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九岁，瘦得像根竹竿，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却偏偏长了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一颗不安分的心。我爹走得早，我娘改嫁去了外省，留下我跟着七十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眼睛不好，常年咳嗽，到了冬天更是厉害，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我那时候在镇上的砖瓦厂干活，一个月挣九十块钱，刨去吃用，剩下的刚够给奶奶抓药。
那年冬天特别冷，冷得邪乎。十一月的天，河面上就结了冰，屋檐下的冰溜子有一尺多长。奶奶的病犯了，咳得喘不上气，我半夜起来给她倒水，就着煤油灯看她蜡黄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镇上的李大夫说这病得吃好的，得补，光吃药不行，身子骨太虚了。我问他吃什么好，他说要是有肉吃就好了，炖点肉汤，比什么药都管用。
肉。那年头肉是稀罕物。镇上杀猪的日子是固定的，逢五逢十，供销社门口才排起长队。我有肉票，可我兜里没钱。砖瓦厂的活停了，天太冷，和不了泥，烧不了砖，老板说要等到开春才能复工。我已经连着半个月没活干了，每天就着咸菜疙瘩啃窝头，偶尔煮点红薯。奶奶的药不能断，一瓶枇杷膏就要八块钱，我把自己抽了半年的旱烟都戒了，省下钱来买药。
肉呢？肉从哪里来？
我想过跟人借。隔壁的张叔借给我五块钱，说不用还了，可他家里也困难，三个孩子等着吃饭，我不能再去张那个嘴。村头的赵大爷借给我十斤粮票，那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肉要一块二一斤，凭票供应，我算了算，就算是买一斤肉，也得再凑一块二毛钱。可我浑身上下翻遍了，只剩三毛钱。
就在我为肉发愁的时候，有人提到了她。
村里的寡妇，姓林，叫秀兰。她是前年嫁到我们村的，男人是个木匠，姓周，叫周德茂。德茂这人我认识，个子不高，人很厚道，给我家打过一张桌子，只收了五块钱的料钱，工钱都没要。他说，你奶奶不容易，拉扯你这么大，就当是我尽点心意。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这话时的样子，笑呵呵的，露出一口白牙。
可是老天不长眼，德茂去年冬天死了。说是帮邻村的人盖房子，从架子上摔下来，当场就不行了。包工头赔了三千块钱，扔下钱就跑了，连人影都找不着了。秀兰就成了寡妇，一个人带着个三岁的女儿，住村东头的老宅子里。老宅子离村子远，孤零零的，四周都是稻田，到了冬天，田里光秃秃的，就剩她一家亮着灯，远远看去像坟地里的鬼火。
我之所以想到她，是因为听人说她家腊肉多。德茂活着的时候是个能人，什么都会干，家里养了两头猪，过年的时候杀了一头，全做成了腊肉，挂在灶房梁上，满满当当的。有人说她家腊肉多得吃不完，都长了霉，也没见她舍得扔。这话我听了不止一次，每次听心里都不是滋味。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守着那些腊肉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可我也知道，那不是我用得着想的事，人家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奶奶的病让我顾不了那么多了。那个晚上，奶奶咳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风一吹就要碎掉的样子。我坐在床边，看着她佝偻的身体，心里忽然涌上一股狠劲。我得弄到肉，就是偷，我也得弄到。
我惦记上秀兰家的腊肉了。
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九，没有月亮，天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风很大，吹得房后的梧桐树呜呜响，像是有人在哭。我等到奶奶睡熟了，摸黑出了门。我穿了一件黑布棉袄，戴了顶破毡帽，怀里揣了把镰刀——不是想伤人，是想万一被狗咬了，好防身。
从我家到秀兰家要穿过整个村子。我沿着墙根走，猫着腰，尽量不发出声响。村里的狗还是叫了，先是王家的黄狗，然后是李家的黑狗，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我蹲在墙角不敢动，等狗叫声歇下去，才敢继续往前走。手心全是汗，冰凉的汗，棉袄里子都湿了。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到了秀兰家。老宅子黑黢黢的，没有一丝光亮，像一头趴在地上的野兽。我绕到她家屋后，翻过低矮的土墙，跳进了院子里。脚刚一落地，就踩到一根枯树枝，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僵在原地，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屋里没有动静，这才松了口气。
灶房在正房的东边，是个小偏厦，没有门，只挂了一片破麻袋片子。我掀开麻袋钻进去，伸手不见五指，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摸到灶台，摸到锅盖，摸到碗柜，最后摸到了挂在房梁上的东西。是腊肉，硬邦邦的，冰凉冰凉的，一串一串的，有五花肉，有后腿肉，还有几块肋条。我的手在那些腊肉上摸来摸去，心跳得厉害，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我挑了最小的一块五花肉，大概有两斤的样子，从绳子上摘下来，揣进怀里。转身要走的时候，碰倒了灶台上的一个搪瓷盆，咣当一声，盆子掉在地上，在寂静的夜里炸开了一朵巨响。
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刚跑到灶房门口，正房的门哗啦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冲了出来，手里举着一盏油灯。灯光昏黄，照着她的脸——白净，瘦削，眼睛很大，瞪得圆圆的，像是受了惊的鹿。
她看见了我，看见了我怀里鼓鼓囊囊的东西，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有喊，没有叫，而是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很有力，指节发白，指甲掐进了我的棉袄里。
“别跑。”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稳，像石头扔进深水里，沉甸甸的。
我挣了一下，没挣开。不是挣不开，是不敢挣。她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愤怒，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有很多话要说，又像是在等我说什么。
“你跟我进来。”她说，拉着我就往屋里走。
我的腿不听使唤了，就这么被她拖着，踉踉跄跄地进了正房。她把我推进屋里，转身把门关上，插上了门闩。那根粗大的木门闩落进铁环里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我耳朵里，咔哒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永远地锁住了。
屋里比外面暖和，炭盆里还有余火，红彤彤的，映得墙壁上的影子一摇一摆的。炕上睡着一个小女孩，三岁左右，嘴里含着手指，睡得很香。秀兰走到炕边，把被子给孩子掖了掖，然后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在炭火的光里亮晶晶的，像是浸在水里的黑石子。
“你偷我家的腊肉。”她说，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怀里揣着的腊肉烫得像烙铁，隔着棉袄烫着我的胸口。
“说吧，为什么偷？”她拉了把椅子坐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坐下说。”
我没坐。我站在屋子中间，低着头，像一棵被风刮歪了的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奶奶病了。”
“什么病？”
“老病，咳嗽，喘不上气。李大夫说……李大夫说要吃点肉补补。”
秀兰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看了看，又盖上了。然后她走到碗柜前，拿出一个粗瓷碗，从锅里舀了一碗红薯稀饭，端到我面前。
“吃吧。”
我看着那碗稀饭，喉咙发紧。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每天都是窝头咸菜，红薯就算改善生活了。那碗稀饭冒着热气，红薯切得很大块，稀饭里还放了红糖，是那种深红色的红糖，化在稀饭里，一圈一圈的，好看极了。
我没有接碗。不是不想吃，是觉得没脸吃。
秀兰把碗塞到我手里，转身又去灶台那里忙活。她从锅里捞出两块红薯，放在盘子里，又从一个罐子里夹出几块咸菜，摆在我面前的桌上。
“坐下吃。”她说，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一些，但还是不容置疑。
我端着碗坐下了。第一口稀饭进嘴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因为太饿了，可能是因为那碗稀饭太好喝了，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那些原因我说不清楚，它们藏在胸口最深处的地方，平时不觉得，到了某个时候就会翻涌上来，堵在喉咙那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稀饭很甜，红糖的甜，红薯的甜，还有一种甜，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我一口一口地喝着，眼泪一颗一颗地掉进碗里，和稀饭混在一起，咸的甜的分不清了。
秀兰坐在对面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起身走到灶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块腊肉，比我从房梁上拿的那块大得多，至少有四五斤，肥瘦相间，熏得黑红黑红的，油光发亮。
她把腊肉放在桌上，说：“这块你拿回去，那块小的留下。”
我放下碗，愣了一下。
“那块小的不肥，炖汤不好喝，这块好，五花三层，炖出来的汤白得像奶。”
我看着那块腊肉，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想说谢谢，说不出来，想说什么别的，更说不出来。
“你奶奶多大年纪了？”她问。
“七十了。”
“七十了，跟我娘一样大。”她说着，眼睛暗了一下，“我娘也是这个病，冬天就犯，喝点肉汤就好。”
我在那之后才知道，秀兰的娘也是因为穷病交加，没熬过那个冬天。那是她嫁到周家之前的事了，她的前夫——第一个丈夫，不是德茂——在矿上出了事，赔了一笔钱，可那笔钱被她婆家拿走了，她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娘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娘就是那年冬天走的。
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了。那天晚上，她拉着我坐在炭盆边上，又给我倒了一碗姜茶，看我喝完，才把腊肉用油纸包好，塞进我怀里。
“你走吧，”她说，走到门边，把门闩抽开，拉开门，冷风呼地一下灌进来，“路上小心点，别摔了。”
我抱着腊肉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她一眼。灯光下，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眼睛很深很深，像两口没有底的井。我张了张嘴，终于说出了那两个字：“谢谢。”
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的黑夜里，冷风吹在脸上，眼泪流下来就冻住了。我低头看着怀里油纸包里鼓鼓囊囊的腊肉，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混在一起，搅得人心口疼。
回到家，奶奶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咳嗽。我把腊肉拿出来给她看，她问哪来的，我说是秀兰给的。奶奶看着我，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种我读不懂的光。
“那是个苦命的孩子，”奶奶叹了口气，“苦命的孩子心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秀兰的脸。她说话的样子，她端着碗递给我的样子，她站在门边送我的样子，一遍一遍地在眼前晃。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骂我，不打我，不把我送到村里去。我偷了她的东西，她不但不怪罪我，还给我吃稀饭，给我喝姜茶，还给了我一整块腊肉，那么大的腊肉，四五斤重，值多少钱啊，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东西，凭什么给我？
我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家的灶房挂腊肉的房梁上，大大小小挂着十几块腊肉，不算多，但也绝对不算少。可她的碗柜里只有红薯稀饭和几块咸菜，锅里连点油星子都没有。她自己和孩子都没舍得吃那些腊肉，却给了我一大块。
我坐起来，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胸口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不是愧疚，不是感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种子发芽一样，从骨头缝里往外钻，又疼又痒。
第二天一早，我去李大夫那里抓了药，又去供销社买了二两红糖，剩下的钱全买了红枣和枸杞。回家给奶奶炖了腊肉汤，汤炖得白白的，上面飘着一层油花，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奶奶喝了汤，脸色好了一些，咳嗽也轻了些，靠在被子上对我说，这汤真好，有肉的味道。
我把剩下的腊肉切了一小块，给村里的五保户王奶奶送去。王奶奶八十多了，一个人住在村头，也是可怜人。她接过腊肉的时候，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老泪纵横，抓着我的手说，你是好孩子。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心想我算什么好孩子，我昨晚还当了一回贼呢。
那天下午，我去河边砍了一捆柴，背在背上，绕了个大圈，走到秀兰家。冬天天黑得早，我到的时候天已经快擦黑了。她家院子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像一粒豆子。
我站在院门口，喊了一声：“嫂子。”
没有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嫂子，是我。”
门吱呀一声开了，秀兰探出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开了院门。
“你咋来了？”她问。
我把柴火从背上卸下来，码在院子里的柴垛旁边。“我给你送点柴火，天冷了，你一个人不好弄。”
她看着那些劈得整整齐齐的柴火，眼神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半晌才说：“你进来坐坐？”
我说不了，家里还有奶奶。转身就要走，她又叫住我：“你等等。”她回屋去了，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乎乎的姜茶，塞到我手里。“喝了再走，路上冷。”
我端着搪瓷缸子，茶很烫，隔着缸子壁烫手心，一直烫到心里去。我一口一口地喝着，她在旁边站着，我们都没说话。炭盆里的火映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很长，低垂着，像是两把小小的扇子。
那以后，我开始隔三差五地往秀兰家跑。每次都不是空手去的，有时候带点柴火，有时候帮她修修漏雨的房子，有时候帮她挑两担水。她的水缸在灶房一角，又大又深，能装七八担水，我一次挑两担，四次就能挑满。她每次看我挑水，都说够了够了，别再挑了，我就说不累，年轻人有的是力气。
后来次数多了，村里人的嘴就开始闲了。
在那个年代，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是没有道理的。秀兰才二十六岁，长得又不差，一个人带着个孩子，难免有人惦记。可她性子冷淡，不跟人来往，村里的男人都不敢靠前。我三天两头往她家跑，自然就成了话题中心。
“你看那个周家的寡妇，跟老赵家的小子勾搭上了。”
“可不是嘛，天天往那儿跑，谁知道干什么勾当。”
“那小子才十九，她二十六，差了七岁呢。”
“七岁咋了，女大三抱金砖，这都两个金砖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表面上不在乎，心里却像扎了根刺。我不是怕人说闲话，我是怕秀兰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一个寡妇，本来就难，要是因为我再被人说三道四，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就有意少去了一段时间。四五天没去，心里像长了草，干什么都定不下心来。有一天傍晚，我在村口碰见了秀兰，她去供销社买东西，怀里抱着她女儿小月。小月看见我就笑，伸着手要我抱。我看了秀兰一眼，她低下了头，脸微微红了。
“小月，别闹。”她说，声音很小。
我从小月手里接过那个拨浪鼓，摇了摇，拨浪鼓咚咚地响。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包里是两块硬糖，供销社新进的货，橘子味的。我把糖递给小月，小月高兴得直拍手。
秀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激，像是心疼，又像是一种我不敢去认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又去她家了。我照例带了一捆柴，帮她码好，又挑了两担水。做完这些，她在屋里叫我去喝姜茶。我坐在炭盆边上，她坐在对面，小月在我怀里睡着了。
“你这几天没来。”她说，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嗯，村里有人嚼舌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嚼舌头就嚼舌头，又嚼不烂。”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是很重。我看着她的脸，她垂着眼睛，炭火的光在她脸上跳来跳去，像一群金色的蝴蝶。
“你不怕？”我问。
“我怕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就剩一条命了。”她说着，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很淡，像冬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来得及温暖就先消失了，“倒是你，你还年轻，别让人说闲话，坏了你的名声。”
“我有什么名声，”我说，“我就是一个偷腊肉的贼。”
她听了这话，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很亮很亮，像是蓄满了水。
“你不是贼，”她说，声音有点发颤，“你是一个为了奶奶去偷腊肉的孙子，你不是贼。”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很久。我走出去老远了，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那儿，橘黄色的灯光从她身后照出来，勾勒出她的轮廓，像一个剪影。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她也不进去，就那么站着。
我朝她挥了挥手，让她回去。她也朝我挥了挥手，还是站着。
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眼眶发热，鼻子发酸。我想起小时候，我爹还活着的时候，每次出门，我娘也是这样站在门口看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去。后来我爹死了，我娘改嫁了，就再也没有人站在门口送过我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往秀兰家跑得更勤了。有时候去帮她劈柴，有时候去修那扇总是关不严实的窗，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在灶房里帮她烧火。她做饭，我烧火，光映在彼此的脸上，说些有的没的闲话，那些闲话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听着舒服，像是寒夜里围着炭盆取暖，浑身上下都是暖的。
小月也跟我越来越亲了。她才三岁，话还说不利索，可是每次看见我就咧着嘴笑，伸着两只小手要我抱。我抱着她在院子里转圈，她咯咯地笑，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秀兰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那笑容比以前多了，也真了。
有一次我在她家吃饭，她做了一个腊肉炒蒜苗，一个酸菜炖粉条，还有一个鸡蛋汤。菜不多，但做得很用心。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又把腊肉里面的瘦肉都挑到我碗里。
“你吃啊，”我说，“别光给我。”
“我不爱吃肥的。”她说。
可是我知道她爱吃，有一次我看见她吃腊肉，专门捡肥的吃，说是肥的香。
吃完饭，我帮她洗碗。她不让我洗，把我推到屋里坐着。我就坐在凳子上看她洗碗，她挽着袖子，露出一截白藕似的小臂，在冷水里洗着碗，指节被冻得通红。我说，你咋不用热水。她说，柴火多金贵啊，哪舍得烧热水洗碗。
我听了心里一酸，暗暗决定明天多给她挑两担水，多劈点柴。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待得很晚，一直坐到小月睡着了才走。临走的时候，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毛衣，灰色的，用毛线织的，叠得整整齐齐。
“我给你织的，”她说，把毛衣塞到我手里，“你试试看合适不。”
我展开毛衣，是在身上比了一下，大小正好。毛衣织得很密实，针脚均匀，领口和袖口都收了边，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你咋知道我的尺寸？”我问。
“我猜的，”她说，低下头，耳根有点发红，“你上次来的时候，我把你的棉袄拿来比了比。”
我张了张嘴，想说谢谢，又觉得太轻了。我把毛衣贴着脸蹭了蹭，毛线软软的，暖烘烘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
“太贵重了，”我说，“你织了多久？”
“没多久，”她说，“小月睡了我就织点，不费事。”
我知道织一件毛衣要多久。奶奶眼睛还好的时候，也给我织过毛衣，她说一件毛衣要织好几万针，一针都不能错，错了就得拆了重来。好几万针，一针一针地织，她得熬多少个夜晚才能织完这一件。
我穿上毛衣，走出她家的大门。冬天的风迎面扑来，可我不觉得冷。毛衣裹在身上，像一层厚厚的铠甲，把所有的严寒都挡在了外面。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她家的窗户，灯还亮着，像暗夜里唯一的一颗星。
转眼到了腊月，年关将近。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忙年，杀猪的杀猪，扫房的扫房，炸丸子的炸丸子，到处都飘着年味。可我跟奶奶的年过得冷冷清清的，只有我跟她两个人，坐在煤油灯下，包了一盖帘饺子，那就是年夜饭了。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去了秀兰家一趟，给她送了一条我从河里摸的鲤鱼。鱼不大，一斤多点，但过年嘛，总得有条鱼，寓意年年有余。
秀兰接过鱼的时候，眼睛红了。她说谢谢，然后从灶房拿了一碗红烧肉给我，说刚炖的，让我端回去给奶奶吃。
我端着那碗红烧肉往回走，一路上心里像揣了个火盆，又暖又烫。经过村口大槐树的时候，看见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晒太阳，他们看见我，交头接耳地说了些什么，有个人还故意提高嗓门说了一句：“哎哟，又送东西去啦？这是要养着人家啊？”
我没理会，低着头快步走了。
回到家，奶奶看到那碗红烧肉，叹了口气说：“秀兰这孩子，心太好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比我们难多了，还给我们送肉，这怎么好意思。”
“奶奶，我会报答她的。”我说。
“你怎么报答？”奶奶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光，“你拿什么报答？你连自己都养不活。”
奶奶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把我浇了个透心凉。是啊，我拿什么报答？我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小子，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连块肉都要去偷，我拿什么报答秀兰，拿什么去对她好？
从那天起，我心里开始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焦虑。我知道自己惦记上秀兰了，不是那种对嫂子的惦记，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惦记。我每天想她，从早想到晚，从黑想到明，想她的样子，想她的声音，想她递给我姜茶时手的样子，想她给我织毛衣时认真专注的神情。
可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不只是因为穷，更是因为怕。怕什么，怕被她拒绝，怕被人说闲话，怕拖累她，怕配不上她。她虽然是个寡妇，可她是个好女人，长得好看，又贤惠，又能干，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凭什么要跟我这样一个穷小子？
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她。正月初三那天晚上，我去找她。她正在炕上纳鞋底，小月在她身边睡着了。我坐在凳子上，掏出两支烟，递给她一支，她摆摆手说不抽。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弥漫开来。
“嫂子，”我叫她。
“嗯？”她头也不抬，手里的针在鞋底上一进一出，发出细细的声响。
“我有话想跟你说。”
她手里的针停下了，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灯光下黑得像墨，深邃得像夜空，里面倒映着两簇小小的火苗。
我张了张嘴，那些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的话到了嘴边，全变成了一团乱麻，舌头像打了几十个结，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等了很久，见我不说话，又低下头继续纳鞋底。
“你要说什么？”她问，语气很平，可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针脚比刚才要密一些，也乱一些。
“没什么，”我说，把烟头掐灭在地上，站起来，“我走了，嫂子再见。”
“你这人，”她叫住我，声音有点急，“话说到一半就走，什么意思？”
我站在门口，背对着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白雾在冷空气中散去。
“嫂子，”我说，“你对我好，我知道。可是你对我越好，我心里越不好受。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给不了你。”
身后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然后我听见她站起来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她走到了我身后，很近，近得我能闻到她身上的烟火气，淡淡的，暖暖的。
“谁要你报答了？”她说，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人似的。
我转过身，她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见她眼里的泪光，那种湿润的、朦胧的光，像春天的细雨洒在湖面上。
“那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你不图我什么，我却天天往你这儿跑，我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你。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
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袖子，把上面的灰掸掉。这个动作很自然，很平常，可是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整条手臂都烧起来了。
“快回去吧，”她说，“天黑了，路不好走。”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出去。这次她没有站在门口送我，但是她的灯一直亮着，亮到很晚很晚。我蹲在村口的草垛后面，远远地看着那盏灯，看见她的影子在窗户上晃来晃去，一会儿走到这边，一会儿走到那边，像是在做什么事情，又像是在犹豫什么事情。
那盏灯亮到后半夜才熄灭，我也在草垛后面蹲到后半夜，直到那盏灯灭了才回家。
正月十五那天，镇上闹元宵，有耍龙灯的，有唱大戏的，热闹得很。我本来想带奶奶去看，奶奶说腿脚不好，走不动，让我自己去。我走出家门，鬼使神差地就往秀兰家去了。
我想带她和小月去看灯。
到了她家，小月正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玩，红棉袄绿裤子，扎了两个小辫子，像个年画娃娃似的。秀兰在屋里梳头，我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她把头发全梳到脑后，辫了一条大辫子，又盘起来，用一个银簪子别住。她从镜子里看到我了，转过头来，脸一下子就红了。
“你来了，”她说，“吃了没？”
“吃了，”我说，“嫂子，今天镇上闹灯，我带小月去看灯吧，你也去。”
“我去不合适，”她说，“我一个寡妇，大过年的去看灯，让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我说，“你带个孩子，谁还能说什么？”
她犹豫了一会儿，看着小月蹦蹦跳跳的样子，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三个人走在去镇上的路上。小月骑在我脖子上，两只小手抓着我的头发，咯咯地笑。秀兰走在旁边，低着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像是高兴，又像是害羞。正月的风还冷，可我觉得浑身是劲，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路上遇到不少村里人，看见我们三个走在一起，眼神都怪怪的。有人打招呼说，哟，带孩子看灯啊。秀兰嗯了一声，连头都没抬。我倒是抬着头，大大方方地走，心里想着，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没做亏心事。
镇上果然热闹，到处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味道。一条龙灯从街这头舞到那头，龙身有十几节，每节里面都点着蜡烛，流光溢彩，好看极了。小月在我脖子上看得目不转睛，拍着小手叫好。秀兰站在我身边，看着龙灯，眼睛亮晶晶的。
龙灯过去了，又开始唱戏。戏台子搭在镇中心的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我个子高，能看见台上的戏，秀兰矮，看不见，踮着脚尖也看不见。我说，你站到那个石墩子上看。她站上去，高了，能看见了，可是站不稳，东摇西晃的。我把手伸过去，说，扶着我。
她犹豫了一下，把手搭在我的小臂上。
她的手很小，很凉，有点粗糙，指节上有老茧，那是长期干活磨出来的。她扶着我，我看着戏台上花花绿绿的人，可眼睛里什么都看不进去，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臂上那一点凉凉的、软软的触感上，像是有一只蝴蝶停在那里，我不敢动，怕惊飞了它。
看完戏，我们又去吃了一碗馄饨。馄饨摊子摆在街角，一个老头支了一口大锅，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滚着，热气腾腾。我要了三碗，小月那碗是虾皮紫菜馅的，她吃得满嘴流油，直喊好吃。秀兰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好吃吗？”我问。
“好吃，”她说，“我好久没吃过馄饨了。”
“那你多吃点，”我把碗里的一半馄饨拨到她碗里，“我饭量大，不够再要。”
她看着碗里多出来的馄饨，眼圈有点红，低下头去，一口一口地吃着，再也没有说话。
回家的路上，小月在我背上睡着了，发出细细的鼾声，像小猫一样。我跟秀兰并排走着，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
“春生，”她忽然叫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不是叫“你”，不是叫“小伙子”，而是叫“春生”。
“嗯。”
“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给不了我，”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抖，“可是你给我的，已经很多了。”
我的脚步停了一下，心跳得厉害，像擂鼓一样咚咚咚的。
“我给过你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哑。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伸过来，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可我觉得那手像一团火，烧得我整条胳膊都在发烫。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就让她那样握着，我们两个人并肩走在月光下，影子挨着影子，手牵着手，像最平常不过的一对夫妻。
那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从那以后，我们算是正式在一起了。没有人说过喜欢，没有人说过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地，像春天来了花会开一样，我们就变成了那种关系。
白天我还是去砖瓦厂干活，春天来了，砖瓦厂复工了，我又能挣到钱了。下了工我就去秀兰家，帮她干活，陪小月玩，吃她做的饭。她的厨艺很好，粗粮细做，再普通的食材到了她手里都能变得好吃。我最爱吃她做的酸菜鱼，鱼是我从河里摸的，酸菜是她自己腌的，两样东西凑在一起，味道好得让人想把舌头都吞下去。
晚上我经常不走。她不让，说怕人说闲话，可有时候天太晚了，或者下大雨了，她就留我住下。我睡在外屋的木板床上，她跟小月睡在里屋的炕上。隔着一道布帘子，我能听见她翻身的声响，能听见小月说梦话，能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那些声音让我觉得踏实，觉得安稳，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村里的闲话越传越离谱，先是说我跟秀兰不清不楚，然后说秀兰肚里的孩子是我的——她根本没有怀孕，那些人就是嘴贱，非要编排出点什么来才甘心。后来有人说我偷秀兰家的东西，说秀兰家的腊肉少了一块，肯定是我偷的。再后来有人说我打了秀兰——我怎么可能打她？我疼她还来不及。可是谣言传着传着就变成了真的，连村支书都找我谈话了，让我注意影响，不要给村里抹黑。
我不怕这些，秀兰也不怕。我们都很清楚，在这个村子里，在那个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是整个村子的事。那些闲话像一把把软刀子，看不见摸不着，可一刀一刀割在人心上，比真刀真枪还疼。
有一天傍晚，我去秀兰家，半路上被她公公拦住了。周德茂的父亲，周老贵，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瘦得跟干柴似的，可眼睛很亮，像鹰一样。他堵在路口，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个小兔崽子，以后离我儿媳妇远点。”他说，吐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了。
“周大爷，我不是……”我想解释。
“你不是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很大，故意让路过的人听见，“她是我周家的人，你一个外姓人，少去招惹她。你再敢去，别怪我不客气。”
我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我说我跟秀兰是清白的，谁会信？我说我喜欢她，想娶她，那不是更坐实了那些闲话？
周老贵走了以后，我蹲在路边抽了三根烟。烟雾缭绕中，我想了很多。秀兰是周家的儿媳妇，德茂虽然死了，可她还是周家的人。在农村，寡妇改嫁不是什么稀奇事，可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尤其是有孩子的寡妇，婆家一般都不同意她带着孩子改嫁。周老贵这个态度，摆明了是要把秀兰捆在周家，让她守着那个牌坊过一辈子。
我该怎么办？
我找到秀兰，把周老贵的话告诉了她。她听完，脸色很平静，像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春生，”她说，“你走吧，以后别来了。”
“什么？”
“你听我说，”她看着我的眼睛，那双眼睛在那一刻格外清澈，也格外决绝，“你才十九，你的人生还长着呢，别因为我耽误了。我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走到哪里都是拖累。你应该找个好姑娘，干干净净的姑娘，正经结婚，好好过日子。”
“我不要。”我说，声音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你听我说，”她想继续说下去。
“我不要！”我喊了起来，声音在小屋里回荡，震得窗户纸都在簌簌发抖，“我不要什么好姑娘，我不要什么干干净净的姑娘，我就要你！我就要你，秀兰，你听清楚了没有，我就要你！”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惊呆了。我没想到自己会用这种方式把心里话说出来，更没想到那句话会说得这么用力，这么决绝，像是把命都搭进去了。
秀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无声地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你这个傻子，”她哽咽着说，“你怎么这么傻……”
我走过去，一把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很瘦很轻，抱在怀里像抱着一片叶子，可那片叶子在发抖，抖得很厉害。我把她搂紧了，紧到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咚咚咚的，跟我的心脏撞在一起，像是在互相呼应。
“我不是傻子，”我说，“我就是一个偷腊肉的贼，那天晚上要是没有你，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好。你对我好，我就得对你好，你对我真心，我就得拿命来对你好。秀兰，嫁给我，让我跟你过日子，让我当小月的爹。”
她在我怀里哭了很久，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洇湿了一大片。她哭得浑身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我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像哄小月睡觉一样。小月在炕上醒来了，看见她娘在哭，也跟着哭了起来，三个人哭成一团，把隔壁的邻居都惊动了，跑过来敲门问怎么了。
秀兰擦了眼泪去开门，说没事，风迷了眼睛。邻居半信半疑地走了。
那天晚上，秀兰跟我说了很多事。说她小时候家里穷，说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矿上出了事，说她被迫回了娘家，说她娘没钱看病活活疼死的。说德茂是个好人，对她也好，可德茂死了以后，她在这个村子里就是一个人了，没有人帮她，没有人问她好不好，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一个寡妇来看，而不是当成一个人来看。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她坐在炕沿上，眼睛看着墙角，声音很平静，“守着这个家，把小月拉扯大，老了以后有个送终的就行了。我不指望什么了，真的，我不指望了。”
“可是你来了，”她转过头看着我，眼泪又掉下来了，“你来了以后，我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你帮我劈柴挑水，你给我送鱼送菜，你带我小月去看灯。春生，你就是个傻子，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好一分，我要还你十分，可我拿什么还你？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个累赘，你知不知道？”
“你不是累赘，”我说，“你是我的命。”
她听了这话，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哭，哭得很凶，像一个决了堤的水库，积攒了多年的泪水在这一刻全都倾泻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我睡在了里屋的炕上，跟她和小月一起。小月睡中间，我跟秀兰睡两边。那是我第一次睡在秀兰家的炕上，炕烧得很热，烙得后背发烫，可我心里更烫，像是有一团火在烧，烧得浑身都发疼。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秀兰在叫我。
“春生。”
“嗯。”
“你睡着了没有？”
“没有。”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你不怕？”
“怕什么？”
“怕人家说闲话，怕你以后后悔。”
“我不后悔，”我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晚上去偷你家腊肉偷得太晚了，要是早几年去偷，就能早几年遇见你。”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在这个寂静的夜里，那笑声像昙花开放一样，短暂而珍贵。
“你这个傻子，”她说，声音软得像春天的风，“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贼，偷东西还偷出感情来了。”
我们在黑暗里相视而笑，笑着笑着，笑声又变成了呜咽，两个人都哭了。泪水在黑暗里无声地流淌，流过各自的脸颊，滴落在枕头上，洇成了两朵潮湿的花。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趟家，把事情跟奶奶说了。奶奶听完，沉默了很久，浑浊的老眼里有泪光在闪。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拉着我的手，叹了口气。
“春生啊，奶奶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了，”她说，“奶奶走了以后，你就一个人了。成个家也好，秀兰这孩儿心善，也勤快，是个过日子的人。你娶了她，好好待她，好好待她闺女，别让人家受了委屈。”
“我知道，奶奶。”
“你爹死得早，你娘改了嫁，你从小没有人心疼，”奶奶的声音哽咽了，“老天爷这是可怜你，才把秀兰送到你跟前。你要感恩，要惜福，知道吗？”
“我知道，奶奶。”
奶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她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一块一块的零钱，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毛票和硬币，加起来拢共四十七块钱。她把那些钱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去置办点东西，去人家姑娘家提亲，不能空着手。
我攥着那些皱巴巴的钞票，膝盖一软，跪在奶奶面前，磕了三个头。奶奶拉我起来，用手摸着我的脸，说瘦了，太瘦了，得好好吃饭。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我带着东西去秀兰家提亲，被她公公周老贵拦在了门外。周老贵叫来了周家的几个本家兄弟，把我堵在秀兰家院子里，指着我的鼻子骂了一顿，说我不知廉耻，勾引人家儿媳妇，说秀兰不守妇道，丢周家的人。
秀兰从屋里冲出来，护在我跟前，对着周老贵喊：“爹，春生是个好人，我是自愿的，你要骂就骂我，别骂他。”
“你还敢说话？”周老贵气得浑身发抖，“你是周家的媳妇，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你要是敢改嫁，你就把小月给我留下！”
“爹！”秀兰的脸一下子白了。
“小月是周家的骨肉，不能跟着外姓人走，你要是改嫁，就把孩子留下，你自己走！”周老贵的声音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秀兰心上。
小月在屋里听见了，哭着跑出来，抱着秀兰的腿，喊娘，娘，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秀兰蹲下来抱着小月，母女俩哭成了一团。我站在一旁，拳头攥得咯咯响，指甲掐进了肉里，可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确实没有资格跟周家争小月，我没有钱，没有房子，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我怎么争？
那天的闹剧以村支书调解收场。村支书把周老贵拉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了一句话：“小赵啊，这事你要是真想办，就得按规矩来。不能让人家寡妇受委屈，也不能让婆家难看。你得找个媒人去周家说和，两家坐下来谈条件，该拿钱拿钱，该过户过户，不能这么闹，闹下去对谁都不好。”
我觉得村支书说得有道理，可问题是，拿什么钱？拿什么条件？我一个穷小子，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拿什么去跟周家谈？周老贵要留下小月，那孩子就是从秀兰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能舍下孩子跟我走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我也不能，我不能让秀兰为了我舍了自己的孩子。
我在家里想了三天三夜，烟抽了一包又一包，嘴上都起了燎泡。奶奶看我熬得眼睛都红了，心疼得直掉眼泪。第四天头上，我做了一个决定：出去打工，挣钱，等挣够了钱回来，光明正大地娶秀兰，把小月也从周家带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秀兰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她。她没有哭，没有闹，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房，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坐在那里吃面，她坐在对面看着，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屋里只有我吸溜面条的声音和炭盆里炭火噼啪的声响。
吃完面，她起身去刷碗。我走到她身后，从后面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软了下来，靠在我怀里。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了皂角的气味，淡淡的，干净的，像她的为人一样。
“等我。”我说。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满是肥皂泡的手覆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了握。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来收拾东西。奶奶已经把行李给我收拾好了，一个蛇皮袋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还有一罐头瓶咸菜。她把那个布包里剩下的钱全塞给了我，我推辞不要，她不依，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
我背着蛇皮袋出了门。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际有一抹鱼肚白，星星还没有完全隐去。我往村东头走，走过秀兰家的时候，看见她家的窗户亮着灯。她站在窗户后面，隔着玻璃看着我。我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朝我挥了挥手，没有更多的动作，没有更多的言语，就是那样挥了挥手。
我走了很远很远，再回头看的时候，那盏灯还亮着，在晨曦中显得越来越微弱，却始终没有熄灭。我转过头，大步往前走，眼眶又热了，心里暗暗发誓：秀兰，等我，我一定回来，风风光光地回来娶你。
我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汽车，颠簸了整整一天，到了省城。省城很大，大到让我这个从小在山沟沟里长大的人头晕目眩。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汽车和人流，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和灰尘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一晚两块钱，一铺大通铺，住了十多个人，全是像我一样出来找活干的农民。有人是河北的，有人是河南的，有人是安徽的，南腔北调，说什么的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放屁的，乱成一锅粥。
第二天一早，我天不亮就爬起来，去劳动力市场找活。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条街，每天一大早就有好几百号农民工站在路边，等着雇主来挑。有盖房子的，有挖沟的，有搬砖的，有扛水泥的，什么活都有，就是钱不好挣。雇主来了，挑人，看谁壮实，看谁看着老实，挑上的就跟人家走，挑不上的就继续站着等着。
第一天，我没被挑上。第二天，也没被挑上。第三天，有一个工头来挑人去建筑工地扛水泥，一百斤一袋的水泥，从卡车上扛到仓库里，一袋三毛钱，扛一百袋挣三十块钱。我第一个冲上去，说我去我去。工头看了看我瘦竹竿一样的身板，皱了皱眉头，说你能行吗？我说我能行，我有力气。
我确实有力气，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我虽然有力气，但我没有吃饭。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白开水。扛到第五十袋的时候，我的腿开始发软，眼前发黑，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流到眼睛里，辣得睁不开。扛到七十袋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咚地跳，像要炸开了一样，两个肩膀被水泥袋磨得皮开肉绽，血洇湿了衣服，跟水泥灰粘在一起，又疼又黏。扛到九十袋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不是我的了，我像一个机器一样，弯下腰，抓起水泥袋，扛上肩，站起来，往前走，再弯腰，放下，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
一百袋扛完，我整个人瘫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工头扔给我三张十块钱的票子，说小伙子可以啊，明天还来不来？我说来来来，有活就叫我。
那天晚上回到旅店，我脱了衣服一看，两个肩膀血肉模糊，衣服跟皮肉粘在一起了，扯都扯不下来。我用凉水泡了好久，才把衣服慢慢揭下来，疼得我龇牙咧嘴，差点没晕过去。同屋的老刘头看了，说小伙子你太拼了，身体要紧，别把命搭进去了。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想的是，秀兰和小月还在等我回去呢，我不能停下。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都干，扛水泥、搬砖头、挖地沟、疏通下水道、清理化粪池、在餐厅洗碗、给人家搬煤气罐……只要给钱，我都干。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吃得跟狗食一样，饿不死就行。我想着，多干一点，多攒一点，就能早一天回去，早一天见到秀兰，早一天把这个家成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攒的钱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把每一分钱都攒着，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不买衣服，唯一的开销就是吃饭和睡觉。到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攒了将近一千块钱。一千块钱，在那时候不是个小数目，够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够给秀兰买几件新衣服，够给小月买个书包和几本书，够请周家的人吃顿饭，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满心欢喜地盘算着，再过两个月就回去，正好赶上过年，把亲事定了，来年开春就办喜事。我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勾勒以后的日子了，在秀兰家旁边盖两间新房子，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跟秀兰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月养大成人，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虽然日子不会很富裕，但只要两个人勤勤恳恳，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可是上天好像非要跟我作对。就在我即将攒够钱，准备回去的时候，一封信寄到了我打工的建筑工地上。
信封上写着“赵春生收”，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奶奶写的。我拆开信，从里面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春生：
我爹（周老贵）给我相了一门亲，是隔壁村的一个鳏夫，姓王，家里有三间大瓦房，还有一辆拖拉机。我不同意，我爹就把小月带走了，说我要是不嫁，就别想见小月。我没办法了，春生，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对不起你，你别等我了，找个好姑娘过日子吧，忘了我。
秀兰
我也许能活过来，但小月是我命里的根，我不能没有她。你别怪我，也别来找我了，我已经跟王家定下来了，腊月就办喜事。
秀兰
我拿着那封信，手在抖，信纸在抖，整个世界都在抖。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工地上走出来的，不知道自己在街上走了多久，不知道自己在河边的长椅上坐了多久。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我坐在雨里，浑身上下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可我觉得那不是冷，那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冒的寒意，像是有人把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浇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冒凉气。
我被工地上的工友找到了，他们把我抬回了住处。老刘头给我灌了一碗姜汤，用被子把我捂得严严实实的。我在被子里发抖，发高烧，说胡话，翻来覆去地说着两个字：秀兰，秀兰，秀兰。
那场病来势汹汹，高烧烧了三天三夜不退，整个人烧得像一块刚从火里捞出来的铁。老刘头和张大哥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要住院，要打青霉素。我说不打，我不住院，我没钱。医生说必须住院，不然会死。老刘头骂我，说你小子死了什么都是空的，活着才能想办法，你活着才能回去找你的秀兰。
我住了三天院，花了一百多块钱，心疼得我差一点又病倒了。出院的第二天，我就去买了回村的汽车票。我要回去找秀兰，我要当面跟她说清楚，我不同意，我不能没有她，小月也不能没有她，她不能为了小月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
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到镇上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了。我下了车，没有回家，直接就往秀兰家走。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厉害，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只知道我要见到她，我必须见到她，现在，立刻，马上。
天快黑了，我走到秀兰家门前，发现门上了锁。院子里的柴垛还在，水缸还在，灶房还在，可门锁了，窗户里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她搬走了，还是被周老贵带走了？我站在门口，想不出答案。
我转身往村里走，去找周老贵。周老贵家住在村子中间，三间大瓦房，院子里停着一辆八成新的拖拉机——就是那个王家的拖拉机，被周老贵当做炫耀的资本，逢人就说亲家的车多好多好。我推开院门走进去，周老贵正坐在堂屋里喝酒，看见我来了，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你回来了？”他说，语气很不友好。
“秀兰呢？”我问。
“秀兰？走了，嫁人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甚至有几分得意，“嫁到隔壁村王家去了，人家家里三间大瓦房，有拖拉机，比你强一百倍。你还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省省吧。”
“孩子呢？小月呢？”
“小月？在她姥姥那儿，”周老贵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眼睛里闪过一丝阴鸷的光，“等秀兰嫁过去安顿好了，再送过去。”
我明白了，他是用孩子来要挟秀兰，让她乖乖嫁人。我心里升起一股怒火，烧得眼睛都红了，可我还是强压住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冲动，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秀兰嫁了没有？”我问。
“后天办喜事，”周老贵斜着眼看我，“你要是有本事，就去把人抢回来，我不拦着你。不过我告诉你，王家可不是好惹的，人家弟兄三个，个个都是壮劳力，你一个瘦竹竿一样的小子，去了也是挨揍。”
我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
那个晚上我躺在自家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奶奶在旁边屋已经睡了，她的咳嗽声从墙那边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钟摆一样，敲在我心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想我跟秀兰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她给我喝的那碗稀饭，想她给我织的毛衣，想她在大年三十那天给我端来的那碗红烧肉，想她在月光下牵着我的手，想她在窗户后面亮着灯送我的样子……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让我心如刀割。
天亮以后，我去了秀兰的娘家。秀兰的娘家在另外一个村子，离我们村有十几里路，我骑了张叔的自行车去的。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我在村口打听到了秀兰娘家的位置，推着车走过去。那是一个小院子，三间低矮的土坯房，院墙上长满了杂草，一看就是没人打理的光景。
秀兰的爹在前几年就去世了，她娘在她嫁到周家之前就死了，现在家里只有秀兰的弟弟和弟媳。她弟弟林大宝我见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砖瓦厂干过几天活，跟我还算是认识。
林大宝看见我来了，明显有些意外，也有些慌张。他把我让进屋里，倒了杯水，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宝哥，秀兰呢？”我单刀直入。
林大宝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说：“秀兰……秀兰在王家那边了，后天就办喜事，你去也晚了。”
“我不觉得晚，”我说，“我要见她，我想当面跟她说几句话。”
林大宝低着头不说话。他媳妇从里屋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林大宝才终于松了口，说秀兰现在在镇上她表姐家，让我去找她。
我骑上车又往镇上赶，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秀兰的表姐家在镇西头，是个两层的小洋楼，在那个时候算是很气派的房子了。我敲门，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花衬衫，一看就是镇上那些比较新潮的人。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秀兰的朋友，想见秀兰。
表姐犹豫了一下，让我在门口等着，进去传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了，说秀兰不想见我，让我回去。我不走，我站在门口，一直站着，从天亮站到天黑，从天黑站到夜深。中间表姐出来赶了我两次，说不走就叫人了。我说你叫吧，叫警察也没用，我就是要见秀兰，见不到我就不走。
到了后半夜，门终于开了。秀兰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散着，脸色苍白，眼眶发红，像是刚哭过。她看见我的那一刻，身体晃了一下，像是要倒，可她扶住了门框，稳住了自己。
“你走吧，春生，”她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回去吧，别管我了。”
“我不走，”我说，“秀兰，我攒够钱了，我有一千块钱了，我能养活你跟小月了，你跟我走吧，我们去别的地方，离开这个地方，离得远远的，谁也找不到我们。”
秀兰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可她使劲摇头，一边摇头一边后退，说不行，不行的，小月还在她爷爷那儿，她不能扔下小月不管，她要是跟我跑了，周老贵会把小月送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的。
“那我们去找小月，”我说，“我们把小月带出来，三个人一起走。”
“你疯了，”秀兰哭着说，“周家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去抢孩子，你会被打死的。”
“我不怕，”我说，“死就死，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秀兰哭着扑过来，捶打着我的胸口，一边打一边骂，骂我傻，骂我蠢，骂我不懂事，骂我不知道好歹。她打得很用力，可我不觉得疼，因为我知道她的每一拳都是因为心疼，她的每一拳都在说，她也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她不能。
表姐从屋里出来了，拉着秀兰说别哭了，左邻右舍都睡了，别把人吵醒了。秀兰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进了屋，在堂屋里坐下来。表姐给我们倒了茶，叹了口气，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
堂屋里就剩下我跟秀兰两个人。灯很暗，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的颧骨比以前高了，眼窝比以前深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像是大病了一场。
“你瘦了，”我说。
“你也瘦了，”她说。
“我不瘦，我壮了，我在城里扛水泥，一天扛一百袋，长了十斤肌肉。”
她听了这话，眼泪又涌上来了，可她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按在眼睛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把手帕拿下来，眼睛红红的，像只兔子。
“春生，你听我说，”她的声音终于稳下来了，可是稳得有些过分，像是在强迫自己不要哭出来，“我跟王家的事已经定了，老王家给了周老贵两千块钱的彩礼，钱都花了，要是我不嫁，周老贵还不起这个钱。王家那个人我见过，姓王，叫王德胜，三十八岁，老婆得病死了，留下一个儿子，比他小月大两岁。人还行，不坏，家里条件也好，我嫁过去不会受委屈的。”
“可是你不爱他。”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爱？”她说，声音飘忽得像一缕烟，“春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说什么爱不爱的？过日子就行了，吃得饱穿得暖就知足了。你还小，不懂。”
“我懂，”我说，“我就是爱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秀兰，你跟我走，我们不受这个窝囊气了，我们去找小月，我们把奶奶也带上，我们去城里过日子。我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够咱四个人花的，我有力气，我能干活，我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有你。”
秀兰看着我，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接一颗，止都止不住。她伸出手，摸着我的脸，指尖在我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上一一划过，像是要把我的样子刻进骨头里一样。
“春生，”她说，“你是个好人，你太好了，好到我舍不得害你。你要是娶了我，你会被人笑话一辈子的，你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看，那个娶了寡妇的人。你的孩子也会被人笑话，说他的娘是个寡妇，他的爹是个贼。你愿意让你的孩子一辈子被人笑话吗？”
“我不在乎。”我说。
“我在乎，”她说，声音忽然硬了起来，“我在乎。春生，你不用为我过这种日子，你值得更好的。你才二十岁，你还有大好的前程，你别为了我把自己毁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冷风呼地一下灌进来，把桌上的灯都吹得晃了几下。
“你走吧，春生，”她侧过脸不看我，可她的侧脸上全是眼泪，在灯光的映照下亮晶晶的，“你走吧，永远别来找我了。”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走啊！”她喊了起来，声音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我站起来，慢慢地走到门口。我在她面前站定了，看着她。她的脸被风吹得发白，嘴唇在发抖，眼泪在风中被吹散，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像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是她用了一年的银簪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我那里的。我把簪子塞到她手里，然后转过身，大步走了出去。
我没有回头。我不敢回头。
走出十几步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声，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的声音，闷闷的，钝钝的，一下，又一下。那声音不大，可每一记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砸得我肝胆俱裂。
我没有停下脚步。
走出那条街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蹲在路边，把头埋在膝盖里，无声地哭了一场。我没有哭出声，可眼泪流了很多很多，多得我以为自己身体里的水分都要流干了。
我在那个地方蹲了很久，久到双腿失去了知觉，久到夜风把我脸上的泪痕都吹干了。天快亮的时候，我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把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往镇上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那趟早班车，跟上次一样，还是颠簸了一整天。可是这一次，车窗外的一切都变了颜色，秋天的田野不再金黄，远处的山不再苍翠，天不再蓝，云不再白，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像是蒙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灰。
秀兰嫁给了王德胜，就在那天。
婚礼办得很热闹，王家摆了二十桌酒席，请了镇上的唢呐班子吹吹打打了一整天，鞭炮放了整整一马车。村里人都说秀兰有福气，嫁了个好人家，后半辈子不愁了。只有秀兰自己知道，她脸上在笑，心里在哭。
我回到了省城，继续在建筑工地扛水泥。可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我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希望和念想，只有一个目标——挣钱，使劲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我也不知道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可我就是停不下来，因为只要一停下来，脑子里就会想起秀兰，想起她的脸，想起她的声音，想起她的眼泪，那些东西像刀子一样割着我，只有不停地干活，累到精疲力竭，累到倒头就睡，我才能暂时不去想她。
老刘头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他又问是不是因为那个叫秀兰的姑娘？我沉默了。老刘头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多问。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我攒了将近三千块钱。三千块钱，在那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带着这笔钱回了趟家，给奶奶买了新棉袄新棉裤，把老房子简单修了修，换了新的门窗，买了新的被褥。奶奶看着这些东西，高兴得合不拢嘴，可她的笑转瞬即逝，她拉着我的手问，春生，秀兰呢？你去找她了没有？
我不说话。
“傻孩子，”奶奶的眼眶红了，“你就不去找找她？你就这么放弃了？”
“奶奶，她已经嫁人了。”我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
“嫁人了又怎么样？嫁人了还能离呢！”奶奶的口气一下子急了，“你要是真喜欢她，就去把她找回来，去跟那个王德胜说，秀兰是我的人，你不能抢。”
我苦笑了一下，奶奶不懂，时代变了，婚姻法也变了，可人心没变，世故没变。秀兰嫁给了王德胜，那是明媒正娶的合法夫妻，我有什么资格去拆散人家？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有资格，秀兰也不一定愿意跟我走。她嫁过去一年了，也许早就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也许跟王德胜已经生儿育女了，也许她早就把我忘了。
我告诉自己，放下吧，都过去了。
可放下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我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左腿骨折，在医院躺了两个月。住院的那些日子，秀兰的影子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每一次都是她站在窗户后面看着我，手里端着那碗姜茶，眼睛里有说不清的东西。我从梦里惊醒，枕头总是湿的。
老刘头来看我，坐在病床边削苹果，削好了递给我，说，小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放不下？
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不说话。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老刘头说，“在乎的东西就那么几样，要是不去争取，死了都不甘心。”
出院以后，我辞了工地上的活，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在城里做起了小买卖。我卖过水果，卖过蔬菜，卖过日用品，什么都卖过。头半年赔了不少钱，后半年慢慢摸到了门道，开始挣钱了。到一九九四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城里的菜市场租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专门卖蔬菜和水果，每个月能挣五六百块钱，比在工地上扛水泥强多了。
我租了一间小屋，十五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炉子，就是全部家当。屋里虽然简陋，可我把墙上贴满了报纸，桌上铺了塑料布，窗户上挂了窗帘，看上去也像模像样的。每次收拾屋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秀兰在就好了，她一定会把这里收拾得更加干净整洁，会在这里养一盆花，会在炉子上炖一锅香喷喷的汤，会让这个冷冰冰的小屋变成一个真正的家。
可我知道，这只能是想象了。
一九九五年秋天，我回村看奶奶。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完全靠听声音来辨认人。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听到脚步声，侧着头听了半天，迟疑地叫了一声：“是春生吗？”
“奶奶，是我。”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奶奶的手枯瘦得像干柴，骨节粗大，布满了老年斑和皱纹。她的手在我的脸上摸着，从额头摸到眉毛，从眉毛摸到眼睛，从眼睛摸到鼻子，从鼻子摸到嘴巴，一边摸一边说：“瘦了，瘦多了，在外面吃苦了吧？”
“不苦，奶奶，我生意做得挺好的，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钱呢。”
奶奶笑了，欣慰的笑，可笑着笑着又哭了，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没给你攒下点什么，让你小小年纪就出去吃苦受累。我抱着奶奶，说奶奶你别这么说，你把我养大就是最大的恩情了。
那天晚上，我扶着奶奶在院子里乘凉。秋天的夜，月朗星稀，风吹过来有些凉意。奶奶靠着椅背，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春生啊，秀兰离婚了。”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拿住。
“你说什么？”
“秀兰离婚了，”奶奶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静，“我也是听隔壁张婶说的。说那个王德胜不是个东西，喝酒打人，把秀兰打得浑身是伤。秀兰受不了了，今年春天离的婚，一个人带着小月回了娘家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砰砰砰的，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放下茶杯，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奶奶虽然看不见，可她听得出我的脚步声，她叹了口气：“孩子，你要是还惦记着她，就去找她吧。”
我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骑了张叔的自行车就往秀兰娘家的村子赶。一路上我的心悬得老高老高的，不知道见了秀兰该说什么，是问她过得好不好，还是问她为什么离的婚，还是问她脸上的伤好了没有。我什么都想了一点，又什么都没想明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到了。
秀兰的弟弟林大宝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来了，手里的瓢掉在了地上，玉米粒撒了一地，母鸡们蜂拥而上，咕咕咕地抢着吃。林大宝愣愣地看着我，嘴巴张了张，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宝哥，”我说，“秀兰呢？”
林大宝还没回答，屋门吱呀一声开了。秀兰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碎花衬衫，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扎在脑后，脸上没有脂粉，素面朝天，可那张脸跟三年前相比，瘦了，老了，眼角有了细纹，额头有了风霜的痕迹。
她的左眼角有一块淤青，已经褪成了青黄色，像是挨打后很久才慢慢消下去的颜色。
我看着她，看着她额头上的皱纹，看着她眼角的淤青，看着她瘦削的肩膀和粗糙的双手，看着她眼睛里那汪比三年前更深更黑的潭水，所有在心里排练了一千遍一万遍的话全都不见了，剩下只有一句。
“秀兰，我来接你了。”
她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我，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风从我们之间吹过，吹起了她的衣角，吹散了她额前的碎发。我看见她的嘴唇在抖，看见她的眼睛在迅速地泛红，看见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一颗，两颗，三颗，无声无息地砸在门前的石阶上。
她没有扑过来，没有像三年前那样捶打我的胸口。她就那么站着，眼泪无声地流着，嘴唇无声地抖着。过了很久很久，她才轻轻地摇了摇头。
“春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别再来了。”她说完，转过身，慢慢走进了屋里，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跟三年前一模一样的情景。三年前她也是那样关上了门，三年前我也是那样站在门外。三年的时光好像一下子缩了回去，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我走到门前，抬手轻轻地敲了敲。
“秀兰。”
没有回应。
“秀兰，你把门开开。”
还是没有回应。
我把额头抵在门板上，闭上了眼睛。隔着薄薄的门板，我听见她在里面哭，压抑的哭声，像隐忍了很多年很多年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的声音，闷闷的，钝钝的，一声接一声，听得人肝肠寸断。
“秀兰，我不走，”我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力气，“我不会再走了。三年前我走了，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今天我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走了。”
门从里面被拉开了，秀兰站在门后，满脸是泪，浑身都在发抖。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说了一句话。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认得吗？你还要我吗？”
我伸出手，轻轻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泪水是咸的，是热的，是苦涩的，可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尝过的最好的味道。
“我认得，”我说，“你化成灰我都认得。我要你，我只要你，别的人我谁也不要。”
她终于扑进了我怀里，大哭出声来。她哭得那么大声，哭得那么肆无忌惮，哭得像要把这辈子的委屈和伤痛都哭出来一样。她哭她死去的爹娘，哭她死去的两个丈夫，哭她失去的孩子，哭她被打了三年的日子，哭她独自拉扯孩子的艰辛，哭她从二十二岁守寡到二十八岁再嫁又被打了三年，哭她这一辈子走了多少弯路摔了多少跟头。
她边哭边说，说王德胜不是人，喝了酒就打她，打完她就跪下来求她，说下次一定改，可是下次还是一样打。她忍了三年，忍得浑身是伤，忍得骨头都断了，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找了村里干部，找了镇上的司法所，好不容易离了婚，可王德胜一分钱没给她，还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她带着小月又回到了娘家，可弟弟家也不宽裕，两间屋子住了四口人，她跟小月只能挤在一张小床上。
她边说边哭，边哭边说，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就那么抱着她，让她哭，让她说，给她擦眼泪，给她拍背，像哄小孩一样哄她。
哭到最后，她终于哭不动了，靠在我肩膀上，一下一下地抽噎着，像是一个快被淹死的人终于抓住了浮木。我扶着她在门槛上坐下来，她的手一直抓着我的衣襟，抓得很紧很紧，指节都发白了，像怕我跑了一样。
“春生，”她抽噎着说，“你这次真的不走了？”
“不走了。”
“你不会骗我吧？”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又哭了，这一次是笑着哭的，眼泪跟笑容混在一起，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你瘦了，”她摸着我的脸说。
“你也瘦了。”我擦着她的眼泪说。
“你还跟三年前一样，瘦得像根竹竿。”
“你不也跟三年前一样，好看得像朵花。”
她被我逗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又哭又笑，跟疯了似的。林大宝和他媳妇站在院子里看着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小月从屋里探出头来，她已经七岁了，长高了不少，怯生生地看着我，认不出我是谁了。
我朝小月招了招手，说：“小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春生叔叔，小时候抱过你的那个叔叔。”
小月躲在门后面不出来，秀兰把她拉过来，蹲下来对她说：“小月，这是春生叔叔，你小时候最喜欢让他抱的，你还记得吗？”
小月歪着头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你是那个把我举在脖子上去看灯的人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蹲下来把小月搂在怀里，说：“对对对，就是我，那个把你举在脖子上去看灯的人。小月，你还记得啊？”
“我记得，”小月说，声音小小的，软软的，“妈妈经常跟我说，有一个叔叔带我去看过灯，那个叔叔脖子上可暖和了。”
秀兰站在旁边，看着我跟小月抱在一起，捂着嘴哭得浑身发抖。林大宝的媳妇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来说，都别站在院子里了，进屋坐吧，我给你们倒茶。
那天晚上，我留在秀兰的弟弟家吃了晚饭。饭桌上摆着几个家常菜，土豆丝，炒鸡蛋，炖豆腐，还有一碟咸菜。秀兰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米饭，又从锅里挑了几块排骨放到我碗里，我看了看她，她说吃吧，这是我去镇上买的，不知道你今天来，要不就多买点了。
我吃着那碗加了排骨的米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三年前，她给我喝了一碗红糖稀饭，把我从偷肉的贼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三年后，她又给我夹排骨，把我从一具行尸走肉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吃完饭，我跟秀兰坐在院子里说话。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黑布上。小月躺在我怀里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很均匀，嘴角还挂着一丝笑，不知道在做着什么美梦。
“秀兰，”我说，“跟我走吧。”
“去哪里？”
“去城里，我租了间房子，不大，十五平米，可够咱仨住了。我在菜市场有个摊位，卖菜卖水果，一天能挣二三十块钱，够咱花的。你要是愿意，你就帮我卖卖菜，要是不愿意，你就在家照顾小月。”
秀兰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攒了点钱，”我继续说，“不多，可够咱过日子的。等以后挣多了，咱就租个大点的房子，再以后咱就买个房子，把奶奶也接过来，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春生，”秀兰抬起头，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柔柔的光，“我比你大七岁。”
“我知道。”
“我一没文化，二没本事。”
“我也不比你强。”
“我结过两次婚。”
“我不在乎。”
“我还带着个孩子。”
“那也是我的孩子。”
“你会后悔的。”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已经做过了，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弯下腰，在我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那一下轻得像羽毛拂过，可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点了穴一样，动弹不得。
“春生，”她直起身，脸上带着泪，可眼睛里全是笑，“你知道吗？你就是个贼，你把我这辈子都偷走了。”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你还把门反锁了，不让我跑。”我说。
月亮挂在头顶上，又圆又亮，像一盏巨大的灯，照亮了整个院子，照亮了秀兰的笑脸，照亮了小月安详的睡颜。那天晚上的风很温柔，吹在脸上不像冬天的风，倒像是春天的，带着某种希望的气息，暖洋洋的，让人从心里往外觉得舒坦。
我把秀兰和小月接到了城里。那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可拥挤有拥挤的好，挤在一起暖和。我把床让给秀兰和小月睡，自己在墙角打了个地铺。秀兰说不行，你睡床上，我睡地上。我说你别争了，我在工地上扛水泥的时候，钢管架上都睡过，睡地上算什么。
后来秀兰折中了一下，把床上的被褥搬到地上，三个人并排打地铺，小月睡中间，我跟秀兰睡两边。每天晚上，秀兰等小月睡着了，会把手从小月身上伸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还是凉凉的，带着肥皂的清香，在黑暗中轻轻地握着，不松也不紧，就那么握着，像是在告诉我，她在，一直都在。
我们在城里的日子很苦，可是很甜。我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去批发市场进货，五点回到菜摊摆菜，六点开市，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收摊。秀兰在家里照顾小月，做家务，有时也来菜摊帮忙。她不识字，算账却很厉害，几斤几两多少钱，脑子一转就算出来了，比我按计算器还快。
小月在菜市场旁边的小学上了学，成绩很好，回回考试都是第一名。她的班主任开家长会的时候跟我和秀兰说，这孩子聪明，很用功，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秀兰听了，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说我这辈子没念过什么书，不能让孩子也吃没文化的亏。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和秀兰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酒席，没有鞭炮和唢呐，只是两个人去街道办事处，在一张表格上按了手印。办事员看了看我们的资料，问了句“你们是自愿结婚的吧”，我们说是的，办事员就把两个红本本递给了我们。
走出街道办事处的大门，秀兰低头看着手里的结婚证，看了好久。阳光照在那张红本本上，烫金的国徽闪闪发亮。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可没哭出来，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春生，谢谢你。”
“谢我什么？”我说。
“谢谢你没放弃我。”她说。
一九九七年，秀兰怀孕了。那一年我二十五岁，秀兰三十二岁，小月九岁。秀兰怀的是个儿子，我给他取名叫赵念恩，纪念这一路走来所有的恩情和磨难。
念恩出生那天，秀兰难产，在产房里折腾了整整一夜。我蹲在产房外的走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整条走廊都弄得烟雾缭绕的。护士出来赶了我三次，让我别抽了，我说好好好，把烟掐了，过一会儿又点上了。
天亮的时候，产房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洪亮得像小喇叭一样。我一下就瘫了，瘫在走廊的长椅上，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像被抽空了一样。秀兰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得跟纸一样，可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是个儿子，取名字了吗？”
我说取了，叫念恩。秀兰闭着眼睛笑了，轻轻说了一句：“念恩，念恩，好名字，好名字……”
念恩的到来让这个小家更加热闹了。小月很喜欢这个弟弟，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弟弟，摸摸他的脸，拉拉他的小手，嘴里念念有词地跟他说着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懂的话。秀兰看着姐弟俩，脸上的笑越来越多，越来越真，那些藏在眼底的阴霾，终于一点一点地散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我的菜摊从最初的一个变成了两个，雇了一个小伙子帮忙，一个月挣的钱从五六百变成了一千多。一九九九年，我们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然还是在城中村，可总算有了单独的厨房和厕所，不用跟十几户人家挤一个公共厕所了。二〇〇〇年，秀兰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个早点摊，卖豆浆油条豆腐脑，生意比我的菜摊还好，每天早上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两个人在大城市里像两只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搬运着生活的重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来不敢停下，因为身后有老人有孩子，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可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苦是甜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二〇〇一年，奶奶去世了。她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走的，没有痛苦。我和秀兰赶回村里给奶奶办了丧事，按村里的规矩请了三天的大戏，给奶奶烧了纸人纸马纸房子，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能够过得好一些。秀兰跪在奶奶的坟前，磕了三个头，说奶奶你放心的走吧，春生有我了，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从坟前站起来，看着奶奶的墓碑，看着墓碑上刻着的那行字——赵门赵氏之墓，眼前浮现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端着秀兰给的红糖稀饭，眼泪一颗一颗地掉进碗里，奶奶说，那是个苦命的孩子，苦命的孩子心善。
奶奶说得对。秀兰是个苦命的孩子，可她心善，她把这世上最善良的心给了我。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冬夜，想起那碗红糖稀饭，想起那块被塞进我怀里的腊肉，想起那扇被反锁的门。我在想，如果那天晚上秀兰没有抓住我，如果那天晚上她没有给我那碗稀饭，如果那天晚上她没有把那块腊肉塞进我怀里，我赵春生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也许我还会像很多跟我一样出身的人那样，一辈子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浑浑噩噩地活着，稀里糊涂地死去，不会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暖，什么是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
可她抓住了我，把我拉进了屋里，反锁了门。那一锁，锁住的不仅仅是那个冬夜的风寒，更锁住了我这一生的方向和归宿。
秀兰有时候会问我，春生，你后悔吗？后悔娶了我这么个比你大七岁的寡妇吗？
我说，后悔。
她就瞪我，知道我在说反话，可还是要听我说出那个她想要的答案。
我说，我后悔那天晚上偷的腊肉太少了，要是多偷几块，你是不是就会更早地对我说，你把我这辈子都偷走了？
她就笑，笑得很轻很柔，像初春的风拂过湖面。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皱纹，额头有风霜，可那双眼睛还是跟十九年前一样，深深的，黑黑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只要看一眼，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小月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一个月挣的钱比我和秀兰一年挣的都多。她结婚那天，穿着雪白的婚纱，漂亮得像电影明星一样。她走到我跟秀兰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爸妈，谢谢你们。秀兰又哭了，我也差点没忍住。
念恩上了高中，成绩也不错，他说他以后要当医生，治好多好多像奶奶一样生病的人。
日子还在继续，我们还在奋斗，还在一点一点地把生活过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间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那个凌晨三点起来进货的我，那个在菜市场门口卖豆浆油条的秀兰，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日子，那些被泪水打湿的夜晚，那些被笑声点亮的瞬间，都成了我们这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有时候我还会有一种恍惚感，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十九岁的少年，站在秀兰家的门口，怀里揣着偷来的腊肉，心跳得像要炸开一样。可一低头，看见自己粗糙的手掌，看见掌心里磨出的老茧，看见虎口处被菜筐子磨出的疤痕，就知道时间已经走过很远了。远到那个少年已经不在了，远到那个寡妇也不年轻了，可远到那个冬夜的温度却还是那么真实，触手可及，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我这一生，最对的决定是去偷了那块腊肉。最幸运的事是被那个寡妇抓住了。最慌乱的时刻是她把我拉进屋里反锁了门。最温暖的味道是那碗红糖稀饭。最绵长的念想是那件灰色毛衣。最踏实的拥抱是那一整夜的相拥而泣。最圆满的结局是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同一个屋檐下，从偷与被偷，到相濡以沫，从两个残缺的家庭，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腊肉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可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窗外又飘起了雪，一片一片的，轻盈得像鹅毛。我靠在床上，看秀兰在厨房里忙活，她在炖腊肉汤，锅盖掀开的一刹那，香气四溢，热气氤氲中，她的侧影模模糊糊的，像极了许多年前那个冬夜里站在门口送我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哪里听来的：“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偷腊肉的人，一种是给腊肉的人。偷的人总觉得自己欠着，给的人总觉得自己什么也没给。其实啊，这一偷一给之间，就是一辈子了。”
我放下手里的报纸，趿拉着拖鞋走进厨房。秀兰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咋啦？我没说话，从后面抱住了她，把脸贴在她的肩膀上，闻到熟悉的烟火气和皂角的香味。
她顿了顿，然后把手覆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拍了拍。
一如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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