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给女厂长开车，她问我为什么三十了还不结婚，我说穷，她沉默半天道：“那你看我行不行？”我愣道：“你这是演的哪出啊？”
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错了。
车厢里安静得能听见发动机怠速的声音。宋慧茹坐在后排，侧着脸看窗外，手指轻轻叩着皮质的座椅扶手。我透过后视镜偷偷瞄了她一眼，那件深蓝色的女士西装外套衬得她肩线笔直，短发别在耳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三十五岁的女人，在这个年纪就能当上县纺织厂的厂长，整个安县都找不出第二个。
“对不住啊宋厂长，我这人嘴笨，不会说话。”我赶紧找补，手心都冒汗了。
她转过头来，目光落在后视镜上，正好和我偷瞄的眼神撞在一起。
“你刚才说穷，”她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食堂吃什么一样随意，“穷怎么了？我爹当年娶我妈的时候，穷得连床像样的被子都置不起，不也过了三十多年？”
我没接话。这话没法接。
我叫周明远，今年三十整，在县纺织厂开了三年车。说是开车，其实就是给厂长当专职司机，接来送往，端茶倒水，偶尔帮忙搬搬货。一个月工资一百二，扣掉吃饭和寄回老家的钱，兜里剩不下几个子儿。
厂里人都知道宋慧茹不好伺候。她做事雷厉风行，开会从不废话，批评人从不留情面。去年有个车间主任报表数据造假，她当着全厂中层的面把报表摔在桌上，吓得那人冷汗直流，第二天就交了辞职报告。背地里有人叫她“铁娘子”，也有人叫她“宋青天”，意思是说在她手底下干活，糊弄不过去。
可她对我不错。
这三年，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有时候加班晚了，她还让食堂给我留饭。去年冬天我感冒发烧，她看见我脸色不好，硬是让我回宿舍躺着，自己开车去的市里开会。
但这话她今天说出来，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宋厂长，”我清了清嗓子，“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这条件，配不上您。”
“配不配得上，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她这句话说得不紧不慢，语气里甚至带着点笑意，可我听在耳朵里，心却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喘不上气。
车子拐进了厂区大门，门卫老赵看见车牌号，早早把铁门推开，站在路边敬了个不标准的礼。我把车停在办公楼前面，熄了火，没敢回头。
“你先别急着回答我。”宋慧茹推开车门，一只脚踏在地上的时候停了一下，“明天我要去市里谈一笔订单，早上六点半出发，你开。”
“好。”我说。
她下了车，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的声音越来越远。我坐在驾驶座上，手还握着方向盘，指节捏得发白。
这算怎么回事？
我周明远这辈子没想过这种好事。不是我不想娶媳妇，是实在娶不起。老家在隔壁苍县农村，爹妈种了一辈子地，供我读到初中毕业就再也拿不出钱了。我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饭馆端过盘子，后来托亲戚关系考了驾照，才进了纺织厂开车。
家里还有个弟弟，今年二十四，刚说好一门亲事，女方要三千块彩礼，再加三金。爹妈把压箱底的钱全掏出来，还不够，上个月写信来，问我能不能凑五百块寄回去。
我把自己攒的那点钱全寄了，兜里就剩三十多块钱，吃饭都要算计着花。
三十岁不结婚，在村里就是说出去丢人的事。每次回老家，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问我怎么还不找个对象。我妈更急，去年过年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抹眼泪，说“明远啊，你再不结婚，妈怕是等不到抱孙子那天了”。
我能怎么办？我也想结婚，可我拿什么结？就凭我一个月一百二的工资，在县城连间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更别说养家糊口了。
可宋慧茹不一样。
她是厂长，是整个安县最有本事的女人。听说她男人几年前生病走了，没留下孩子，她一个人撑着。厂里效益不好的时候，她顶着压力搞改革，得罪了不少人，可硬是把厂子从倒闭边缘拉了回来。
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看上我？
我摇了摇头，推开车门去后勤还车钥匙。路过车间的时候，机器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发疼，工人们三班倒，一刻不停地赶订单。这厂子上下三百多号人，全靠宋慧茹一个人撑着。
她挺不容易的。
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狠狠掐了自己一下。人家再不容易，也轮不到你来心疼。你一个开车的，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明白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洗漱完换上干净的白衬衫，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提前二十分钟把车开到宿舍楼下等着。六点半整，宋慧茹准时出现，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手里提着公文包。
我下车给她开门，她坐进去后说了句：“先吃早饭，我知道前面有家包子铺不错。”
“我吃过了。”我说。
“吃的啥？昨晚剩的馒头？”
我没吭声。她怎么知道的？
“别装了，”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袋递过来，“我妈包的饺子，芹菜猪肉的，还热着。趁路上吃。”
我接过来，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保温袋外面套着塑料袋，系了个死扣，我费了好大劲才解开。打开盖子，热气冒上来，饺子的香味扑鼻而来。
“好好开车，别边吃边开。”她坐在后排说。
“知道。”
车子上了省道，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路上车不多。我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捏饺子吃，芹菜很脆，肉馅咸淡刚好，比食堂的包子好吃多了。
“好吃吗？”她问。
“嗯，好吃，跟店里卖的不一样。”
“我妈包的，我从小吃到大。你要是喜欢，以后让她多包点。”
又是“以后”。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接话。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昨天的事，你想了吗？”
“什么事？”我装傻。
“别装。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一紧张就装傻，跟个大尾巴狼似的。”
我被她说得哭笑不得。这女人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平时在厂里不是挺端庄的吗？
“宋厂长，”我想了半天措辞，“您别为难我了。我这人没啥出息，您跟着我是吃苦受累，不值当。”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跟你吃苦受累？”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就是不想一个人过了？也许我就想找个踏实的人，不用多有钱，不用多有本事，只要对我好就行？”
我的眼睛盯着路面，可脑子里全乱了。
“我那情况，您是知道的，”我说，“家里穷，弟弟还没结婚，爹妈身体也不好，我每月工资大半都得寄回去。您跟着我，不光享不了福，还得跟着填坑。”
“填坑怎么了？”她说，“我又不是没填过。当年我男人生病那两年，我填了多少坑？厂里发不出工资那会儿，我四处求人借钱，哪个坑不比你这大？”
她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些：“周明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年三十五了，一个人过了三年，实在是过够了。我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一起过日子。你这个人，我观察三年了，踏实，本分，不偷奸耍滑，不对我说假话，这就够了。”
车子拐进一个弯道，我减了速，后视镜里看见她低头摆弄着手指，露出一截细白的手腕，上面戴着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
“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回答我，”她抬起头，对着后视镜里的我说，“你再想想，想清楚了再说。不着急，我等得起。”
到了市里，她要去谈生意的单位在城西，我把车停在大院门口等她。她下车前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就推门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车里，点了根烟，看着烟雾在挡风玻璃前慢慢散开。
晚上回到厂里，我把车停好，正准备走，传达室的老刘头叫住我：“周师傅，有你一封信，老家来的。”
我接过信，心里一沉。上次寄钱回去快一个月了，也没收到回信，不知道家里出啥事了。
信是弟弟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很多年没好好读书，字都写不周正了：
“大哥，家里出了点事。上个月说的那门亲事黄了，女方嫌咱家穷，彩礼加到五千，拿不出来就不嫁了。爹气得高血压犯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花了三百多，现在好多了，你别担心。妈让我跟你说，要是有合适的，你就找一个吧，别光顾着家里，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要紧。妈还说，她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让你别太省，多吃点肉，别把身体搞坏了。”
信纸皱皱巴巴的，上面有几个水渍，不知道是谁的眼泪。
我把信折好塞进口袋，在传达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深秋的风刮过来，带着一股凉意，吹得梧桐树叶子哗哗响。
老刘头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我脸色不对，问：“咋了？家里出事了？”
“没啥事，”我说，“刘叔，给我倒杯水。”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我捧在手里，热气扑在脸上，眼睛有点酸。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信上那些字，一会儿是宋慧茹在车里说的那些话。
我想起三年前刚来厂里的情形。那时候我在劳务市场蹲了好几天，也没找到活干。有个老乡跟我说纺织厂招司机，我就去试了。面试那天是宋慧茹亲自面的，她问了我几个问题，看了看我的驾照，又让我开了段路。
“你以前给谁开过车？”她问。
“给一个私营老板开过半年，后来他生意黄了，我就出来了。”
“跑了多少公里了？”
“几万公里吧，没细算过。”
她点了点头，转过头跟人事科长说：“让他试试吧。”
就这么简单，我就进了厂。后来我才知道，来应聘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关系比我还硬，可她偏偏选了我这个没关系没背景的。
这几年，她把我从一个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逢年过节还多发我一份福利。我之前以为她是看我老实肯干，现在想想，也许从那时候起，她就在打量我了。
可我真的能答应她吗？
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是因为我不敢。我这个人，这辈子没几样东西能拿得出手，唯一剩下的就是这点脸皮和自尊。要是真跟她好了，厂里的人会怎么说？肯定会说我是攀高枝、吃软饭，说宋慧茹瞎了眼，找了个没出息的司机。
我自己无所谓，可她呢？
她一个女人，在这个位子上本来就不好干，要是再背上这种闲话，以后还怎么管厂？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那之后好几天，我都有意无意地躲着宋慧茹。能不出车就不出车，实在躲不过去了，上车下车也只说正事，绝不多说一句闲话。
她知道我在躲她，也没说什么，只是每次下车前都会看我一眼，那眼神不怨不恨，就是有点难过。
到了第四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泡面吃，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厂里的会计李春梅，四十多岁，人送外号“李大嘴”，不是因为嘴大，是因为嘴碎，什么消息到她嘴里，用不了半天就能传遍全厂。
“周师傅，”她笑嘻嘻地站在门口，“宋厂长让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啥事啊？”我问。
“那我哪知道，”她眼珠子转了两圈，“不过我刚才去的时候，她脸色不太好看，你可小心点。”
我换了件干净衣服，往办公楼走。厂区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车间还亮着灯，轰隆隆的机器声响个不停。办公楼在三楼，我上去的时候，房门没关严，透出一道黄黄的光。
我敲了敲门。
“进来。”她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推门进去，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堆文件，旁边放着半杯已经凉了的茶。她换了件深灰色的毛衣，头发散下来搭在肩上，比平时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柔和。
“坐。”她指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没敢看她的眼睛。
“周明远，”她开口了，语气不像往常那样干脆利落，而是有些迟疑，“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特别不检点？”
“不是！”我赶紧摆手，“我没那个意思，真的没有！”
“那你这几天躲着我干什么？”她盯着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你就直说，我宋慧茹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还在强撑着，“你要是不愿意，就当那天我没说过那些话，以后你还是专心开你的车，我不会给你穿小鞋，你放心。”
“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我急了，“宋厂长，我……”
“你能不能别叫我宋厂长了？”她突然提高声音打断我，“我叫宋慧茹，你就不能叫我名字吗？”
我愣住了。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她低下头，伸手揉了揉太阳穴，像是很累的样子。
“周明远，”她声音轻下来，“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我身边不是没男人，有些人图我手里的权力，有些人图我兜里的钱，有些人就是觉得一个寡妇好欺负。可你不是，你不会因为他们说你两句好话就飘飘然，也不会因为看我脸色就拍马屁。你就是你，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踏踏实实。”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你别觉得是在拖累我，我这辈子吃的苦够多了，不在乎再多一点。我只是不想再一个人了，你明白吗？”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塌了。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想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憋出一句：“慧茹。”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好看，不是平时那种客气的笑，不是应付场面的笑，而是真的开心，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那种笑。眼角的细纹微微皱起，像秋天湖面上泛起的涟漪。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的人，突然看见前面有一道光，不是刺眼的那种，是柔和的，温暖的，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
“你还没吃饭吧？”她站起来，“我带了饭盒，食堂打的，还有两个馒头，你将就吃点。”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铝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蒜苔炒肉和炒白菜。她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双筷子和一个搪瓷碗，倒了碗热水。
“你咋知道我还没吃饭？”我接过筷子。
“你这几天每天都吃泡面，真当我看不见？”她白了我一眼，“身体搞垮了谁给我开车？”
我低头扒饭，蒜苔炒得有点老，肉也少，可这顿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她站在办公室门口送我。走廊尽头有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头发飘起来。她裹紧了毛衣，对我说：“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六点半，老地方。”
“好。”我说。
我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冲我摆了摆手。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老天爷不是不眷顾我，只是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
可事情要是真这么顺当，那就不叫过日子了。
好日子没过多久，闲话就来了。最先传开的是李大嘴，她那天去宋慧茹办公室送报表，正好撞见我在那儿吃饭，回去就跟别人说我俩“关系不一般”。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三天，全厂都知道了。
传的话很难听。有人说我是靠女人上位的，有人说宋慧茹是饥不择食，还有人说我是故意接近她，图她的钱和权。
我走在厂区里，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工友，现在见了面也躲着走，好像我身上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有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排队的时候前面是机修车间的老张，我跟他打招呼，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扭头就走。
我端着饭盒找位子坐，刚坐下，边上的人就端着饭盒走了，好像我得了传染病一样。
“周师傅，”食堂的打菜师傅看着我，叹口气，“你别往心里去，那些人就是嘴碎，过阵子就好了。”
“没事，王师傅，”我笑了笑，“我习惯了。”
可我心里清楚，这些闲话不光冲着我来的，更是冲着宋慧茹去的。她是厂长，是女的，是寡妇，这些身份加在一起，本来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现在她跟我一个司机好上了，那些人就跟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可劲地糟践她。
我受不了这个。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约了宋慧茹在厂后面的河堤上见面。秋天的河堤上，芦苇已经枯黄了，风一吹，沙沙沙地响。河水瘦下去一大截，露出灰黑色的河床，几只白鹭在水边站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她穿了件军绿色的棉袄，围了条灰色的围巾，看起来跟村里的小媳妇没什么两样，谁也想不到她是管着三百多号人的厂长。
“慧茹，”我开门见山，“厂里的闲话你听到了吧？”
“听到了，”她蹲下来，拔了根芦苇在手里绕来绕去，“耳朵又没聋，怎么可能听不到？”
“那你咋想的？”
“咋想的？”她把芦苇折成两截，抬起头看着我，“我要是怕人说闲话，当年就不敢接这个厂长了。周明远，你是不是想跟我说，算了，别搞了，咱俩不合适？”
我不吭声。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我面前，仰着脸看我。她比我矮半个头，要仰着才能看到我的眼睛。
“我跟你说过，我等得起，”她说，“可你不能因为别人说两句闲话就自己打退堂鼓。你要是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那咱们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我不是扛不住，”我说，“我是怕连累你。你是厂长，名声要紧。”
“名声？”她笑了一声，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周明远，你以为我现在名声有多好？他们背地里叫我什么你不知道？‘铁娘子’也好，‘宋青天’也好，那不过是怕我。一个女人在这个位子上干，不管做得多好，在有些人眼里都是不正经。我早就想开了，与其顾及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声，不如找个踏实的人好好过日子。”
她伸出双手，抓住我的胳膊，手很凉，指尖微微发白：“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
河堤上的风吹得更大了一些，芦苇丛哗哗地响。远处有放羊的老汉赶着羊群从田埂上走过，鞭子在空中甩出一声脆响。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期盼，有不安，有倔强，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愿意。”我说。
她笑了，那笑容像是冬天里突然开了朵花，好看得不像话。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消息传回老家，第一个炸锅的是我妈。
那天我正在厂里擦车，传达室老刘头喊我接电话。那时候厂里只有传达室有一部电话，平时接个电话跟打仗似的，好几个人排着队。
“明远！”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尖得能穿透听筒，“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对象了？”
“妈，你听谁说的？”
“你二姨说的！她说你在厂里跟你们厂长搞对象，是真是假？”
我心里一沉。我二姨嫁在县城边上，跟厂里一个临时工是邻居，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是真的。”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妈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你疯了？！你们厂长比你大五岁，还是个寡妇，你找她干啥？”
“妈，人家挺好的，你别这么说。”
“好什么好？！”我妈急了，“你找个黄花大闺女不行吗？找寡妇干啥？传出去多丢人！你让你弟弟以后还怎么找对象？”
“妈，你讲点道理行不行？”
“我不讲道理？”她声音发抖，“周明远，你要是敢娶那个寡妇，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电话“啪”地挂断了。
我拿着听筒愣了半天，老刘头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周师傅，没事吧？”
“没事。”我放下电话，走出传达室，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秋天的傍晚来得很早，天边最后一抹晚霞也快散尽了，厂门口的梧桐树落了一地叶子，风吹起来，卷着落叶在地上打旋。
我知道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可没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
一个星期后，我妈亲自来了。
她坐了三个小时的班车，从老家赶到县城，又打听了半天才找到厂里。我正在值班室擦方向盘，听见外面有人喊“周明远”，出去一看，我妈站在厂门口，背着个蛇皮袋，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妈，你咋来了？”我赶紧跑过去。
“我咋来了？”她一把甩开我的手，“我不来，你是不是就要把那个寡妇领回家了？”
厂门口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我脸上烧得慌，赶紧把她拉到一边：“妈，你别在这儿吵，有啥话回去说。”
“回哪儿去？回你宿舍？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正拉扯着，一辆黑色轿车从厂里开出来，在我们面前停下。车窗摇下来，是宋慧茹。
她看了我妈一眼，然后看着我：“周师傅，这位是？”
“这是我妈。”我说。
宋慧茹推开车门下了车，整了整衣领，走到我妈面前，鞠了个躬：“阿姨好，我叫宋慧茹，是周明远的……同事。”
我妈上下打量着她，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看穿一样。
“你就是那个女厂长？”
“是。”宋慧茹不卑不亢。
“你多大？”
“三十五。”
“比我儿子大五岁？”
“是。”
“你男人呢？”
“过世了，走了三年了。”
我妈冷笑一声：“你要是想找男人，城里多的是，你找我儿子干啥？他就是个开车的，没出息，配不上你。”
“阿姨，”宋慧茹的声音不急不慢，“我看上的就是他这个人，跟他的工作没关系。”
“你看上他什么了？”我妈盯着她，“看上他老实好骗？”
这话说得太不客气了，我忍不住拉了我妈一把：“妈！”
“你别拉我！”我妈甩开我的手，眼圈已经红了，“我养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对我？娶个寡妇回家，你让村里人怎么看你？怎么看咱们家？”
“阿姨，”宋慧茹依旧很平静，“您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我想说的是，周明远是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您要是不放心，可以多了解了解我，别光听别人说的那些闲话。”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宋慧茹的鼻子说：“我不用了解你！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要是还有点脸，就别再来缠着我儿子！”
说完她扭头就走，蛇皮袋在背上颠得一晃一晃的。我追上去拉她，她回头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那巴掌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可更疼的是心里。
宋慧茹站在后面，没有说话，也没有追上来。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车旁边，脸色发白，嘴唇微微颤抖，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有我自己的影子——那种被人当面拒绝、当面羞辱，却说不出一个字反驳的无力感。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跟我妈吵了一架。
她坐在我床上，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丢人，没出息，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
我一句话都不想说。等她说累了，我才开口：“妈，弟弟的婚事黄了，那是人家嫌咱穷。现在我自己找了个对象，你不问人家好不好，不问我过得好不好，就因为她是个寡妇，你就不同意？寡妇怎么了？寡妇就该一辈子不嫁人？妈，你也是个女人，你设身处地想想好不好？”
我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爸住院花了三百多，那是谁寄的钱？是我。弟弟的彩礼凑不够，是谁寄的钱？也是我。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的钱，大半都寄回家了，我自己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穿厂里发的劳保服，省下来的钱全给了家里。妈，我对得起这个家，对得起你们。可我的日子，我也想自己做主。”
我妈开始抹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说不出话。
我没哄她，把话说完：“你要是愿意留下来住两天，我去给你安排住的地方。你要是非逼着我跟她散了，那我就只能跟你说句对不起了。”
那天晚上我妈在宿舍里住下了，我找了个值班室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发现她走了，床头柜上放着一袋煮鸡蛋和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你是大人了，你自己做主吧。鸡蛋是自家鸡下的，记得吃。”
鸡蛋还是热的。我拿了一个在手里焐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天我照常去给宋慧茹开车。她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睛有点肿，像是没睡好觉，或者哭过。她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我妈走了。”我说。
她沉默了一下：“还生气吗？”
“气总会消的。”
她没再问了。车子在省道上开着，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甜甜软软的，跟这灰蒙蒙的天一点都不搭。
“慧茹，”我叫她名字的时候还是不习惯，总觉得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扛不住，怕我妈一直不同意，怕以后日子过不好。”
她从后排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手还是凉的，可拍在肩上的力道很稳。
“怕，”她说，“可再怕也得往前走。周明远，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那你就不值得我等这么久。”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了下去。
闲话还在传，我妈虽然没有当面反对了，可逢年过节回家，亲戚们的眼神也够我受的。弟弟周明辉倒是挺支持我，私下跟我说：“哥，我觉得那个女厂长挺好的，你有福气。”
“啥福气？”我苦笑，“人家厂长，我司机，差距在那儿摆着呢。”
“差距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弟弟嘿嘿一笑，“哥，你别想太多，先把日子过好再说。”
到了年底，宋慧茹跟我说，想把事情定下来。
“定下来？”我愣住了，“你是说……”
“领证。”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吃面条，头都没抬，好像说的不是结婚，而是明天要开什么会一样。
“你确定？”
“我确定。”她放下筷子看着我，“周明远，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咱们在一起也有小半年了，你要是觉得我还行，那咱们就领证。你要是还在犹豫，那就算了。”
“我没犹豫。”我说。
“那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领证那天是腊月十八，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们俩去县民政局，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填表，照相，盖章，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办完了。
出了民政局大门，她从包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
“这是啥？”
“我在县城买了个小院子，两间房，不大，但够住了。以后你不用再住宿舍了。”
我看着那把钥匙，钥匙柄上缠着红绳，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上个月。”她说，“用的我自己的钱，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我攥着那把钥匙，钥匙硌在手心里，有微微的疼，“慧茹，谢谢你。”
“谢什么？”她白了我一眼，“以后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说谢谢。”
搬家那天，机修车间的老张和食堂的王师傅来帮忙。老张之前也躲着我，可后来知道我俩真在一起了，反而释然了，私底下跟我说：“周师傅，我觉得宋厂长这人不错，你别听那些人瞎咧咧，他们都是吃饱了撑的。”
院子在县城西街的一条巷子里，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门前有棵槐树，夏天应该很凉快。两间正房一间偏房，还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铺了砖，角落里长着一丛月季，大冬天的还开着几朵花，红艳艳的，看着就喜庆。
宋慧茹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了新窗帘，铺了新床单，连厨房里的碗筷都是新买的。她妈也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话声音轻轻的，跟我妈完全是两个样。
“你就是小周啊？”老太太上下打量我一番，点点头，“挺好的，我闺女眼光不错。”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好好过日子，”老太太拉着我的手，“慧茹这个人脾气硬，要是说了啥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有事儿两个人商量着来，别吵架。”
“阿姨您放心，我不会跟她吵的。”我说。
“叫妈。”老太太瞪了我一眼。
“妈。”
老太太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这就对了。”
新婚的日子过得简单又踏实。我每天早上开车送她去厂里，晚上接她回来。有时候她加班，我就在车里等着，收音机放着歌，车窗上结一层雾气，我在雾气上写字，写她的名字，写完又抹掉。
她问我写的啥，我说没啥。
“骗人，”她说，“我都看见了，你写我名字。”
“你怎么看见的？”我奇怪了，她在楼上办公室，怎么可能看得见？
“有人告诉我的。”她抿着嘴笑，不肯说谁告诉她的。
后来我才知道，传达室的老刘头每天晚上都会在厂里巡查，看见我在车里等着，就在车窗上写字，第二天一早告诉宋慧茹。这个老刘头，看着老实巴交的，心眼儿贼多。
日子过得顺当，可好景不长。
开春以后，厂里出了大事。一笔大订单出了问题，客户嫌产品质量不过关，要求退货赔款。这笔订单是厂里上半年的主要收入来源，要是真赔了，厂子就得面临停产的危险。
宋慧茹那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圈，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半夜还在办公室打电话。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我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旁边默默把后勤工作做好。
有一天晚上，她回来的时候快十二点了，我给她下了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她坐在桌前吃面，吃着吃着突然眼泪掉下来，掉在碗里，和面条搅在一起。
“怎么了？”我吓坏了，“出啥事了？”
“没事，”她擦了擦眼泪，“就是太累了。周明远，你说我是不是没本事？是不是我当不好这个厂长？”
“谁说的？”我蹲下来看着她的脸，“我跟你说，你是这个县最有本事的女人。你要是当不好，没人当得好。”
她破涕为笑，打了我一下：“你就会说好听的。”
“我说的是实话。”我认真地看着她，“慧茹，你要是累了，就别硬撑着。厂子倒了可以再起来，你要是倒下了，我怎么办？”
她愣了一下，然后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指尖冰凉，眼睛里有泪花在打转。
“周明远，”她说，“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就是嫁给你。”
最后那笔订单的事情还是解决了。宋慧茹跑了三天，跟客户反复沟通，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客户同意补货不退货，厂里承担一部分损失。虽然还是亏了钱，但总比全赔强。
经历过这件事，宋慧茹在厂里的威望反而更高了。那些之前说她闲话的人，这会儿也闭了嘴，毕竟谁都看得见，是她一个人扛着厂子往前走。
可家里的事就没这么容易解决了。
我妈虽说嘴上不说反对了，可心里还是一百个不乐意。每次我回老家，她都不提宋慧茹，好像这个儿媳妇不存在一样。我提了，她就岔开话题，脸色也不好看。
有一次我带着宋慧茹回老家，我妈看见我们进门，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妈，慧茹来看你了，还带了东西。”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两瓶酒，一盒点心，还有一块布料。
我妈看了一眼，没接，转身进了厨房，丢下一句：“来了就坐吧，饭还没好。”
宋慧茹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僵了僵，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她把东西放在桌上，对我说：“我去帮阿姨做饭。”
“别去了，”我拉住她，“我去。”
厨房里，我妈正在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砰砰响，像是在出气。
“妈，”我站在厨房门口，“你就不能对她好点？”
“我对她咋了？”她头都没抬，“我不是让她坐着了吗？”
“你那个脸色，谁看不出来？”
“我就这个脸色，”她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拍，“你爱看不看！”
我深吸一口气，压着火说：“妈，她是你的儿媳妇，不是仇人。你再不喜欢她，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吧？”
我妈这才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红了：“我给我儿子留面子，谁给我留面子？村里人都笑话我，说我儿子娶了个寡妇，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我说。
“你少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妈抹了把眼泪，“我不跟你说了，你出去，别耽误我做饭。”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气氛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我爸一声不吭，我妈也不说话，只有弟弟周明辉在旁边打圆场，一会儿说菜好吃，一会儿说厂里的活累不累。
宋慧茹一直面带微笑，不卑不亢，该倒茶倒茶，该递菜递菜，对我妈的态度一点不放在心上。倒是我妈被她这态度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最后吃完饭，破天荒地说了句：“碗放着吧，我来洗。”
回去的路上，我握着方向盘，歉疚地说：“委屈你了。”
“有啥委屈的？”她坐在副驾驶上（自从领证后她就不坐后排了），把脚翘在仪表台上，大大咧咧的，“你妈那个年纪的人，想法改不了，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你倒是想得开。”
“不想得开怎么办？”她侧过头看着我，“跟你离婚啊？”
我被她这话噎住了，半天说不出话。她看我的表情，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逗你玩的，”她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看你那个样子，跟吞了个苍蝇似的。”
我也笑了。这个女人，在外面是铁娘子，在我面前就是个没正形的丫头片子。
可日子不会一直这么顺心。
没过多久，弟弟周明辉的婚事又有了眉目。这次说的是隔壁村的一个姑娘，叫张桂兰，二十岁，人长得周正，家里条件也一般。彩礼要了三千块，三金另算，加在一起小五千。
爹妈把家底掏空了也不够，我寄回去的钱也全填进去了，还是差一千多。弟弟写信来，不好意思明说，但字里行间都透着为难。
我把信给宋慧茹看了。她看完把信放在桌上，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这事儿不该让你为难，”我开口了，“这是我家里的事，按理说不应该……”
“什么你家我家的？”她打断我，“咱们是两口子，你弟弟就是我弟弟。差多少钱？”
“一千二。”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看了看，递给我：“先取两千吧，剩下的留着你弟结婚用。”
我看着那个存折，上面是她的名字，余额清清楚楚写着三千七百多块钱。我知道这些钱是她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存起来预备不时之需。
“慧茹……”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别婆婆妈妈的，”她把存折塞到我手里，“赶紧去取，别耽误了你弟的婚事。”
我拿着存折去邮局取了钱，给弟弟汇过去。回来的路上，我在县城街上走了很久，看着路边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春天是真的来了。
弟弟结婚那天，我和宋慧茹回老家喝喜酒。我妈这次态度好了很多，见着宋慧茹虽然还是不冷不热的，但至少没有甩脸子。倒是宋慧茹，忙前忙后地帮忙招呼客人，比我还像个正经亲戚。
晚上闹洞房的人散了，我们两口子住在我原来那间屋里。屋子不大，床也窄，两个人挤在一起，翻身都费劲。
“你弟媳妇不错，”宋慧茹背对着我躺下，“看得出来是个踏实过日子的。”
“嗯，”我说，“比咱妈年轻时候强。”
她翻过身来看着我：“你这话说的，好像你见过咱妈年轻时候似的。”
“听我爹说的。”
她笑了一声，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明远，你说咱俩以后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以后，会不会也像你爸妈那样，吵吵闹闹一辈子？”
我想了想：“吵吵闹闹也正常，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只要不记仇就行。”
“那你以后不许跟我记仇。”她说。
“那你也不许跟我记仇。”我说。
“行。”她伸出手小指，“拉钩。”
我笑了，三十岁的大男人拉钩，说出去让人笑话。可我还是伸出小指，跟她勾在一起。
她的手指很细，指节分明，指甲剪得整整齐齐。那是一双干活的手，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手。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她说完这句话，把手缩回被窝里，过了一会儿，又伸出手来，在我手背上轻轻掐了一下。
“疼。”我说。
“怕你不记得。”
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
弟弟的婚事办完，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宋慧茹把厂里的事务理顺之后，轻松了不少，每周至少能休息一天。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在县城里转悠，去菜市场买菜，去河边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
日子虽然平淡，但我知足。
可老天爷似乎总是不愿意让人过得太平顺。
那年秋天，我爸突然病倒了。
消息是半夜传过来的。弟弟在电话里声音发抖，说我爸起夜的时候摔了一跤，送到镇卫生院，大夫说可能是脑溢血，让赶紧往县医院送。
我和宋慧茹连夜赶到县医院，在急诊室看见我爸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脸色灰白，眼睛半睁着，嘴歪向一边，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我妈坐在床边，哭得像个淚人儿一样。弟弟弟媳妇也在，满脸的惶恐和无措。
宋慧茹二话不说，跑去办了住院手续，又找大夫问了病情。大夫说要先做CT检查，确定出血量才能决定治疗方案，检查费加住院押金先交八百。
我妈一听这个数字，脸都白了。弟弟刚结婚，手头一分钱都没有，我上个月的工资大半也寄回去了，身上就剩几十块钱。
“我去取。”宋慧茹说完就走了。
我妈看着她的背影，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
那天晚上，我爸被确诊为脑溢血，出血量不大，不用手术，但需要住院观察至少半个月。宋慧茹交了所有的费用，还专门找了个护工照顾，怕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住院的那半个月，宋慧茹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有时候带饭，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在那儿坐一会儿，陪我妈说说话。
我妈的态度在这半个月里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从最初的客气，到后来能跟宋慧茹聊几句家常，再后来，有一次宋慧茹加班没去医院，我妈竟然主动问我：“她今天咋没来？”
“厂里忙。”我说。
“忙就忙吧，”我妈顿了顿，“她这个人，其实也不错。”
我听到这话，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
我爸出院以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要拄拐杖，说话也不太利索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弟弟弟媳妇又要种地，我就跟宋慧茹商量，想把爸妈接到县城来住。
“县城的房子不大，怕是住不下。”宋慧茹说。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想想办法。”
她想了半天：“要不这样，咱们把现在住的院子卖了，换个大的。我知道城东有个院子，三间正房，还有个大院子，价格也合适，就是地方偏了点。”
“那个院子要多少钱？”
“大概三千多块吧。咱们现在这个院子卖了，能卖两千出头，我再添一千，应该够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个院子是她买的，是她辛辛苦苦攒钱置下的，现在要卖掉，就为了接我爸妈过来住。
“慧茹，你对我太好了，好得我都不知该咋办了。”
“你是我男人，”她看着我，眼神认真又柔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爸妈就是我爸妈。别分那么清楚。”
我们很快把那套小院子卖了，又在城东买了套大点的。搬家那天，宋慧茹忙前忙后，把最好的那间朝阳的房间收拾出来给老人住，还特意去买了新棉花，弹了两床厚被子。
我妈第一次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雪白的墙，簇新的窗帘，床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上还放了个暖水袋。
“这是给我和你爸准备的？”我妈声音有点发飘。
“嗯，”宋慧茹笑了笑，“也不知道阿姨您习惯啥颜色，窗帘就挑了个素花的，要是不喜欢，随时可以换。”
我妈走进房间，摸了摸被子，又摸了摸窗帘，转过身来，突然拉住宋慧茹的手，眼泪就掉下来了。
“慧茹，”我妈叫她的名字，这还是头一回，“我以前对你不好，对不住你。”
“阿姨您别这么说，”宋慧茹的眼圈也红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天晚上，我妈破天荒地主动做了顿饭，还特意炒了宋慧茹爱吃的蒜苔炒肉。吃饭的时候，她不停地给宋慧茹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你太瘦了，以后怎么生娃？”
宋慧茹脸一红，偷偷看了我一眼。
我装作没看见，低头扒饭。
生活好像终于走上了正轨，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妈开始催生。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旁敲侧击，说什么“隔壁邻居家添了个大胖小子”“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再晚就不好生了”之类的话。后来见我们没反应，就越来越直接，当着全家的面问宋慧茹：“你们到底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宋慧茹每次都笑着说：“阿姨，不着急，先把厂里的事情理顺再说。”
“理顺理顺，啥时候才能理顺？”我妈不依不饶，“你都三十六了，再等几年就更不好生了。”
我知道宋慧茹心里不好受，可她从来不表现出来。只是在晚上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她会抱着我的胳膊不说话，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很久很久都不动。
有一次我问她：“你想要孩子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想。”
“那咱们要一个。”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期待，也有犹豫：“可我这年纪，怕是不容易怀上。”
“试试呗，”我说，“怀不上就怀不上，没有就没有，咱俩好好过也一样。”
她没说话，把脸重新埋回我肩膀上。
后来的事情，像是老天爷故意要考验我们一样。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宋慧茹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我们偷偷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宋慧茹的体质偏寒，加上年纪偏大，受孕的几率确实不高，但不是没有可能，建议我们继续尝试。
可尝试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我妈从最初的着急，变成了焦虑，又从焦虑变成了埋怨。她不敢当着宋慧茹的面说，就私下跟我说：“你说她是不是不能生？要是真不能生，咱老周家的香火不就断了吗？”
“妈，你胡说什么呢？”我压着火，“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总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试管婴儿？那得花多少钱？”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有我们呢。”
我妈撇撇嘴，不说话了，可那表情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还是不满意。
日子在这种无声的压力中一天天过去。宋慧茹表面上还是那么坚强，可我知道她私下里偷偷哭过很多次。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身边，披衣服出去找，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光照在她身上，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
“慧茹。”我叫她。
她赶紧擦了擦眼泪，回过头来笑了笑：“你怎么醒了？”
“你哭了。”我走过去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没哭，”她说，“风大，迷了眼。”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院子里坐了很久，谁都没说话。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又一颗一颗地暗下去。
“周明远，”她突然开口，“如果我真的不能生，你会不会后悔娶我？”
“不会。”我说。
“真的？”
“真的。”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轻轻说了一句：“要是我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在想，如果早几年遇见，她也许还年轻，也许还能生孩子，也许就不用承受这些压力。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日子还得过。
厂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宋慧茹的精力大半都用在了工作上，我妈的催生压力虽然还在，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密集了。我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可命运总爱在人以为安稳的时候，突然给你一巴掌。
那年冬天，厂里出了件大事。
一个车间主任，叫孙德胜，是厂里的老人，跟宋慧茹一直不对付。这人仗着自己是老厂长的亲信，在厂里拉帮结派，宋慧茹上台以后他处处掣肘，明里暗里使绊子。
他抓住了宋慧茹之前那笔订单亏损的事，联合几个中层干部，向上级打了一份报告，说宋慧茹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要求上级派人来调查。
这事儿一出来，厂里炸了锅。
宋慧茹那几天脸色很差，我知道她不是怕调查，她是心寒。她为这个厂付出多少，只有我知道。当年厂子差点倒闭的时候，是她在银行门口排了一整天的队去贷款；工人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是她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垫上；为了跑订单，她一年到头在外奔波，累得胃出血住过两次院。
现在，有人为了私利，要往她身上泼脏水。
“查就查，”她对我说，“我不怕查，就怕调查的人被他蒙蔽了。”
“要不要我帮你做点什么？”我问。
“你帮不了，”她摇摇头，“这事儿你不用管，安心开你的车。”
可我能不管吗？
那段时间，我悄悄留意着孙德胜的动静。这人三天两头跟厂里的几个中层在外面吃饭，不是在这个饭馆就是在那个酒楼。有一次我送宋慧茹去市里开会，回来的时候在县城最大的酒楼门口看见了孙德胜的摩托车，他正跟几个人从里面出来，满身酒气，勾肩搭背，好不风光。
我把这事告诉了宋慧茹，她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他这是在拉拢人，想孤立我。”
“能不能查出点啥？”我问，“比如他有没有啥经济问题？”
宋慧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些惊讶，好像在说“你怎么想到这了”。
“我就是琢磨，”我说，“这人要是正大光明的，犯不着天天请人吃饭。”
宋慧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调查组来了。一行四个人，领头的是县工业局的一个副局长，姓刘，四十多岁，戴个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一看就是个不好对付的主。
他们查了三天账，问了十几个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慧茹在订单亏损事件中存在管理失职，但不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建议给与行政警告处分。
这个结果，对宋慧茹来说不轻不重，但对她的威望是个打击。孙德胜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想让宋慧茹难堪，想在厂里重新树立自己的势力。
那段时间，宋慧茹明显消沉了很多。她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那阵子更是沉默，回到家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动都不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就坐在她旁边，陪她一起发呆。
“周明远，”有一天她突然开口，“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
“哪失败了？”
“哪儿都失败，”她说，“工作上被人算计，家里又生不出孩子，我好像啥都做不好。”
我拉着她的手，认真地看着她：“慧茹，你别这么想。工作上的事，那是有小人使坏，跟你没关系。孩子的事，更不是你的错。你要是钻这个牛角尖，那就真的啥都做不好了。”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你要是觉得累了，就别干了，”我说，“咱们不当这个厂长了，回家种地也饿不死。”
她苦笑了一下：“不当了？我要是真不当了，那不是正中孙德胜的下怀？”
“那就跟他斗，”我说，“你怕他？”
“我不怕他，”她摇摇头，“我是烦他。跟他斗，太累了。”
“那就不斗了？”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斗，为什么不斗？他越是看我不顺眼，我越是要干下去。我就不信，一个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工人，还能输给他这种小人？”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又有了光，那种倔强的、不服输的光。我看见那道光，心里踏实了。
这个女人才是我认识的宋慧茹。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长了。
宋慧茹没有直接跟孙德胜翻脸，而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厂里的关键岗位换成了自己的人。她不动声色，不打草惊蛇，等孙德胜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边那些所谓的“盟友”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孙德胜最后在厂里待不下去了，自己递了辞职报告，灰溜溜地走了。临走那天，他在厂门口站了很久，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看这个他待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有些不甘心吧。
宋慧茹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他的背影，什么话都没说。
我从后勤领了新买的茶叶，给她泡了一杯，放在桌上。
“你说，”她端起茶杯，却没喝，“我是不是太绝情了？”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说。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
“跟你学的。”我笑了笑。
她也笑了，茶杯里的热气氤氲开来，模糊了她的眉眼。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妈做了一桌子菜，说是要庆祝宋慧茹打赢了这场仗。吃饭的时候，我妈又提起了孩子的事，不过这次语气缓和了很多。
“慧茹啊，”她说，“你们要是不想生，那就别生了，我跟你爸也想开了。现在医疗条件好，你们健健康康的就行，有没有孩子无所谓。”
宋慧茹放下筷子，认真地说：“妈，我们不是不想生，是暂时还没怀上。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妈还想说什么，被我爸拉住了。他中风以后说话不利索，但还是能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大概是在说“别说了”。
饭后，我和宋慧茹在院子里坐着。月光很好，照得满院子都是银白色的，墙角那丛月季开了花，红得很艳，在月光下看着像是镀了一层霜。
“你妈今天说的话，你听见了吧？”宋慧茹说。
“听见了。”
“她终于想开了。”
“嗯。”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可我还在想。”
“想什么？”
“想生孩子的事。”
我侧过头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脸比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老了一些，眼角多了些细纹，嘴角的法令纹也深了，可在我眼里，她还是那个三十多岁、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坐在车里问我“那你看我行不行”的女人。
“慧茹，”我说，“咱们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吧。要是能治就治，要是治不了，咱就认了。不管有没有孩子，我都跟你过一辈子。”
她看着我，月光在她的眼睛里碎成了星星。
“好。”她说。
后来我们去省城检查了好几次，吃了大半年的中药，折腾得够呛。宋慧茹喝中药喝得直皱眉，我说要不别喝了，她不干，说再苦也没有当年厂子快倒闭的时候心里苦。
也许是老天爷看我们太不容易了，终于在第二年春天，有了好消息。
宋慧茹怀孕了。
那天早上她从厕所出来，手里拿着验孕棒，手都在抖。我正在院子里刷牙，她走过来，把验孕棒举到我面前，上面清清楚楚两道杠。
“这是……有了？”我嘴里还含着牙刷，说话含混不清。
“有了。”她的声音也在抖。
我把嘴里的泡沫吐掉，不顾满嘴的牙膏味，一把抱住她，抱得很紧很紧。
“你轻点，”她在我怀里说，“别把孩子挤没了。”
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消息传回老家，我妈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当天就杀了只老母鸡炖上，非要送到县城来。弟弟周明辉也打了电话来，说嫂子有福气，大哥终于要当爹了。
宋慧茹怀孕那段日子，是我们结婚以来最幸福的时光。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但精神头却越来越好。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把厂里的事情渐渐交给了副手，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吃饭，按时散步。
我妈从老家搬了过来，专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两个曾经水火不容的女人，现在好得跟亲母女似的，看得我都吃醋。
“你看啥看？”我妈瞪我，“我照顾我儿媳妇，你看着不顺眼？”
“顺眼顺眼，”我赶紧说，“您照顾得比我好。”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宋慧茹在县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六斤八两，白白净净的，哭声特别响亮。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都在抖。她那么小，那么软，像一团棉花一样缩在我怀里，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嘴巴一张一合，不知道在找什么。
“长得好丑，”我傻笑着说，“像谁？”
“像你。”宋慧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笑容很满足。
“不像我，我比她好看多了。”
“你臭美吧。”她笑着骂我。
我妈从产房外面冲进来，一把抢过孩子，嘴里念叨着：“我的乖孙女，奶奶看看，长得真俊，跟奶奶年轻时候一个样。”
“跟你一个样？”我说，“妈，你这脸皮比城墙还厚。”
我妈瞪了我一眼，不理我了。
那一年，是一九九年。
后来想想，那大概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安排。我这辈子没啥出息，就是个开车的，可我从没觉得低人一等。因为我有一个好媳妇，有一个可爱的闺女，有一个虽然吵闹但终究团圆的家庭。
这些，比什么都值钱。
孩子取名的时候，宋慧茹说叫“周念”，念念不忘的念。我问她念什么，她说念以前的苦日子，也念以后的好日子。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就叫周念。
周念一天天长大，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爬了，会站了，会走了。她第一次开口叫“爸爸”的时候，我正在擦车，听见她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宋慧茹笑话我，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啥。我说你不懂，这是当爹的心情。
周念两岁那年，纺织厂改制了，从国营变成了股份制。宋慧茹辞去了厂长的职务，买了一些股份，当了个闲散的股东。她说她累了，想歇歇，好好带带孩子。
我们搬了一次家，在县城边上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有个大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还有一片菜地。我爸的身体好了一些，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了。我妈在菜地里种了各种蔬菜，吃不完的就送给邻居。
日子过得慢悠悠的，像县城外那条河里的水，不急不躁，安安静静地流着。
有时候黄昏时分，我会抱着周念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一点暗下去。宋慧茹从屋里端出切好的西瓜，放在小桌上，然后挨着我坐下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爸，”周念仰着小脸问我，“你跟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我想了想，说：“你妈让我给她开车，开久了，就把我扣下了，不让我走了。”
“不让你走了？”周念眨巴着眼睛，“那你不开车了吗？”
“开，”我笑着说，“开了一辈子，到现在还没下车呢。”
宋慧茹在我肩膀上重重敲了一下，嗔道：“跟孩子瞎说什么呢？”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细嫩了，指腹上有茧子，那是这些年干家务活磨出来的。可握在手里，还是那么踏实。
“慧茹，”我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当初问我那句话。”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哼了一声：“我问你什么了？”
“你说那你看我行不行。”我说。
她脸一下子红了，红了半天，才小声说了一句：“都多少年了，还记着呢。”
“忘不了，”我说，“这辈子都忘不了。”
晚风吹过来，桂花树的叶子沙沙响。天边最后一抹晚霞也散尽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
周念在我怀里睡着了，小嘴巴微微张开，呼吸均匀而安稳。
我把她抱进屋里，放到小床上，盖上毯子。出来的时候，宋慧茹还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上的星星。
“周明远，”她说。
“嗯？”
“这辈子跟你，我不亏。”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揽住她的肩膀。
“我也不亏。”我说。
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
桂花要开了。
作者：符生说事
这世上哪有什么配不配，只有愿不愿意。愿意陪你吃苦的，愿意跟你扛事的，愿意在你最狼狈的时候还拉你一把的，那就是对的人。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别让别人的嘴，毁了自己的幸福。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看完周明远和宋慧茹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你身边有类似“门不当户不对”却过得很好的夫妻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故事。
愿你也能遇见那个愿意陪你走完这一生的人，不计得失，不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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