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大学里的艺术史学者回望2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或许会对威尼斯双年展这一国家展览机制中，各国如何呈现自身感到错愕。
学界在无法精确断代时，常把一个世纪含混地切分为几个“四分之一”。届时，一个可能的结论是：艺术本身——幸运的是——变得没那么政治化了，但人们对待艺术的方式，却明显更政治化了。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项决定上。第一项引发了巨大争议，第二项却几乎未被注意。历届双年展中，最严重的政治举动，莫过于本届将以色列和俄罗斯排除在奖项评选之外。过去，威尼斯声望极高的金狮奖始终依据艺术标准评定；但今年，评审团在展览尚未开幕前三周，就决定取消这两个国家馆的参赛资格。评审团给出的理由是，俄罗斯和以色列两国政府首脑都因“反人类罪”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遭到起诉。
仅从这一排除理由本身，就能看出这项决定的失当与不公。评审团实际上让艺术家为本国政府首脑承担连带责任。以色列馆的情况尤其显得讽刺。代表以色列参展的是罗马尼亚犹太裔艺术家贝卢·西米翁·法伊纳鲁，他与德国有深厚传记关联，此次带来的是受保罗·策兰启发的装置作品《虚无之玫瑰》。
法伊纳鲁如今居住在海法，但他生于布加勒斯特，仅凭这一出身背景，就未必会对内塔尼亚胡抱有好感。恰恰相反，他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立场，更接近“另一个以色列”。
更何况，俄罗斯馆原本在艺术上几乎没有获奖可能。其预告中的音乐与舞蹈活动充满民俗媚俗气息，所谓“跨民族”阵容，实际不过是把各国亲普京者拼接在一起。尤其是馆长阿纳斯塔西娅·卡尔涅耶娃，她与拉夫罗夫之女共同经营“智慧艺术”公司，又通过友人同军工
产业关系密切。与其说这是策展，不如说更像是普京主义对展馆的直接介入。若有人由此怀疑，某个可能倾向亲巴勒斯坦的评审团，借着西方世界普遍排斥普京的氛围，顺手也把并不受其欢迎的以色列一并抵制和惩罚，而海牙的起诉则成了对外最难被质疑的“理由”，也并非毫无依据。
评审团在由巴西艺术史学者索朗热·法尔卡斯领衔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承认艺术实践与民族国家代表性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这正是威尼斯双年展的核心，尤其是这种关系如何将艺术家的作品与其所代表国家的行为联系起来。”这套表述不仅是在让艺术家承担集体责任。
按照这一逻辑，人们同样有理由追问：为什么美国馆艺术家没有被一并排除出评奖？美国总统正在对伊朗发动一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战争，即便其道德理由被说得再充分，这仍是一场进攻性战争。至少在美国馆艺术家阿尔玛·艾伦的遴选过程中，特朗普曾发挥重要影响，因此这里同样存在一种政治上的紧密勾连，与他那位朋友普京的情形并无本质不同。
艾伦在获提名前在艺术界几乎无人知晓，而他近来快速生产的一批金光闪闪的大型雕塑也相当俗气：那些从无定形团块中突出的尖端，看上去像是可怜的匹诺曹带着鼻子、咖啡壶和贝壳，一头栽进了汉斯·阿尔普尚未凝固的青铜里。
事情原本可能并非如此。上周，《金融时报》披露，最初获邀代表美国馆参展的，其实是法裔美国艺术家兼作家芭芭拉·蔡斯——里布德。她著有《不为人知的萨莉·海明斯》，讲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与其女奴萨莉·海明斯的故事。但她以一句明确针对特朗普的话拒绝了邀请：“现在不是时候。”原因在于，美国方面为威尼斯项目新设的指导原则要求，入选方案必须“弘扬美国价值观”，并“展示美国的例外主义”。即便如此，“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本周仍毫不避讳地开始为美国馆募款。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极端政治化的第三种路径，则体现在南非。南非馆艺术家歌利亚和马松多原计划在其持续进行的行为系列《挽歌》中，追忆他们所称以色列政府及军队对加沙地带居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同时聚焦20世纪初德国在纳米比亚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可以说，这是后殖民主义最纯粹的表达方式：政治议程先行，再把某种带有说明性质的艺术附着其上。
和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以色列馆一样，这一空间如今将保持空置，并因此更鲜明地构成一种政治姿态。南非政府取消歌利亚和马松多项目的决定，自然立刻引发愤怒抗议和审查指控。但从项目草案来看，这种仓促套用后殖民议程的政治媚俗之作缺席，并不算损失。
相比之下，德国馆显示出另一种更克制的可能，也更贴近本届双年展“低音调”这一带有忧郁意味的主题。已于今年2月不幸去世、年仅41岁的艺术家亨丽克·瑙曼，与越南裔德国艺术家宋秋共同承担德国馆项目。瑙曼生前勉力完成的方案，如今仍由她的团队按原计划推进。
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次少见的情形：这座在纳粹时期被改造、因此呈现新古典主义形态的展馆，今年没有再被当作“痛苦建筑”反复折腾。此前多届双年展中，这里曾被凿开地面、打裂墙体、挖出深沟、剥去层层涂料。
这一次，重点转向建筑外壳之内的内容。两位艺术家并非较少触及德国历史，而是采取了更为细腻的方式，并且首次明确把目光投向东德。出生于茨维考的瑙曼，长期以家具装置敏锐映照自己青春期所经历的社会剧变。
她2019年在慕尼黑“艺术之家”举办的展览《内部生活》，就曾把两德统一后90年代西德室内空间中的精神阴影浓缩出来，与这座纳粹建筑本身形成呼应：从纳粹旗帜和哥特体涂鸦，到她剪辑的视频在老式电视机上播放，再到紫色和国防军灰色的丑陋沙发组。色彩的强烈象征意味，也将成为她此次双年展作品中塑造展馆的重要元素。
宋秋则以声音空间为媒介，出色地反思越南籍东德合同工曲折复杂的命运，将他们称为“东方的奴隶”。借由这两位年轻艺术家，德国馆首次从这样一代人的视角提出历史责任问题：这一代人必须主动决定，是要维护“永不再来”，还是背离它。
好艺术与平庸政治宣传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先有政治观念，再去寻找形式包装；真正优先的是形式。本届第61届双年展，两者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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