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大规模改革，今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联邦内阁通过了大型医疗改革的第一部分，接下来将进入议会审议程序。
内阁还敲定了2027年预算框架，计划削减数十亿欧元支出，其中包括养老金领域，以及数字事务部——后者将承担全国第二高的削减额度。为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还计划推出新的糖税，并提高酒类和烟草税。
糖税这个话题，事前就在我家两个儿子中间引发了讨论。他们两个都很瘦，牙齿也很健康，踢完球后喜欢去超市买一瓶可乐。我却没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涨价的只是饮料，而不是那些同样含有大量糖分的甜巧克力？
我试着向他们解释，这项政策是希望通过价格引导公众形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但他们马上反驳说，榛子巧克力酱里的糖也多得惊人，不健康的食品更是远不止这些。看来，这个问题接下来得由联邦卫生部长向公众解释清楚。
关于这场医疗改革的关键信息，我的同事多米尼克·巴特已经做了系统梳理。至于联邦预算中的这些削减，是否足以稳定政府和国家局势，我的同事托尔斯滕·克努夫和京特·马克斯也已作出分析。至少从总理府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看，弗里德里希·默茨显然对更深层次的改革终于启动，感到松了一口气。
导火索，是默茨公开表示，美国对自己针对伊朗的战争“根本没有计划”，而且德黑兰还“羞辱了”美国。这番话显然让白宫极为不满。我不禁要问，总理为什么要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话公开讲出来？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德国经济再遭美国关税重击，甚至给北约关系带来麻烦。
更何况，默茨并不是在联邦议院，也不是在国际会议上说出这些判断，而是在德国东北绍尔兰地区马尔斯贝格市，接见卡洛鲁斯·马格努斯中学学生时说的。我相信，那些年轻学生即便听到一番没那么敏感的分析，也一样会满意。这样一来，我们也许还能少惹特朗普一些麻烦——尤其是在他第三次遭遇刺杀企图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他变得更加敏感了。
这里说到底，讨论的是总理的沟通方式。而就在最近，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得相当坦率：“我的性格一向很开放。我会把我认为正确的话直接说出来，也愿意接受由此引发争议性的讨论。”
当被问到，为什么自己在公共沟通中常常无法让立场真正传达出去时，默茨给出了一个颇具哲思的回答：“我当然也会思考这个问题。爱比克泰德曾说，打动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关于这些事情的话语。”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默茨还罕见地让外界看到了他的内心。他说：“我只是偶尔上社交媒体。但如果你去看看网上关于我的那些内容，看看我在那里如何被攻击、被贬低——在我之前，没有哪位联邦总理承受过这样的事情。”
我每天都能看到网上的这种仇恨，因此我能理解默茨。可另一方面，作为政府首脑，他也不能被这些东西左右。由美国互联网公司搅起的这股恶臭浊流，偏偏在这里连税都没怎么好好交，却让很多人都不得不趟过去——媒体从业者也不例外。
其实，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针对总理的攻击和仇恨就早已存在，而且有些要严重得多。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出现在红军派的死亡名单上，赫尔穆特·科尔也是如此。两德统一后，科尔在哈雷虽然没有在社交平台上挨骂，却在现实中遭人扔鸡蛋。当时，科尔的保镖不得不挡在总理前面，拦住投掷者。据说科尔本人当时恨不得亲自动手教训那群左翼闹事者。
仇恨、嫉妒和攻击，几乎和政治权力本身一样古老。德国所有真正的民主派都应共同反对这种现象，总理也可以依靠这一点。
说到权力和情绪，我还想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是，法国布丽吉特·马克龙在即将结束自己十多年“第一夫人”生涯时，曾抱怨在巴黎爱丽舍宫的生活。她对《论坛报》带着哭腔说：“有时候，我很难看到蓝色的天空。”这让我想起德国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前妻贝蒂娜·武尔夫当年的那番抱怨。
贝蒂娜·武尔夫后来把自己作为“第一夫人”的艰难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在《礼宾之外》里，甚至还有一段内容，专门抱怨那座巨大的官邸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读到那里，我就彻底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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