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大何
最近关于躺平的话题热度很高，忍不住了还是想多说两句。
官方最近对“躺平”的重视程度，肉眼可见地上来了。
4月28日，国家安全部直接点名：某境外组织批量资助“躺平网红”，系统化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反剥削”的短视频，搞思想渗透。
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文，戳破那些打着“躺平岗位”“清闲单位”旗号的考公流量话术。
言下之意很明确：躺平，是有害的；这股风，是境外势力煽的。
但其实我觉得官方完全搞错了方向，有个反直觉的事实：主流媒体越是鼓励奋斗，有时反而会加重“躺平”的趋势。
经济学有个视角来看待躺平现象：不工作，本质上是在“购买闲暇”。
工资就是闲暇的价格。
工资越低，闲暇就越便宜，大家自然更倾向于“躺平”。
说白了，上一代人拼命出卖自由换取金钱，这一代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用金钱把自由买回来。
这是“奋斗”和“自由”在个体层面的交易置换。
当大家越努力，产能越高，商品价格越便宜，这反而让选择“躺平”的人能以更低成本生活加受益。
奋斗者发现自己越努力，获得感越有限，就容易产生“奋斗成了笑话”的消解感，最终可能也加入“躺平”大军。
这是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从奋斗到躺平很容易，而从躺平到奋斗，几乎不可能。
写几篇宣传文章就让你年轻人开始奋斗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想从根本上缓解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
这会在两个层面起作用：
一方面，最低工资提高会推高价格，产生适度通胀，从而提高“躺平”的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更高的时薪也会让工作对“躺平”的人更具吸引力，让他们觉得付出时间变得划算了。
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省份都调整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已超过2000元，
但这种调整力度相对于生活成本的上涨预期，步子可能还可以迈得更大些，
尤其是在青年失业率依然高企——2026年3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回升至16.9%——的背景下，靠工资杠杆来撬动劳动参与率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
当下的宏观背景，也给“躺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025年中国GDP增速5%，但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至4%区间。
当经济增长从高速切换为中低速，社会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从“做大蛋糕”变成了“分蛋糕”。
增量时代大家都有奔头，存量博弈时期，竞争的残酷性更容易催生“努力了似乎也没什么用”的无力感。
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谨慎和保守——2025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仅4.4%；
相反，居民存款却增加了14.64万亿元，人均存款近12万元，创下新高。
把钱存起来不花、把闲暇买起来“躺平”，本质上是相同的选择，是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本能避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形态上，中国的现实情况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大规模躺平”的直观印象。
人社部去年底表示，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超过2亿人，表述由过去的达到2亿，更新为超过2亿。
而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4 年底，灵活就业已达到约 2.4 亿。以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 7.4 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
对于 4.7 亿城镇就业则占43%，不能看作就业市场的补充了。
这两亿多人中，有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中赚取收入——标准工时8小时，但他们普遍工作10到12小时，甚至更久。
如果把“工作投入度”这个指标拉出来横向对比，新就业形态的主流劳动者，其有效劳动时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排在前列的。
也就是说，“劳动时长”这个硬数据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面巨大的墙：真正的“躺平”——即事实上放弃参与劳动——在整个中国适龄劳动群体中，始终是一个极其边缘化的存在。
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躺平”而是“内卷”，劳动力红利从“数量红利”转向“效率红利”，用更长的时间投入换取那份收入。
把视野放宽，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现象是，现在的“躺平”和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出现的“平成废宅”有着类似的底层逻辑。
当经济经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与低通胀甚至通缩阶段，年轻人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就会丧失信心。
当预期长期低迷，降低欲望、压缩需求、收缩人生目标，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生存策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躺平”与其说是一种个人选择的“堕落”，不如说是一种对宏观环境的被动适应和应激反应。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舆论引导更有效，那一定是工资收入预期和经济增长的真实改善。
当蛋糕真的在变大、劳动付出有明确可预期的回报时，不用动员，大家自然会把“躺平”选项搁置一边。
毕竟，没有谁真的天生就只想“躺”着。
因此，关键不是说服年轻人奋斗，而是让奋斗重新变得“值钱”（让劳动重新获得定价权）。
只有让劳动者的收入真正涨起来，提升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才能稀释过去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差距，让努力与回报重新挂钩。
时代变了，思路也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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