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让美国民主面临“恺撒主义”风险，权力正越过规则不断个人化。
特朗普攻击其他国家，不尊重条约和国际法，无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不听取少数派意见，不尊重人的生命，以任意方式行使权力，随意任免助手，借助家人行使公共职能，并不断加剧公共空间的对立。该如何解释“特朗普现象”？
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同时看到多重因素：外部与内部因素、组织层面与个人层面因素、直接与间接因素，以及现实与历史因素。塞尔焦·法布里尼在其每周评论结集而成的新书《特朗普海啸：美国民族主义与欧洲》中，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分析。
首先要看到，美国是无可匹敌的军事超级大国。它在80个国家维持大约750个军事基地，军费开支占全球总额的38％，比其后9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其中也包括俄罗斯。这些数据引自芬兰现任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的一本重要著作《权力三角：从西方霸权到新的世界秩序》。
还有一个内部因素。早在1973年，历史学家、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顾问阿瑟·施莱辛格就在《帝王式总统》一书中指出，美国行政权力正在扩张。到了2010年，宪法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又在《总统的全部权力》一书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判断，指出宪法制衡机制正在继续被削弱。国会向总统作出的授权，也进一步扩大了总统权力，例如在贸易领域的授权，就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提供了条件。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还有第三个因素。过去五个世纪里，世界各国公共权力的发展史，始终伴随着一项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规则来约束权力，限制其权限，规定它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行使，并为其划定运行轨道。正因如此，公共权力——包括政治最高层行使的权力——才逐渐变得可以预期、可以控制。
但这条原则，也就是与“人治”相对的“法治”，在特朗普身上似乎并不成立。他把不可预测和临场起意变成了一种常态，这与英国君主一贯表现出的克制和庄重形成鲜明对比。
担任总统的特朗普，行事方式与大约40年前的地产商特朗普并无二致。1980年，为了在纽约市中心修建特朗普大厦，他拆除了原邦威特·特勒百货大楼上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雕塑。尽管他曾承诺把这些雕塑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最终仍将其毁掉。
在特朗普身上，公共权力的发展史仿佛出现了多次倒退，重新回到了权力个人化、任意使用、缺乏预设并依赖即兴决断的状态。其实，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人们就已经得到过这样的警示。从挪威前首相、后任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的回忆录《权力中枢：执掌北约十年》中，也可以看到相关印证。
他的行为方式，与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并没有太大不同。1848年，路易·波拿巴曾对一名助手说：“一个拥有我这个名字的人，一旦被推上权力高位，就必须做出大事，必须以其统治的辉煌震撼人心。”
所有这些因素和迹象，正在改变美国的宪制结构，也在颠覆一种长期流传于世界的美国形象。自1835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以来，美国民主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典范。如今，这一形象正在被倒转。
这也促使许多人重新审视美国民主史上那些带有“恺撒主义”色彩的先例：从安德鲁·杰克逊对待原住民时所使用的暴力，到亚伯拉罕·林肯对自由设置的限制，再到理查德·尼克松推动的总统权力扩张。安东尼奥·迪贝拉在《白宫的沙皇：过去的总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一书中，对这段历史作了梳理。
这说明，即便是最稳固的民主制度，也可能保留或滋生“恺撒主义”的空间和种子。如果一个国家在对外事务上的巨大权力，在国内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此人又不沿着法治所设定的轨道行事，那么当这三个因素叠加时，这种力量就可能像波浪一样外溢到其他领域。尤其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这种外溢会更加明显。比如对伊朗出口的封锁，就会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会波及欧洲。
从这些事态中，可以得出几条教训。
首先，民主宪制中著名的“制衡机制”并非不可绕过。特朗普在众议院436个席位中，原本只能稳固掌握135票。即便如此，他仍能表现得像“世界主宰者”之一，而他的对手眼下所能寄望的，似乎只有中期选举。
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曾提醒的那样，民主化进程之后，也可能紧接着出现“去民主化”进程。
再次，“恺撒主义”因素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制度之外，它也潜藏在民主制度的内部基础之中，因此必须始终保持警惕。最后，民主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平稳上升的直线，它同样会出现危险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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