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八辑（1988年4月），韩国成口述、刘凤权整理，原标题《抗美援朝时期的第二十九后方医院》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东北军区第二十九后方医院于1950年在桦南县建立，至1954年撤销，为医治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期间，我自始至终在该院从事政治工作，了解医院工作的基本情况。现在仅就我的记忆讲述出来，如有误差，请知情者指正。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战争爆发不久，战火就延烧到鸭绿江边，我国人民不能及时做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准备。于是，中共桦南县委根据松江省委的指示，于同年9月6日派县政府教育科长姜英华和我筹建东北军区第二十九后方医院。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未过江，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参战之前就要做好后勤保障的各项准备。
医院的番号是纳入东北军区后勤序列的，而实际工作却由地方政府来组织。筹建医院时确定，医院隶属于桦南县，经费由上级拨给，医护人员由松江省卫生厅调配，业务工作由省卫生厅领导，院址设在土龙山镇。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各项筹备基本就绪。10月11日，中共桦南县委任命姜英华为院长，我当组织干事（后为政治处负责人）。院部设有政治处、医务科、总务科。医务科科长是赵健，统计员是林德清（女）。医生有姚玉廷、胡家兴、王喜民、吴国巾（女）、藤玉晶（女），这五位都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护士有刘忠孝、张淑艳等10多人，是新从护士学校毕业的，他（她）们原定学期半年，实际上是由于紧急需要而提前三个月分配工作。护理员有孙庆林等20多人，是从桦南县各区抽来的农村青年。总务科长是赵强，会计是赵跃，管理员叫刘洪发，采购员叫张树林，炊事班有7名炊事员。全院工作人员共计50多人。医院的房屋分散在三处，合起来有40多间，其中，30间作病房，可以接收300名伤病员，大部分要住大饭铺，少数住床；另外10间房屋，是医护、行政人员办公室兼宿舍，以及伤病员和工作人员的伙房。这套设置，按照今天的后方医院标准来看，实在无法开展医疗工作；但和解放战争时期“家家作病房，人人当看护”的情况相比较，这条件还是好得多。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11月上旬，我院便接收了第一批伤病员，约200名。这天晚上，县委书记王再全坐镇，县长刘镇北亲自指挥，院长姜英华和我到火车站负责接收。当时正巧遇上寒流，气温突然降到摄氏零下30度，并且刮起了“大烟炮”。可是担架队员们一个个情绪高昂，精神抖擞，100多付担架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长途急行，将近百里的路程，从当晚10点多钟离开火车站，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就把伤病员送进了病房。这一路上，担架队员热爱“最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的朴素感情，是那样令人感动！他们轮流歇肩的时候，从怀里掏出冻硬了的苞米面饼子，一口一口地嚼着，胡子、眉毛都挂了霜，脸上还冒着热气；而且就在这样十分劳累的情况下，还要跑前跑后忙着给伤员掖被子，唯恐伤员受冻。另外的10多台敞篷大汽车，已在担架队之前安全到达。
伤病员一进病房，医生、护士便投入了紧张的救护工作。记不准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只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飞快，恨不得每一天能够多有几个钟点，好让伤病员早一天得到处置。还有一个小情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医生、护士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脱下衣服睡觉的，谁困极了，谁就合衣躺下打个盹，很快又起来继续工作。因此，大忙一过，院领导不得不赶紧督促大家洗衬衣。这批伤病员大部份是冻伤，手术量大。医院没有手术室，是在镇内邮局西侧路旁的一座草房里临时设置的，室内消毒后便上台作手术，医生、护士凭着一颗颗热爱伤病员的赤诚之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手术任务。
在伤病员得到及时处置的同时，医院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当时为伤病员规定的伙食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但我省粗粮较多，伤病员只能吃到40％的细粮，病房条件也有一些问题，以致伤病员意见很大。我们一方面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改善条件，另一方面便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向伤病员多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为此，我们成立党支部时，除了姜英华、赵强和我之外，还有伤病员中的共产党员为支委会成员，同时还成立了休养连，设伤病员连长、指导员、司务长和采买员各一人；并且成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这样，医院在土龙山镇坚持了半年左右，伤病员情绪稳定，保证了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医院设在土龙山镇，地处山区，虽然一旦遇上空袭，确便于疏散隐蔽的好处，但是交通不便，各方面也造成不少困难。因此，经松江省卫生厅和桦南县委决定，于1951年4月将医院迁到桦南镇，住进小黄楼及其附近的房屋，共计60多间房。同年下半年，医院工作人员增编，从原来的50多人增加到110多人。经费也有增加，并且是由东北军区直接拨给医院。这时候，伤病员的伙食标准较前提高了一倍，重伤病员的流质食物有牛奶、面包、饼干、鸡蛋糕儿和大米粥，轻伤病员的普通饮食也是全部细粮，每餐有肉；逢年过节，杀猪成席，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在一起会餐。此外，县政府还对伤病员实行了特别的关怀照顾，规定伤病员看戏、看电影一律免票入场。
医院搬迁之后，机构、设施和技术力量的配备得到了全面加强。院部设有一室、两科、一处，即：办公室、医务科、总务科、政治处。办公室专设一名秘书；医务科正副科长以下，设干事一名、统计员一名，统管医师、医助10多名，护士长、护士30多名，护理班长、护理员30多名，药剂师、药剂士和化验员8名；总务科科长以下，设总会计、会计、供给员、管理员、采买员和保管员各一名，下属食堂还有20多名炊事员；政治处负责人（相当于协理员）以下，设保卫干事、文教干事、文化教员和统计员各一人。医疗机构也分别设置了内科、外科、药局和化验室，内科有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1—15号病房，还有被服仓库；外科有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1—15号病房，还有消毒室、手术室、换药室和被服仓库。党、团组织也得到了加强。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由七名委员组成，下属两个分支部，即工作人员分支部和休养员分支部，共有党员60多名。团支部设兼职支部书记，共有团员50多名。
健全的机构，加上必要的设施和较强的技术力量，使医院的医疗工作明显加强。只就外科手术来说，手术室、洗手室和办公室共占10多间房子，器材、药品和毒麻药都不缺少，能做手术的医生就有五位，可以同时进行几台手术。当时的手术能力，除做一般外科手术而外，已经能做胃肠手术和阑尾切除术，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恢复健康的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伤病员纷纷恢复健康的时候，在旧军队司空见惯的“伤兵闹事”的事情，也在我院个别伤病员身上发生了。有一次，三名伤病员乘火车去佳木斯为食堂买菜，返回途中在列车检票时，他们说是正在算帐而不出示车票，与列车员发生了口角，并且打了车长。列车抵达桦南站，他们又找车长寻衅，一名伤病员自己失脚，绊倒在车门口，硬说是被车长打伤，纠缠不休，致使火车晚点20多分钟。火车开走后，他们又找车站“算帐”，并且派人回院发动伤病员，要砸火车站。医院政治处闻讯后赶紧拦挡，安抚下不明真象的伤病员。然后，一面报告上级，一面进行细致的调查，弄清了实际情况。最后，将一名带头闹事的伤病员送交军法处，判处了徒刑。
医院接收的伤病员分批入院又出院。在土龙山镇接收两批，大部分是冻伤，多数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治疗就出院了；迁到桦南镇后，又接收了10来批，多数是炮弹伤，也有肺结核、肺气肿、胃病之类的慢性病，一般两、三个月也出院了，有些是转往上级医院。出院的伤病员多数重返前线，少数由省安置转业或复员。在医院任务最重的1953年，病床增加到500张，原有的房舍容纳不下，由我带领姚玉廷、吴国巾等医生和护士，另辟一个住院处，设200张病床，单独成立一个休养连。我原来担任的政治处的工作由省里派来的王士民担任，并正式任命为协理员。
1953年7月27日，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那年年末，我们医院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我们计算一下，从建院到结束，共接收伤病员2000名左右，其中有六名营、连级干部，其余都是排、班干部和战士。在中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援朝这场举世瞩目的伟大斗争中，我作为一名地方干部，有幸参加东北军区第二十九后方医院的工作，和全院的同志一道完成收治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的任务，并且把这段史料留给后人，我感到光荣，感到安慰。
（原注：桦南县政协供稿）
资料来源：
《佳木斯文史资料》第八辑（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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