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 我叫林敏，今年四十一岁，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儿子小峰十四岁，去年初二下学期开始不对劲。

> 一开始他只是说头疼、肚子疼，隔三差五请假。我以为他装病逃课，骂过他好几次。直到班主任发来一段视频——课堂上，小峰突然用圆规尖扎自己的手臂，一下，两下，三下，血顺着胳膊往下淌，他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像在扎一块木头。

> 我冲进学校医务室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校服袖子卷到手肘，小臂上密密麻麻全是新旧交叠的伤口。我抓着他的手，浑身发抖。他抬起头看我，眼神空得像一口枯井，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妈，我心里有个洞，什么快乐都漏掉了。”

> 那天我带他去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量表、脑电图、问诊，一套下来，医生在病历上写下：中度抑郁发作，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建议立即干预、休学。

> 诊断书拿回家那天晚上，小峰爸陈建国坐在沙发上看了半天，最后把纸往茶几上一拍：“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抑郁，我小时候天天挨揍，怎么没见谁抑郁？我看就是游戏打多了，手机收了就好了。”

> 我跟他吵了一架。但吵完之后，我还是辞了三分之二的项目，开始带着小峰跑医院。

> 半年过去了。药换了一种又一种，副作用让小峰胖了三十斤，脸肿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他不再出门，窗帘永远拉着，房间像一座坟。我试过所有能试的办法——公立医院的心理门诊，一次十五分钟，医生开完药就喊下一个；私立机构的心理咨询，八百块一小时，小峰去了三次就不肯开口了。

> 有一天深夜，我刷手机看到一则广告：零基础考心理咨询师证，三个月拿证，学会自己帮孩子疗愈。广告里写着——“与其花冤枉钱求人，不如成为孩子最好的心理医生。”

> 我像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当晚就报了名，学费一万六千八。

小峰休学的第一个月，我还能保持乐观。

我每天早早起床，熬他小时候爱喝的红枣小米粥，把粥碗放在他床头柜上，轻声说：“小峰，粥放这了，你醒了记得喝。”他背对着我，蜷缩在被子里，没有回应。我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他翻个身，等他说一句话，等任何信号。但房间里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声音。

我开始看心理咨询师培训的教材。《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咨询技能》，摞起来有半人高。白天我要上班——不敢辞职，医药费、房贷、学费都压着——晚上等小峰睡了，我就缩在客厅沙发上看书，荧光笔划重点，笔记本做思维导图。

陈建国那段时间在小峰面前还算克制。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货车，早出晚归，回来第一句话总是问：“今天那小子出来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沉默地坐到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在黑暗里明灭。

转折发生在国庆节。

小峰的外婆从老家来了，带了一大袋子土鸡蛋和两只杀好的老母鸡。她进门看到小峰房间的门紧闭着，问我：“孩子呢？”我说在睡觉。外婆去敲门，敲了五分钟，里面没有一丝动静。她又敲，声音大了一些：“小峰，外婆来了，你开门看看外婆。”

门猛地从里面拉开了。

小峰站在门口，头发结成缕，脸上浮肿得厉害，嘴唇干裂起皮，穿着一件领口松垮的旧T恤。他看着外婆，眼神呆滞，嘴角往下撇着，突然哭了出来。

外婆愣住了。她一把抱住小峰，拍着他的背说：“乖宝，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可小峰不是瘦，是胖了臃肿了。外婆抱着他，手臂几乎环不过来。她松开手，仔细看了看小峰的脸，转头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孩子，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我张了张嘴，眼泪先掉了下来。我说：“妈，他病了，医生说是抑郁症。”

外婆沉默了很久。她让小峰回房休息，然后拉着我进了厨房，把门关上。她压低声音问我：“是不是他爸打他了？还是学校有人欺负他了？”

我说没有，就是病了。

外婆不信。她觉得抑郁就是心里不痛快，想开了就好。她说以前农村里谁家孩子要是整天闷在屋里不出门，大人早就拿扫帚赶出去干活了，干着干着就好了。她说：“你们就是太惯着他了。”

那天晚上外婆跟陈建国在客厅聊了很久。我没听到具体内容，只知道第二天早上小峰起床时，发现他房间里那台旧电脑被搬走了。

他站在空荡荡的书桌前，愣了几秒，然后慢慢蹲下去，把自己缩成一团，开始发抖。

我冲进去抱着他，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只是抖。

陈建国站在门口，冷着脸说：“就是这破电脑让他整天打游戏打成这样的，撤了就好了。断了网，看他还装不装。”

那是小峰第一次说出想死。

他缩在我怀里，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死死抱住他，对陈建国吼：“你把电脑还给他！”

陈建国没动。

我放开小峰，冲到客厅，看到电脑主机被放在玄关，我抱起主机走回房间，当着他爸的面把线重新插好。陈建国的脸青一阵白一阵，最后摔门而去。

那天晚上，我坐在小峰床边，握着他冰凉的手，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公司申请了停薪留职三个月。

部门主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儿子的事我听说了。三个月够吗？”我说不够也得够。她叹了口气，在申请单上签了字。

我开始全力备考心理咨询师证。同时也正式踏上了那条“花钱如流水”的求医路。

之前零零碎碎看了几个医生，效果都不好。这次我铁了心要找最好的资源。我在网上搜遍了本市所有口碑好的心理医生，一个一个打电话约。公立三甲医院的特需门诊挂号费八百块，跟医生聊二十分钟。我去挂了，医生说小峰的情况比较复杂，建议配合心理咨询。

我又去找心理咨询。这次找的是一个据说专门做青少年抑郁的咨询师，四十岁，女的，说话很温柔。她做了一个初步评估，跟我说鉴于小峰的自伤行为，建议每周两次咨询，一次一千二，先做二十次试试。

二十次，两万四。

我咬着牙交了钱。

头几次咨询结束，小峰出来后脸上没什么表情。我问咨询师他情况怎么样，咨询师说咨访关系正在建立中，需要时间。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小峰依然不说话，依然不出门，依然用圆规尖扎自己的手臂——只是从扎胳膊变成了扎大腿，因为胳膊上的结痂被陈建国看到了，又发了一通脾气。

那两万四像扔进了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咨询师说可能是匹配度的问题，建议换一个认知行为流派的。又给我推荐了一个同事，收费一千一小时。我又交了钱。

就这样换了一个又一个，钱一笔一笔地往外掏。我记账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心理咨询费12000元，特需门诊挂号4800，经颅磁治疗8800，中药调理5600，脑功能检测2400……还不算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打车费。

三个月不到，我算了一下，花了将近六万。

小峰没有任何变化。

不，有变化。变得更差了。

他开始出现躯体化症状。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头晕、恶心，有时候会突然心慌，心跳快到一百四十多，手抖得握不住筷子。我带他去看综合医院的心内科，做了心电图、心脏彩超、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医生说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应该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

也就是说，全是抑郁闹的。

陈建国的工资卡在我这里，但他每次都查账。他看到每月流水少了那么多，有一次问我：“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给小峰看病？”我说两万多。他把烟掐灭在阳台上，说了一句：“你被人骗了吧。”

我说：“那怎么办？不看了吗？”

他没再说话。

心理咨询师证我是一次性考过的。

拿到证书那天，我特意买了蛋糕，想给小峰庆祝一下。我把蛋糕放在他房间门口，轻轻敲门，说：“小峰，妈妈考过证了，以后妈妈可以帮你做咨询了。”

门开了一条缝。小峰探出半个头，看了看蛋糕，又看了看我。他的眼神里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什么都没有。他伸手把蛋糕拿进去，然后关上了门。

我站在走廊里，听到里面传来塑料叉子刮擦纸盒的声音，然后是沉默。

吃蛋糕了。我安慰自己，至少他吃蛋糕了。

我终于说服小峰让我尝试给他做心理咨询。其实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来访者”，用我学到的技术去共情、引导、倾听。我学着书上说的那样，说话轻声细语，不评判，不打断，不给出建议，只是重复他的情绪。

小峰坐在我对面，像一尊雕塑。

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没想什么。我问他今天有没有什么感受想跟我分享，他说没有。我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吃了半碗饭，比昨天多一些，你有什么感觉吗？他说没有感觉。

我学到的那些技术，在他面前全部失效。

就像拿着一本兵书去指挥一堵墙。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深夜崩溃。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崩溃，是无声地坐在黑暗里，眼泪往下掉，心口像被人攥住了一样。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把儿子治好，怀疑自己花掉的那么多钱是不是真的打了水漂，怀疑自己当初考这个证到底是为了救他，还是为了证明给陈建国看——我没有被骗，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可结果不会骗人。小峰没有好转。

我甚至开始怀疑医生是不是误诊了，小峰得的到底是不是抑郁症？我带他又去了一趟省城的精神专科医院，重新做了一次全面评估。医生说，确诊重度抑郁症，目前的治疗方案没有问题，但药物可能需要调整，同时家属一定要有耐心，这种病不是几个月就能好的。

医生说，有些孩子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问他：“那花钱像无底洞一样，怎么办？”

医生看了我一眼，说：“没有很好的办法。心理治疗的收费就是这样，一个成熟的咨询师需要多年的培训和督导，成本在那摆着。”

从省城回来那天，我在高铁上算了一笔账。从小峰确诊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心理咨询（各种机构）、特需门诊、物理治疗、中药、西药、交通、住宿、考证学费……加在一起，八万出头。

八万。换来了小峰从偶尔出门变成了完全不出门，从偶尔说话变成了几乎不说话，从偶尔自伤变成了每天自伤。

## 04

陈建国对小峰的态度，是从第九个月开始彻底变味的。

起因是他发现小峰在凌晨三点用手机搜索“怎么死不会疼”。

那天陈建国起来上厕所，路过小峰房间门口，看到门缝里有手机的光一闪一闪。他推门进去，小峰吓得把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陈建国一把夺过来，屏幕上赫然是那个搜索页面。

他把手机摔在地上，力气大得手机弹起来撞到了衣柜，屏幕碎成了蜘蛛网。

“你到底想怎么样？！”陈建国的手在发抖，“你妈不上班了，天天围着你转，八万多块钱花出去，你就整天琢磨怎么死？！”

小峰缩在被子里，咬着嘴唇不吭声。

“你说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你想玩什么你妈不让？你还想怎么样？你得这个病，我们欠了一屁股债，你倒好，天天要死要活的，你对得起谁？！”

我听到动静从主卧冲过来，把陈建国拉出去。他甩开我的手，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刀子：“林敏，我跟你说，这个病治不好就别治了。再这么下去，这个家就散了。”

我说：“他是你儿子！”

他说：“我知道他是我儿子。但他现在像个什么？像个废物！你也是，你学那个什么心理咨询有什么用？八万块打水漂，你还不如拿那个钱给他买台新电脑，让他打游戏打到死，还省心！”

我打了他一巴掌。

他没还手。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沙发上。我半夜起来倒水，看到他蜷在沙发上，一米七八的汉子，缩成小小一团，肩膀在微微抖动。他在哭。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家可能真的要完了。

事情真正失控，是在第十一个月。

陈建国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车队——接不到活了。他开的货车是贷款买的，月供八千多，再加上房贷四千，车贷三千，小峰的药费每个月两千多，我虽然回去上班了但收入打了折扣，家里开始吃老本。

他变得易怒。对小峰，对我，对电话那头催债的银行客服，对菜市场多收他五毛钱的小贩。他整个人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会断。

那天下午，他去药店给小峰拿药——思瑞康、舍曲林、劳拉西泮，三盒将近六百块钱。他回来时脸色很差，把药往茶几上一扔，说：“这药怎么越来越贵了？以前不是四百多吗？”

我说可能调价了。

他没再说什么，去阳台抽烟。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晚上七点多，我做饭的时候，听到客厅传来动静。我从厨房探出头，看到陈建国站在茶几前，手里拿着一盒思瑞康。

他把药盒翻来覆去地看，然后把包装撕开，铝箔板取出来，抠出两颗药，举到灯下看了看。

他在说什么我没听清，油锅的声音太大了。等我关火擦干手走出厨房，刚走到客厅门口，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

当我推开客厅的门，看到陈建国站在马桶前，手里攥着那盒思瑞康，药片的铝箔被撕得粉碎，白色的药片像雪片一样掉进马桶里，而他正要按下冲水键——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极轻极诡异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