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网上经常会有很多关于功德林改造的一些故事。里边虚虚实实，也有一些影视剧演绎的成分。今天说一下他们里面这些真实的东西。影视界很多演有国军元素的东西挺火的，包括以前的《潜伏》、《渗透》和《风筝》和《沉默的荣耀》等。有一个叫《特赦1959》的，那些多数在战场和工作当中都习惯大捞特捞的国军将领们，到了功德林的话就会很受教育。
傅作义曾经说，这是没有围墙的大学。由于文艺作品的加工和沈醉自己的回忆录也比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夸大其词。有人会把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完全等同于现实，这个就不对了。
功德林这个地方以前是佛寺，到清代作为一个给吃不起饭的穷人施舍粥的地方。在民国时期曾经作为宛平监狱、京师第二监狱和河北第二监狱等机构，关押过很多斗争的我党人士，比如李大钊同志也曾经在这里被短暂关押。后来暂时作为一个改造国民党重要战犯的地方。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只保留了一点遗存，已经淹没在周围一大堆民宅当中了，刚好夹在两个单位的居民小区之间。虽然他不收门票，也不是什么旅游景点，但是非常绕。在残留的小瞭望楼下边是小区住戶废弃的桌椅板凳，就这样堆在墙下，等收废品的来收。笔者专门来一趟，绕了一圈到这个院子最后的围墙边上才看到，别看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段极其厚重和伟大的历史。
功德林和抚顺的伪满战犯管理所，还有在改造山西的阎锡山那一部分人的地方，这两个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三个机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将来有时间再对比研究一下，但是改造的原则是一样的。今天主要讨论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功德林这个监狱的改造工作。
首先大家要知道送到功德林去改造的人，他的地位都不低。那一定是受了很多年的国民党的教育，很多的思想都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很快能转变的。
但是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亲历者的记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思想改造基本还是挺成功的。这一改造过程就是植根于毛泽东同志的“人是可以改造的”理论体系。很多和光头集团一起发动内战的主要高级国军将领被人民记得很清楚，所以抓起来之后下面也有很多呼声，说应该杀几个罪大恶极的。
当新中国建立之后，北平又改回了北京，街上的普通群众都非常高兴，他们张灯结彩，买点心庆祝，挂上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像。但是战犯管理所的这些国军军官们就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有些人自己要撞墙，觉得早晚都要死的。还有一些人到处散布谣言，要不就是打算越狱。但是我们这边尽量不放弃，通过政治学习，劳动实践和医疗关怀等等多种方法实现了转化他们，让他们从反共顽固分子变成新社会的建设者。
有一些人不管他到不到我们的阵营，他已经不会再危害人民了，然后也有各种形式的转变。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和黄维等等几类典型的人，他们转变的方式也是各具特色的。但是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智慧。
透过功德林战犯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中国战犯改造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启示。这也为当代社会治理和改造罪犯的矫正工作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另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伟大实践。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作为新中国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主要场所，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之内关押了900多名国民党的战犯。其中包括有200多名的高级将领。在1956年，党中央决定对这些人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总的方针。这个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我们新中国的制度自信。也就是说，就算所谓的放虎归山，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就像电视剧拍的那样，从1959年到1975年，龚德林一共释放了七批战犯。总计554人，其中高级将领200多名。这些人在被特赦之后大多数融入了新中国社会，他们有的担任了政协委员，有的从事各种学术研究，也有的因为已经年纪大了，就回归家庭生活，有一个正常的晚年。所以这些宝贵的例子都是我们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案例。我们说“一个不杀”，就是那种除非罪大恶极的，天天闹着要越狱的那种，危害到大家安全的人之外，基本上都是能不杀就不杀。因为就算他在这之前是什么高级将领，他被放回去之后也不可能再得到什么重用，也不可能再带着兵卷土重来，所以杀了他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方针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提出的绥德经验。当时他曾经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材料时，他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政策被扩展成为我们对战犯处理的基本方针之一。
后来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他进一步阐述。"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所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框架为战犯改造提供了根本指导！这个确实是看得很远。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对人民欠了血债，但是留他们一条命，并不是说我们心慈手软。
所以首先要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战犯每日需研读《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并参与讨论会。他们学习内容包括我党的政策、时事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所还组织战犯学习《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著作，帮助他们从战略高度认识战争的胜负。然后就是劳动实践和阶级教育，因为在这之前很多人都是大军阀，被底下人伺候惯了。还有就是他们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自己打拼过，也许会点东西，但是后来已经享福了，就什么都不干了。所以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劳动上的教育。一般来说，战犯就安排参加一些劳动，当然不是逼他们干活的意思，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教他们学一些东西。比如有些人有兴趣就去学家具维修木匠活，有些人整理一块地来种地，还有一些人去学缝纫。让他们知道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阶级意识教育的重要途径。
比如说在同时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大家会教育末代皇帝溥仪，自己钉个扣子，系个鞋带什么的。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不会做，要让他知道自己要动手。这些国民党高级军官虽然不是皇帝，但是在他们自己那摊子上过得也是相当好的日子，所以要让他们接受劳动教育。这里边有一个例子，黄维曾经非要想研究永动机之类的东西，或者是跟重力有关的一种机械，后来管理所特批给他弄了一些机械零件和场地让他研究，这是满足他探索的欲望，其实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能造出这种东西来，虽然这个人学过物理和机械。因为他也是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死硬的一位，所以这就是一种改造方式，让他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满足他的想法，但是又避免和他的政治教育直接对抗。还有会组织一些机会带领外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比如长春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等等地方，到了实地观察之后，他们感觉很震撼。这就是社会当做学校的改造理念，直观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建设成就，很多人看到之后，是会比较惭愧的。所以总体来说在里边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就是教他们重新塑造一下人生观，让他们站在人民的角度上想问题，而不是说非要让他们干点什么活。曾经很多营销号和段子上都会说他们为志愿军炒炒面，事实上是没有的，本来是有个别战犯参与过支援抗美援朝生产的记载，但是杜聿明并没有参加炒面，这个属于是文艺演绎的内容。
另外就是这些人进来的时候一般也都是中老年，也有大大小小的慢性病，杜聿明当时的骨结核可以说已经长了一身了，还有其他的肾病什么的，就算不把他抓起来，他也活不了多久了，但是我们这边努力帮他治，他睡不了一般的床，就给他定制了石膏床，甚至特批从香港辗转买来当时的特效药，链霉素。然后在物资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保证杜聿明的营养。因为这个人胃溃疡也很严重，一般的东西也消化不下去，所以对他很精细。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情绪很低落，后来把他病治好了，他逐步接受政治学习，抗美援朝胜利的时候，对他思想触动也非常大。宋希濂则是很有转变，说是"经十年改造，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特赦后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王耀武转变也比较快，根据《济南战役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33辑）记载，"在管理所期间态度诚恳，主动撰写认罪材料，积极参加学习劳动。"他在济南战役当中曾经拒绝蒋光头要求屠杀地下党员的命令，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他早年是农民出身的，曾经打过工，然后他也抗日过。他本来是打算好好回家种地的，他家里还有拖拉机，受到了陈老总的表扬。他1959年首批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比较特殊的是那个沈醉，因为被抓的时候岁数也不是特别老，所以他很有时间改造。在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后来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
对黄维也是，有病都给治，绝对不让他们受罪。他也是有结核病，派专门的医护人员治了他四年。不过这个人比较顽固，长期拒绝认罪，坚持他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的一个论调，也就是说他认为那只是政治思想不同，所以他是最晚出去的那一批。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嘴硬。他总是说我这是各为其主，处处反抗，不予合作，学习当中不是不吭声，就是大放厥词，但其实他这种抵抗是没有什么用的。后来他也嘴软了，他就说，“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他在晚年专门专心研究军史。另外一个例子是文强，他总说自己是被命运捉弄的，并且认为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表弟，他说你们有话找他说去吧……而且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被俘，本来是程潜的部下被杜聿明拉走的，所以他改造时间也非常长。
管理所给他们看病，这不是打仗的时候土八路的水平，是用当时非常好的医师来的，在管理所配备了专职医生和护士管理，前后有300多名战犯接受了各种手术治疗，所有费用都由我们中国政府帮他们承担了。比如说攻打天津的时候，被抓到的陈长捷也是很有病，也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这是根据他自己回忆录也这么说的。
也有些人曾经因为伙食问题提出了意见，可是他们一观察，管理的解放军官兵吃的东西比他们差很多，给他们的是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主要是有些人作威作福惯了，他以为能像酒楼似的。说真的，同志们是怕那些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有点儿意见，因为过去很多人打仗的时候亲眼看着战友们，乡亲们被这些人的部队打死打伤。所以一开始也不可能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主要是怕我们这边的战士们看见他们吃的饭好想不通，结果他们误以为我们的饭更好，所以就让他们看了一下……
这些人还有一些老相识，没有被俘虏，而是起义了，起义的人看的很清楚，所以周恩来总理就委托他们和民主人士们做做工作。比如有傅作义、张治中、程潜、邵力子和章士钊等人，就去拜访管理所的战犯们，作为曾经的同僚，去劝劝他们。这个办法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还有就是他们虽然进去了，但是他们在外头还有一大家子人，有些人甚至是远在国外。根据我们能够照顾到的，就给他们家属安排工作，所以两下一对比，光头已经把有些人的家属当成破纸扔掉了，人心自然就会变的。所以傅作义曾经说功德林是座没有围墙的大学。英国的泰晤士报称，我们这个功德林叫做东方奇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把这个列为了战犯改造经典战例。杜聿明曾经很感慨，“1949年我被解放军打败。1959年我被共产党征服了。”曾经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儿怀疑，志愿军的胜利让杜聿明震撼了。他认识到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革命，也能够建设国家。他发现在老蒋的集团当中，他被使唤成了破抹布，只有一个虚名，得到了一身病，儿子上学的钱都不批准，最后儿子居然自杀了。这也是他后来实在是对光头集团失望的原因之一。再后来他的著名女婿杨振宁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他的心态也产生了一点积极影响。他被特赦之后，积极参与对台工作，成为好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反而是那些没有被抓住的跑到台湾的人，大多数都刀枪入库了，遭到了冷落。有些人被边缘化，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所以不光是改造，他们后来还有特赦，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和历史问题的辩证处理态度。毛泽东同志在1975年的批示当中表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杀他们干嘛！所以一个不杀。"这个意思就是说最后剩下没多少人了，让他们回家安度晚年，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军阀打仗的，他们的对手是我军，很多老百姓对他们也就是一知半解，认识并不是很直观。比如远在天边的大军阀，你可能就是仅有耳闻，你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也没有什么坏印象，但是你们村里那个地主离你很近，你就很讨厌他。
那么这些人在功德林，他们的吃住大致怎么样呢？1950年代这几年我们的币制已经改了，不是那种特别大面值了。普通战犯每个月的伙食标准是10元，伤病员16元。这个也体现了我党的胸怀，所以到1956年，给犯人们人均的伙食费达到了每月18元，这个是一个特别高的数字了。同期对比一下，北京市的普通居民每人每月2元钱就能吃饱饭，就是根据当时的标准，一个国民党军官战犯的伙食标准，大概能让北京市一个普通人吃半年到将近一年。当时的解放军部队伙食标准每人每月约4元，但是我们的同志们如果有探家的人来了，也会吃自己的这份饭，也就是说当时总体情况是很节俭的。但实际上为了这些战犯能够好好改造，给他们用了竭尽全力的照顾，每餐有一荤一素，早餐有鸡蛋，白面馒头，小米粥和肉菜包子，吃稀粥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咸菜。如果是伤病员就有特殊的饮食安排，比如王耀武也是有胃病，食堂就专门给他准备细粮，不让他吃玉米什么的。但是像重庆的白公馆那样的监狱，他们吃的饭不是馊的，就是臭的，像这种管理人员吃窝头，罪犯吃炒肉片的事情只有我们这儿才有。
关于他们的个人健康，也有定期体检和个人健康档案，在生活设施上不像日伪和国民党的监狱，全都是蛆和草堆。他们有整洁的统一住宿的牢房，有粉刷过的墙壁和天花板。地面是水泥的。有木床、干净的被褥和桌椅。每人每年给提供一些换洗衣服，每年一套单衣，长袖，短袖加上衬衣各一件，费用约7.5元。参加劳动的每两年发一套棉衣，每套约17元。有布鞋，5元一双。这个不是找他们要钱，这个等于是根据这个金额的标准给他们买东西。比如还有每人每年发三条毛巾，约1.2元，每人每年发两把牙刷，约1元，还有8包牙粉，因为当时牙膏很少，大多数都是牙粉，这个大约0.5元。每人每月发一块肥皂和50张手纸，合计共1元钱。还有他们的医药费，文化教育费，一些杂费和烤火费就是冬天要生炉子的炭火钱也都有专项的预算。他们可以在院子里溜达，进行一些体操、散步，打太极拳这样的活动，并且在文艺室里准备了乒乓球，扑克牌和围棋等等东西。愿意看书的就去图书室看书，可以受受教育，这里面有各种社会科学文学作品。如果他们想购买外界的书，可以申请购买，比如廖耀湘曾经购买过法语书。每个星期给他们放电影，还定期组织文艺联欢会，调动他们的情绪，另外正常时间都是每星期给他们一个洗澡的机会。
如果有那些家属想来看人的，管理处会专门把详细的路线图寄到家里。并且允许他们通信，如果有人来探监，会专门给他们准备会客室，买点心倒茶水招待。
比如说在另外一个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待遇同样是体现了我们的人道主义。对于战犯来说，按照将官、校佐、尉官以下分成3级，最高级的给他们吃小灶，然后依次是中灶和大灶，但是哪个都比解放军战士吃得好太多了。东北的物价没有那么高，所以当时伪满的那些战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是1.54元，取决于买了什么肉菜。当时东北的大米一斤大约0.1元，猪肉的话一斤大约0.3元。在医疗上也是无微不至的，例如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后，女护理员焦桂珍日夜照料4年，渡部信一患精神病，经十个多月精心治疗康复了。
所以如果是民国监狱过去是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钉手指头；日本关东军的监狱就不用说了。而我们新中国监狱是用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国民党以暴制暴不一样的。对战犯的处理不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而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所以这的确是东方人道主义的智慧。杜聿明曾经说，我们在此不仅学知识，更学做人。新中国用思想教育代替肉体惩罚，用人性关怀化解历史仇恨，这是一种超级的政治智慧，因为要是枪毙他只需要1秒钟，如果你让他和他周围的家人以及小团体都能心悦诚服，然后再带动他们集团其他的人，这就很了不起了，同时也是能让国际上看到我们的权威性，历史性和思想性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另外和东京审判等等国际审判相比，我们新中国对战犯的处理开创了一种“改造型司法”的新模式。叫做通过教育改造优先与惩罚的理念，这既为我们人民伸张正义，又为世界和平铺平了道路，这也后来成为了战后处理战犯的重要思考，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说他们曾经是人民对立面的坏分子，但是后来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新社会建设者，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在功德林，不仅分化了国民党阵营，促进了对台工作，也创造了东方的奇迹。著名战犯的转变方式虽然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我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大智慧，杜聿明的转变源于抗美援朝胜利的震撼和医疗关怀的感召。王耀武的转变源于阶级认同的强化和道德底线的觉醒。黄维的转变源于医疗关怀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事实的教育冲击。
所以这个不起眼的小瞭望楼永远不会被淹没，这其中我党的人道主义光芒至今仍然为当代司法人道主义实践、社会融合路径选择和历史问题辩证处理以及国际话语权塑造提供了至关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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