味着政府可以从你身上收税。阿姆斯特丹收19%的税。我每赚100欧,19欧给政府。”

“剩下的81欧,我要付房租。橱窗房间的租金,每晚150欧。”

“再扣掉保险、健康检查、避孕药、润滑剂……”

“最后到我手里的,大概30欧。”

“所以我要接多少客才能活下去?”

她自问自答。

“每天至少五个。五个才能覆盖成本。五个以上,才开始赚钱。”

“我开始的时候,一天接五六个。”

“二十一岁。”

“那些男人有的很老,有的很年轻,有的很胖,有的很瘦。有的很臭。”

“有一个男人,他有口臭。非常严重的口臭。他进来的时候我在想,天啊,我要怎么忍受十五分钟。”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数数。”

“一秒,两秒,三秒……数到九百,就结束了。”

“我每次都在心里数数。”

“数到九百,我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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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十五分钟的自由。”

她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吗,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化性交易的国家。很多人说我们很幸运,我们有法律保护,我们有警察巡逻,我们有警报按钮。”

“是,我们有警报按钮。就在床边。按下去,三分钟之内保安会来。”

“但你想过吗,按下去之后呢?”

“警察来了,把人带走。然后呢?”

“明天我还是要站在那里。”

“那个警报按钮,像一个安慰剂。告诉你,你很安全。但其实,没有人是安全的。”

她卷起袖子。

手腕上有疤痕。

“有一次,一个客人掐住我的脖子。我按了警报。保安来了,把那个人赶走了。”

“然后呢?”我问。

“然后,保安对我说,下次小心点。别惹客人生气。”

“别惹客人生气。”

她重复了一遍。

“这是我的错。”

“我惹他生气了。”

她把手腕放回去,袖子拉下来。

“所以我不按了。”

“那个按钮就在那里,但我不按了。”

“因为按下去了,问题也不会解决。只会让我看起来像‘难搞的那个’。”

“在这里,‘难搞的’赚不到钱。”

04. “这条街上,每个橱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而大多数故事,都开始于一个谎言。”

红灯区有大约300个橱窗。

每个橱窗后面,站着一个女人。

这些女人来自80多个国家。

东欧的最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摩尔多瓦。

“你知道我们怎么来的吗?”Luna问。

“大部分是被骗来的。跟我一样。网上认识一个人,说帮你找好工作。或者有亲戚在这里,说可以带你赚钱。或者有人借你钱,说你来这里还。”

“少数是自己来的。真的。有些人就是想做这行。觉得赚钱快,自由。我很佩服她们,真的。”

“但大多数人,不是。”

她低头玩打火机。

“我认识一个女孩,叫Elena。保加利亚人。她比我大两岁。她来这里,是因为她妈妈生病了,需要钱做手术。”

“她站了两年。”

“去年,她妈妈死了。”

“Elena那天晚上还在工作。她接了一个客人,出来之后看手机,看到她姐姐发的消息。妈妈走了。”

“她蹲在运河边上哭。”

“哭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她站起来,补了妆,继续站。”

“因为房租已经付了。那个晚上的房租是150欧,不退的。她不能浪费。”

“她跟我说,Luna,我现在连哭都哭不起了。”

“哭要花钱。”

Luna的眼眶又红了。

这次,她没忍住。

眼泪掉下来,她赶紧用手擦掉。

“我不能哭,我说了我不能哭。”

“妆会花。”

她从包里拿出小镜子,补了补眼线。

“你看,”她对着镜子说,“这就是我们。连哭都要挑时间。要算成本。”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算了一下,我过去三年接了多少客人。”

“大概……三千多个。”

“三千多个男人。”

“我记不住他们的脸。一个都记不住。”

“但我记得他们的味道。他们的手。他们喘气的声音。”

“有些人在做的时候会叫你名字。但他们叫的不是你的名字。他们叫你宝贝,甜心,亲爱的。或者更糟的,他们叫你妓女,婊子,母狗。”

“有一个人,他叫我‘罗马尼亚’。”

“他说,嘿,罗马尼亚,转过去。”

“我不是罗马尼亚。我是Luna。”

“但对他而言,我就是‘罗马尼亚’。”

“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性工作者。”

“一个95-60-90。”

“一个五十欧元的东西。”

05. “政府说要改造红灯区。他们想把我们赶走,让艺术家进来。”

2023年,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措施。

限制游客。关闭橱窗。改造街区。

政府说,红灯区需要“升级”。

需要更多“文化气息”。

需要吸引“高端游客”和“创意产业”。

“你听到了吗?”Luna笑了,“他们要吸引‘创意产业’。”

“性产业就不是产业吗?”

“我们每年给政府交多少税?几千万欧元。我们养活了多少咖啡馆、酒店、餐馆?游客来看我们,然后去吃饭,去喝酒,去买纪念品。”

“但现在他们说,你们太low了。你们影响市容。我们要把你们换成艺术画廊和设计师品牌店。”

“艺术家就比我们高级吗?”

“艺术家在画布上画裸体,就是艺术。我们站在橱窗里展示身体,就是低俗?”

“我告诉你,我见过那些‘艺术家’。”

“他们晚上来红灯区,喝醉了,敲我的玻璃,说,嘿,我要画你。你给我当模特,我给你钱。”

“我说,好啊,五十欧元十五分钟。”

“他说,不是那种。是艺术的。你不穿衣服,我画你。”

“我说,一样啊。我现在也不穿衣服。五十欧元。”

“他就骂我,说我不懂艺术。”

“去他妈的艺术。”

她骂了一句脏话。

然后突然安静了。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是在红灯区,而是在美术馆,穿同样的衣服——不,不穿衣服——站在那里,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是艺术品?”

“不会。”

“因为这里是红灯区。”

“红灯区的东西不是艺术。是商品。”

“而商品是可以被替换的。是可以被淘汰的。”

“政府说,我们要关闭橱窗。十年内关闭将近五百个。现在已经关了一百多个了。”

“关了之后呢?”

“那些女孩去哪里?”

“她们回去继续被老公打?继续还债?继续被蛇头控制?”

“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商品。商品不需要被安置。商品可以报废。”

她点起第三根烟。

手在抖。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叫Maria。她的橱窗被关了。政府把那个地方改成了一个设计师工作室。”

“Maria没有地方去了。她欠了蛇头的钱,还不上。她去找蛇头说,我没有橱窗了,我赚不到钱了。”

“蛇头说,那是你的问题。钱还是要还。”

“现在Maria在哪里?”

“我不知道。可能去了德国。可能去了比利时。可能……消失了。”

“每个月都有女孩消失。”

“没有人找她们。”

“因为她们不是游客。她们是‘商品’。”

“商品丢了,谁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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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他们记住我的时间只有三秒。但我记住的,是一辈子。”

凌晨一点。

夜宵店要关门了。

Luna站起来,穿上外套。

“你要回去了?”我问。

“嗯。明天还要上班。”

“你今天不接客了?”

“不接了。今天跟你聊了太久,耽误了。我今天只接了四个。不够。”

“四个还不够?”

“不够。房租150欧,税大概40欧,其他杂费20欧。四个客人,每个50欧,一共200欧。减去成本,我今天赚了……负十欧。”

“我还要倒贴。”

她笑了一下。

“没关系,明天多接几个。”

“明天是周六,人多。”

她往外走。

经过运河的时候,她停下来。

红灯映在水面上,整条运河都是红色的。

“你问过我,他们记住我的时间只有三秒,那我能记住他们多久?”

“一辈子。”

“我记住每一个。”

“每一个看过我的人。每一个碰过我的人。每一个骂过我的人。每一个在我身上哭过的人。”

“我都记得。”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起某一个人的脸。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但我记得他。”

“他会记得我吗?”

“不会。”

“他可能第二天就忘了。他可能第二天就去上班,去接孩子放学,去跟老婆吃饭。”

“而我会在这里。”

“继续站着。”

“继续被看。”

“继续被估价。”

“五十欧元十五分钟。”

她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什么?”

“有一天,我走进一家超市。我拿起一盒牛奶,付钱。收银员说,你好,一共1.5欧元。”

“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看我。没有人摸我。没有人问我多少钱。”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买牛奶的普通人。”

“不是95-60-90。”

“不是五十欧元。”

“不是标准商品。”

“是Luna。”

“一个叫Luna的女孩。她喜欢喝牛奶。她喜欢睡觉前听音乐。她喜欢……活着。”

“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她转过身,看着我。

“你会把我写下来吗?”她问。

“会。”

“你会写我的名字吗?”

“如果你想的话。”

“写吧。写Luna。罗马尼亚的Luna。”

“也许有一天,有人会读到。也许那个人会想,哦,她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橱窗里的东西。”

“也许他会记得,超过三秒。”

她笑了。

这次笑得很真。

然后她转身,走进红灯里。

红色的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绳子,一头拴着她,一头拴着那个四平方米的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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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Luna说,她还会再站两年。

攒够钱,她想开一家小小的面包店。

“在老家开。我妈喜欢吃面包。”

我问她,你恨你妈妈吗?她打你。

她沉默了很久。

“不恨,”她说,“她也是没办法。在我们那里,每个人都是没办法。”

“就像我现在。也是没办法。”

“但没关系。”

“至少,我还能选。”

“选什么?”

“选我晚上哭,还是早上哭。”

“选我笑的时候,是真笑还是假笑。”

“选我告诉你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看着我,眨了一下眼。

“你觉得,我告诉你的,是真的吗?”

我没回答。

她笑了。

“没关系。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完了。”

“你听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没有看表。”

“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说三个小时。大多数人不愿意听三分钟。”

“谢谢你。”

她转身走了。

红色灯光下,她的背影越来越远。

最后消失在运河的尽头。

那个晚上,我回去之后,查了一下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资料。

300个橱窗。

1000名性工作者。

平均每晚,有上万人经过那些橱窗。

平均每人停留三秒。

三秒。

一个眨眼的时间。

一个呼吸的时间。

一个95-60-90被记住的时间。

但Luna说得对。

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

听一个叫Luna的女孩。

听她说,她想买一盒牛奶。

听她说,她不想当商品。

听她说,她也是一个人。

这就够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