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争期间攫取暴利自古以来就会招致谴责和猜疑，那么真正让“战争投机者”这一说法获得政治分量，并推动对“超额利润”征税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工业化、总体性的战争。
空气中弥漫着一个词。冲突的悲剧性升级，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在受苦。就在加油站油价飙升之际，负责买卖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商利润暴涨。
石油公司同样获利不菲。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计算称，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国家的石油公司每天获得的“超额利润”超过8000万欧元。在线平台上的收益也在激增，投注者在那里押注战事发生的可能性。
“战争投机者”这一指控，原本更多见于历史教材，如今却频繁出现在电视演播室和社交媒体上。4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索姆省议员弗朗索瓦·吕芬在南方广播电台抨击说：“我们曾有过乌克兰战争的投机者，如今又有了伊朗战争的投机者。”早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初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曾用这一说法指责能源生产商。
在紧张局势之下，这一表述之所以像一种带有羞辱意味的谴责，是因为它本身承载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在政治修辞中，“战争”与“利润”两个词并置，绝非偶然。它唤起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怀疑：有人借战事大肆投机牟利。历史学家菲利普·韦尔海德在《法国人与金钱：19世纪至21世纪》中指出，这种怀疑“显然和伟大战争史诗一样古老”。
这一说法还把道德维度引入了利润问题，在“正当财富”与“不义之财”之间划出了一道根本性的界线，而后者被视为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
早在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形成依赖之前，无论是否确有其事，关于牟取暴利的怀疑，往往都会落在负责军队补给的人身上。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就曾记载，在公元前21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民众的愤怒曾集中指向农场主波斯图米乌斯，他当时是军队的官方供应商。
到了近代，常被指控侵吞牟利的，则是为路易十四军团供应军粮面包的“军需承包商”。这一点见于《战争的启蒙》一书。
两个世纪后，在美国，南北战争让一批“劣呢百万富翁”发了财。这个绰号源于他们向联邦军队提供的劣质羊毛制服。尽管名声不佳，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后来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帝国。
不过，真正让这一说法进入日常语言，并带上更强政治意味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总体战”塑造出的新道德秩序中，全体民众都被要求参与战争努力。于是，声名狼藉的“战争投机者”形象，连同那些躲避前线的人，一起站在了前线士兵这一英雄形象的对立面。
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布洛克在《战争投机者》中写道，公众对“商贩投机者”的暴富深感愤怒。这些人在靠近军队的地区“盘剥士兵”，不惜一切代价抢购他们确信能以三倍价格转手卖出的商品。由此引发的揭发浪潮，规模前所未有。
但最令民众震惊的，尤其是令士兵震惊的，还是那些“骇人听闻的财富”——《人道报》1917年8月6日称之为“投机海盗”——他们是煤炭、钢铁和军火行业的富裕工业家。
在士兵们的书信中，反复出现一种焦虑：战争会不会无休止地延长，因为这场第一次大规模工业战争中的“军火商”有动力让战事持续下去。和平主义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用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概括这种担忧：“人们以为自己是为祖国而死，实际上却是为工业家而死。”这句话发表于1922年的《人道报》。此后，关于技术——军事——工业复合体如何影响当代战争进程及民主制度的警告，也始终与之遥相呼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投机者”丑闻，不仅揭示了一部分人付出牺牲、另一部分人却大发其财这种难以承受的不平等，也由此引出了一个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追问：从共和平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利润的可接受边界究竟在哪里。
在媒体和左翼民意代表的压力下，尽管雇主阶层强烈反对，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领导的政府仍于1916年通过法律，设立“对战争期间取得的特殊或额外利润征收特别税”。
历史学家菲利普·韦尔海德指出，这项税收既被视为维护社会凝聚力的工具，也被用来填补国家空虚的财政，最终带来180亿法郎收入，但这一数字仍远低于工业家攫取的利润。
历史学家安德烈·洛埃兹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更广泛税收再分配问题思考的一部分，因为这一时期也正是所得税制度逐步建立的时候。”一个世纪后，这一思考仍在影响围绕“超额利润”正当性及其征税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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