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吕仁礼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高台战斗》的回忆文章。
作为那场惨烈的高台保卫战的亲历者、幸存者，吕仁礼（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在这篇文章当中，对于高台保卫战时董振堂军长的情况有较多的介绍。
1936 年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吕仁礼所在的红五军（前身为红五军团，由宁都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改编而来，时任军长是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是杨克明）奉命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序列，肩负起打通国际通道、接应苏联援助的历史使命。
红五军从景泰出发，转战大靖、土门，绕过武威，于 12 月初进驻山丹县城。在山丹与马家军的拉锯战中，吕仁礼临危受命担任骑兵团团长，率领三百余名骑兵战士担负警戒与机动任务。
12月30日，根据西路军总部命令，董振堂军长率领红五军主力——39 团、45 团、骑兵团两个连及军部特务营共2800余人，连夜从临泽奔袭高台县城。
高台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临黑河，城墙高约10米，东西两个城门筑有坚固碉堡，是西路军西进的咽喉要地。当时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及民团共千余人，红五军趁着夜色发起突袭，经过一小时的激战，于1937 年元旦凌晨成功拿下高台，俘敌五百余人，部分民团接受红军改编，其余残敌向西逃窜。
占领高台的第三天，马家军就迅速调集两万余兵力包围县城，马家军主力屯于城西，其余兵力部署在东、南两面，企图切断与外面的联系。
马家军先用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随后发起连续冲锋，高台城墙下很快堆满了敌人的尸体，但敌人凭借兵力和火力的优势，仍源源不断地增兵施压。
更加严峻的是，此时红五军与西路军总部的联系彻底中断。军部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政委黄超（此人系张国焘的死党）留在了临泽，董军长虽多次派出人员化装出城送信，均一去不返。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董振堂军长军事素养极深，他当然非常清楚孤城难守，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若拖延下去必遭覆灭。
1937年1月6 日，董军长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果断下达突围命令：“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死守就是坐以待毙，必须趁敌人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从北门突围，渡过黑河向临泽靠拢！”
吕仁礼当即率领骑兵团战士在北城墙文庙附近开挖突围通道，战士们冒着严寒连夜作业，在城墙根部凿出一个高2米、宽1米的大洞，为了不被敌人察觉，特意留了一层薄土，只需用力一推便可打通。黑河河面已结冰，过了河就是北山，那里地形复杂，便于部队隐蔽转移。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夜幕降临发起突围。
而就在这时，红五军政委黄超从临泽派来的便衣通讯员送来一封急信。
董军长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紧急召集干部会议，当场宣读了信件：“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务必坚守待援，不得擅自突围。”
在当时红军部队的体制内，政治委员是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作为军事主官的董军长也无可奈何。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宁都起义弃暗投明的董振堂军长，虽然入党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党性却非常强。
沉默片刻后，董军长坚定地说：“既然是命令，我们就必须执行。誓与高台共存亡！”
吕仁礼回到骑兵团后，向战士们传达了死守的命令，全体指战员齐声高呼：“人在阵地在！与高台共存亡！” 随后，他们忍痛封堵了北城墙的突围洞口，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死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惨烈的高台保卫战中。
后来吕仁礼才知道，西路军总部的原始命令是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并非要求死守。
当时总部并不知晓高台的危急处境，直到截获马家军电报后才派骑兵师增援，但这支仅有五百余人的部队在途中遭敌重围，全体将士壮烈牺牲，未能抵达高台。
而黄超政委的这道死守命令，最终让红五军错失了唯一的突围机会。
据官修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一月）二十日，敌倾全力攻城，炮火猛烈，部队遭到严重伤亡，但全体指战员依然前仆后继，浴血苦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刺刀砍戳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同归于尽。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敌乃突入城内。
五军当即与敌逐街逐屋展开争夺，子弹、手榴弹打完，便以大刀、刺刀、石头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便用拳打、口咬。这样苦战十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并与主力联系被切断，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突围出来进入南山的部队，又被反动地方武装残害。
当董振堂军长牺牲的消息传来，党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评价董振堂：“他是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后，附上开国少将吕仁礼的简单介绍：
吕仁礼（1916-2011）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长，时任西路军红五军骑兵团长。后历任抗大区队长，山西决死纵队副团长、团长，第三军九师副师长，兰州军区炮兵第十五师师长。196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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