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已一年有余，全球政治秩序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重构。对于欧洲各地形形色色的激进右翼力量和民粹主义政党（本文将之统称为“欧洲新右翼”）而言，特朗普的回归被视为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不仅在心理上打击了欧洲自由派精英的士气，也为欧洲各国新右翼力量提供了某种外部的正当性。在反全球化、反移民、捍卫传统价值观以及反对“觉醒文化”等议题上，欧洲新右翼与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强烈的共鸣。
然而，当特朗普2.0政府将“美国优先”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时，欧洲新右翼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对他们而言，特朗普主义不再仅仅是大西洋彼岸的意识形态灯塔，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具有强权政治色彩的帝国主义。这种基于强权即公理的单边主义和交易型外交，不仅直接威胁到欧洲国家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也让欧洲新右翼推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口号显得空白和无力。特朗普2.0时代，欧洲新右翼正面临尴尬的境地：他们既是MAGA意识形态浪潮在欧洲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又正在成为MAGA地缘战略和经济胁迫的最大受害者。特朗普主义对欧洲新右翼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当下欧洲新右翼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捍卫本国利益与迎合跨大西洋右翼联盟之间，欧洲新右翼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特朗普难题”。
2026年1月9日，意大利举行年终记者会，总理梅洛尼表示，在很多问题上，她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包括格陵兰岛问题。她称，国际法应当得到捍卫，一旦规则被打破，所有人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从意识形态共享转向政治与行动协同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任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更多是出于不可预测的交易型商人思维，那么特朗普2.0政府则展现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具有强烈意识形态驱动的“后自由主义”特征。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美国政府2025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 2025）中，该文件不仅彻底重塑了美欧关系的底层逻辑，也为美欧右翼的联动提供了全新的官方框架。NSS 2025在威胁认知上发生了根本性转移，不再将中国和俄罗斯等视为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全球主义精英”，并声称欧洲正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政策导致的“文明抹除”的严峻前景。在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文明论”叙事中，欧洲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和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不仅不是美国的盟友，反而是破坏政治自由和国家主权的“敌人”。
基于这一逻辑，NSS 2025公然打破了不干涉盟国内政的外交禁忌，明确提出美国将致力于在欧洲国家内部“培养抵抗力量”，以对抗欧洲当前的主流政治轨迹。文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机构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那些与MAGA运动理念相通的“欧洲爱国政党”（即极右翼政党）。这标志着美欧右翼联动进入了一个系统性干预的新阶段，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共享转向政治与行动上的协同。
在具体操作层面，美国新右翼精英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深度介入欧洲政治。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不仅严厉批评欧洲国家压制言论自由和右翼声音，还公开会见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呼吁打破对该党的“政治隔离墙”。与此同时，科技巨头马斯克利用其社交平台X公然为选择党背书，甚至指责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声称“只有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此外，诸如传统基金会等美国保守派智库频繁派代表团访问欧洲，与法国国民联盟等欧洲极右翼势力举行会谈，试图将“2025计划”（由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一份为共和党总统系统性重塑联邦政府的行动指南）的蓝图输出到欧洲。
欧洲新右翼也积极响应这一联动趋势，加速在欧盟框架内的政治集结。在欧洲议会中，它们已重组为三大阵营，包括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为首的“欧洲保守和改革”党团、由法国国民联盟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欧洲爱国者”党团，以及由德国选择党主导的更加激进的“欧洲主权国家”党团。欧尔班和梅洛尼等人试图利用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绕过欧盟委员会，在移民政策、能源贸易等关键议题上直接与华盛顿达成双边交易，从而在欧盟内部确立自身的特殊地位。
美欧右翼联盟间多重裂痕凸显
然而，这种基于反建制、反移民和反“觉醒文化”的跨大西洋右翼联盟，其实建立在一个脆弱的悖论之上：美国新右翼在输出文化认同的同时，正在以极度利己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剥削欧洲。特朗普对欧洲商品挥舞关税大棒，直接损害了欧洲极右翼政党所依赖的工人和农民选民的利益；其要求欧洲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则让梅洛尼等执政者陷入了削减国内福利的政治困境。这种基于狭隘国家利益的联动逻辑，正在为美欧右翼的蜜月期埋下定时炸弹。
如果说关税和军费问题还在常规的跨大西洋利益博弈范畴内，那么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领土野心，则彻底引爆了欧洲新右翼的“特朗普难题”。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特朗普主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本质，更在欧洲新右翼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何为爱国”的深刻信仰危机。
特朗普2.0政府以重申“门罗主义”为名，将格陵兰岛视为美国的天然战略延伸，试图通过经济胁迫乃至军事威慑的手段进行收购或吞并。美方首席顾问史蒂芬·米勒关于“我们是超级大国，就按超级大国的样子行事”的表述，与欧洲新右翼关于“民族国家平等”的逻辑产生了直接的碰撞。对于德国选择党等以主权为政治合法性基石的政党而言，默许这种对欧洲领土的觊觎，无异于在选民面前承认自己是华盛顿的附属国。魏德尔对美方的公开抨击，也反映了欧洲新右翼在捍卫自身民族尊严与崇拜特朗普强权逻辑之间的两难困境。
对于欧洲新右翼而言，格陵兰岛危机也成了一块试金石，将其对美国霸权的态度撕裂成了不同的阵营。第一类是转向“欧洲主权”的抗争派。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的反应最具代表性。此前将特朗普称作“自由之风”的他，迅速转变立场，怒斥特朗普企图夺取格陵兰岛是对“欧洲国家主权的直接挑战”。他明确表示：“当一位美国总统利用贸易压力威胁欧洲领土时，这就不是对话，而是胁迫。”这一表态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欧洲核心的极右翼政党在面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时，首次将“欧洲主权”置于优先位置。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试图从民族自决权的角度劝诫美国新右翼，认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尊重格陵兰岛人的自决。
第二类是陷入两难的务实妥协派，以梅洛尼为代表。梅洛尼试图在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走钢丝，一方面积极迎合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叙事，成为唯一出席其就职典礼的欧洲大国领导人；另一方面，面对本国高达145%的政府债务和对欧盟复苏基金的依赖，她根本无力满足特朗普提出的5%的国防开支要求。格陵兰岛危机和巨额关税威胁让她意识到，无论意识形态多么契合，美国在榨取欧洲利益时绝不会对右翼盟友手软。她的“务实大西洋主义”正在被特朗普的霸凌手段逼入死角。
第三类是放弃主权底线的极端附庸派。在德国选择党及周边极右翼知识分子中，爆发了一场令人咋舌的辩论。虽然魏德尔迫于国内压力首次对特朗普提出了批评，但以马丁·塞尔纳和戈茨·库比切克为代表的极端思想家却抛出了“人口结构比主权更重要”的惊人论调。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实现驱逐移民、保持种族“同质化”的目标，哪怕德国或欧洲彻底沦为美国的“白人附属国”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宁要族群，不要主权”的逻辑，旨在为追随特朗普霸权提供合法性。
格陵兰岛危机和特朗普关税大棒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欧洲民意对特朗普的极度反感正在向极右翼选民蔓延。民调显示，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有18%至25%的极右翼选民将特朗普视为“欧洲的敌人”，甚至有近半数的极右翼选民支持向格陵兰岛派遣欧洲军队以对抗美国。这表明，当真正的民族尊严受到外部强权践踏时，“让美国再次伟大”与“欧洲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美欧右翼之间因特朗普的帝国主义做派而产生的裂痕，不仅揭示了所谓右翼联盟的内在悖论，更迫使欧洲新右翼在未来的政治道路上做出极其艰难的战略抉择。它们要么在换取权力的过程中逐渐淡化其民族主义内核，沦为华盛顿在欧洲的战略代理人；要么坚持基于主权的民族主义，在关键的领土与经贸议题上对华盛顿说“不”，从而面临被特朗普阵营抛弃的风险。
跨大西洋右翼联盟的裂痕也表明，极端爱国主义本身具有排他性，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不可避免会在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中发生碰撞。对于欧洲新右翼而言，未来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如何配合特朗普赢得所谓“文化战争”，而在于如何在维护民族国家的尊严与成为超级大国附庸的诱惑之间，界定属于欧洲自身的民族主义内涵。欧洲新右翼仍然有待证明，他们是特朗普阵营在欧洲的代理人，还是能够真正捍卫欧洲文明和利益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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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严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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