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迈入了从“借鉴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关键转型期。作为一门深植实践、因应时代的学科，社会学立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鲜活场域，以“两个结合”为指引，致力于生成融主体性、内生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治理理论话语。
理论根基与主体性建构
很长一个时期内，学术界偏好采用西方主流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模式来分析中国社会，导致理论阐释与中国经验实践之间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张力。十年来，社会学界对这一路径依赖开始系统性反思，并力图开展元理论层面的深度重构。比如，“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的提出，就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的重要解释变量纳入社会治理结构之中，不仅揭示了政党在政治引领、社会整合与组织动员中的独特作用，而且更加精准地捕捉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层运行逻辑。此外，社会学界还充分挖掘“礼治”“德治”等本土治理资源，并将其与现代治理架构进行创造性融合，产生了很多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这种植根于“两个结合”的理论探索，有效突破了西方教条式的认识论困局，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在知识生产中的议程设置权与范式主导权。
在元理论重构进程中，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三个互为前提的核心特征：主体性、内生性与世界性。主体性表现为对西方理论依附的自觉摆脱，在研究议程设定、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范式等方面重建学术自主性。内生性表现为扎根中国治理田野——从网格化管理、应急动员、脱贫攻坚等鲜活的制度实践中提取概念原型，形成“在地生成”的知识生长机制。世界性则表现为立足本土经验、回应人类普遍性治理困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凝练具有跨语境启发意义的分析工具，参与全球治理知识的竞争与对话。三者有机统一，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研究逐步超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纠缠，迈向一种既具本土文化根基又具理论可迁移性的新知识形态。
概念创新与范式转型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生命力的核心在于原创性概念的生成与中层理论集群的构建。过去十年，一批内生于中国实践的治理概念渐次浮现，并开始凝聚为若干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框架。比如，“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一个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它超越了行为层面的“多元共治”叙事，凸显了一种新的社会团结形式和机制，并彰显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伦理。围绕这一标识性概念衍生出诸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项目制治理”“嵌入式引领”等一系列社会治理领域的相关概念，共同搭建起了观察和分析中国基层治理转型的理论工具箱。可以说，这些概念并非对外部经验的转译，而是基于中国丰富的田野观察与案例追踪，完成了从“经验叙事”到“机制抽象”的理论跃迁，彰显出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生产的纵深与质感。
与概念创新相伴随的是研究范式的深层转型。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治理的研究呈现出从单一量化分析或碎片化个案呈现逐步转向“实践逻辑导向+中层理论建构”的范式融合态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深入城乡社区与基层治理场景中，依托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在社会治理实践的动态流变中捕捉理论知识的生长点。而且，研究方法体系也在持续迭代中不断完善。比如，计算社会学、网络分析、多主体仿真等新方法开始引入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显著提升了对复杂社会系统运行状态的识别与预警预判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融合的方法论体系不仅夯实了研究的科学根基，更通过数智技术实现了从“经验归纳”向“预测干预”的范式跃升，为解码超复杂社会系统的运行逻辑提供了全新认知图景，也极大增强了回应复杂治理场景的韧性。
知识生产与实践场域的双向赋能
十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主动对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无论是脱贫攻坚中的驻村帮扶与资源下沉，还是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社区动员与韧性响应，抑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中的制度创新，学术分析均在第一时间介入场域，展开理论提炼与反思性观照。反过来，丰富的治理实践亦为理论创新持续供给经验质料。例如，“不确定性风险治理”这一新兴范式的萌生，正源于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深度洞察。研究者意识到，建基于确定性预设的传统风险管控模式已不敷应对，必须转向一种更具包容弹性与适应能力的治理思维。这种“实践探索—理论抽象—政策反馈—再实践”的螺旋式循环，使社会治理研究不再囿于书斋玄思，而成为推动治理变革的一种积极的智识力量。
更为深层的意涵在于，这一循环过程本身即表征着一种内生性的知识生长机制：理论在实践检验中持续修正，实践在理论观照下获得反思性提升，二者共同形塑了一个自我迭代、动态演化的知识生态。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不仅增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穿透力，也为其持续的范式创新注入了源头活水。
回望十年历程，中国自主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构建已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逻辑贯通的体系雏形，涌现出一批原创理论成果，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研究议题也从零散分布走向系统整合。然而，深层挑战依然存在：部分核心概念尚待进一步凝练与体系化，理论命题之间的逻辑衔接仍显松散；国际学术话语权相对薄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尚未根本改观；跨学科实质性协同仍显不足，难以充分应对数字时代愈发复合化的治理议题。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四个向度上持续用力。一是深化理论创新，聚焦共同富裕、数字治理、老龄社会等关键议题，推动原创性概念与核心理论的系统整合，强化中层理论之间的逻辑勾连。二是加速方法迭代，积极吸纳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的前沿成果，构建智能化、动态化的研究工具体系，同时坚守并发挥质性研究在机制揭示上的独特优势。三是强化话语建设，主动介入全球治理理论对话，以具有学理深度的方式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切实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学术能见度与影响力。四是倡导学科交融，打破学科分割的制度壁垒，构筑多学科协同攻关的研究矩阵，以应对愈发复杂的治理挑战。
总之，近十年是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自主构建的关键时段。我们正在逐步超越依附型知识生产的旧有模式，构建起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石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以学术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担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亮 刘翔英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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