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诗被集中地收在《野草》一书中。在此之前，他已有试作，就是那篇《自言自语》（后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后来又写了一些散文诗，数量无多，没有专门成集，被安置在杂文集里。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在鲁迅的观念和用语习惯里，杂文集就是编年体文集的意思，其中并不全是后来通常所说的所谓“杂文”（或称杂感，即带有文艺性的议论文）。在鲁迅的杂文集里，固然以杂感居多，此外还有序跋、碑文、散文、随笔、轻性论文，甚至有译文，同时也就可以有散文诗。
例如《华盖集》中的《夏三虫》，其中说到跳蚤、蚊子和苍蝇这三种害虫：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
这种写法，正是诗艺中常见的“比兴”。
再如《准风月谈》一书中，颇有一些鲁迅后期的散文诗。1933年，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的时候，鲁迅为之提供了大量文稿，开始还能涉及时事，后来形势日益严峻，黎烈文请求作者们收敛一些，“从兹多谈风月”，以保存《自由谈》这块园地。而“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换了些笔墨和笔名，重新布局开张，一上来的一篇《夜颂》，就大有散文诗的意味：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正的大黑暗。
这是何等特别的风月谈啊。
再看稍后的《新秋杂识》，文章说“有两对蚂蚁在打仗”，而蚂蚁同蚂蚁不同：
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他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
鲁迅由此说到儿童教育之重要，说到战斗的批评家要关注儿童读物，“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毒饵”。此文也用了比兴之法，格局颇近于诗歌——当然也不尽相同，作者终于还是跑出来直截了当地发了一通议论。《准风月谈》里的散文诗，已经很带有些杂感的成分了。
散文诗并没有一定的规矩。其实即使是本来意义上的诗，也未尝不可以“以议论为诗”，当然不容易写得好。散文诗自然会有散文的成分，多发点议论无妨。鲁迅喜欢发议论。
散文诗是一种文体，杂文集是编辑文章的一种类型，即编年而非按文体来分类，这两者是可以相容或兼容的。
在鲁迅晚年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有一篇《半夏小集》，包括九则短文——鲁迅有时喜欢把若干短文编为一组，其中各则的写法可以不尽相同，除了杂感以外，也可以有近于散文诗模式的。其中第七则写道：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这里说起两类风格不同的动物，表达了作者对刚健壮观的欣赏和对于猥琐下作的鄙视，这正可以令人想到社会生活中的两派。
杂文集包含甚广，其中也可以有散文诗——读鲁迅的书，需认清这一点。
原标题：《《野草》以外的鲁迅散文诗 | 顾农》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题图来源：新华社概念图
来源：作者：顾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