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分野已经失效，以色列分成两类人，几乎没有暴力是过度的|以色列|左右分野|巴勒斯坦|犹太人|约旦河|锡安

针对被控施暴的巴勒斯坦人推动死刑立法、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遭遇恐吓、士兵踩踏基督像——这些行为都曾被评论为以色列社会道德滑坡的表现，也被视作其政府面貌的映照。

但仅仅谴责这些行为，并不能解释以色列社会究竟如何接受、或不接受这种暴力。

2023年10月7日之后，右翼与左翼、和平阵营与“鹰派”、宗教人士与“世俗人士”之间原有的分野，事实上已经失效。如今，更值得正视的现实是，以色列公民内部大致形成了两个群体：一类支持战争，另一类则主张维护一个自由、非暴力的国家。

对前者而言，从身份政治右翼、至上主义者到宗教锡安主义者，10月7日之后这个时期所呈现的深层战争状态，只有在以色列“清除敌人”之后才可能结束。

在执政右翼联盟中的极端派看来，几乎没有任何暴力是过度的。他们不仅在激进定居者民兵的配合下，掌握着领土和以色列本土的安全事务，也控制着军队。按照他们的逻辑，暴力甚至应当被制度化并进一步扩展。

至于宗教锡安主义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奇迹，或是一场启示录式事件，认为它将推动一个比起锡安主义、更具宗教性和犹太性的计划落地。在他们看来，流血是一种正当牺牲，是为了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彻底的犹太国家。

这种政治伦理已经充满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不再是辩论之地。政治话语浸透着宗教价值，媒体空间则越来越像负面情绪和创伤表达的容器。无论是以色列境内、加沙还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这样的空间里要么被抹去，要么被犯罪化，甚至被去人化，因为他们被视为结构性的敌人。

但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支持民主的以色列犹太人，又是如何面对这种暴力的？他们为何会接受、容忍这种暴力？维护巴勒斯坦人权利的组织、知识分子，以及接近自由派锡安主义或旧左翼的公民，并不缺少表达厌恶和痛苦的时刻。

那么，为什么社会中民主、人道的那一部分人——无论是世俗者还是宗教实践者——依然无法从暴力中抽离出来？

第一个原因，带有某种存在论层面的性质。10月7日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抬高了人们对暴力和战争的可接受程度，使其被视为回应这一事件所造成痛苦的手段。新的创伤重新激活了大屠杀记忆，而以色列犹太人那种结构性的受害感，并不能通过任何政治或军事行动得到平复。

民众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将永远生活在一个持续存在的敌人威胁之下。面对正在展开的新一轮攻势，许多公民最终选择了默认和忍受。

第二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对于自由派锡安主义阵营来说，批评军事暴力——而这又牵连到一种尚武的国家认同——依然是一个禁忌。军队并非完全不可触碰，针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暴行的调查正在进行，这本身就是证明。

但军队的伦理职责仍然具有强大正当性，尤其是因为以色列社会首先把军队看作家庭空间的延伸。

这支“人民的军队”由几乎所有以色列人的子女组成，超正统派除外。正是这种象征性的归属，带来了人们与这个“家庭——祖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某些时候催生了对越界行为的容忍。谴责暴行，某种程度上就等于谴责这些被动员到不同战场上的孩子——从加沙到黎巴嫩，再到约旦河西岸。

对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否认也在加剧，仿佛一面倒置的镜子。面对军队和定居者民兵的攻势，巴勒斯坦人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但在一部分舆论眼中，他们在象征意义上仍与10月7日创伤相连。

这种认知，再加上他们在公共视野中的不断被隐形化，可能导致人们对其缺乏同情，甚至在一些自由派和民主派公民中也是如此。

如何走出这种暴力可接受门槛不断抬高的局面？首先，每一个以色列公民都需要在不自我否认的前提下，承认国家暴力的存在。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公民必须承认：2023年10月7日遭受的大屠杀及其创伤，已经成为一种去抑制化、制度化力量的源头，而这种力量正被施加到“他者”——也就是巴勒斯坦人——身上。

但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也需要承认以色列、乃至更广义上所有犹太人的存在性脆弱。以色列的政治体制需要一种集体性的框架。承认暴力不应成为共同政治计划，本应成为恢复辩论、重建温和政体所需的认知和政治资源之一。无论是反定居者团体、恢复性司法方案，还是针对战争创伤者的治疗项目，都不足以改变这种暴力状态的基本条件；即便一个新的温和联盟上台，也未必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