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觅创始人俞浩最近连发数条微博，把矛头对准了小红书的momo机制。

他的质问很直接：这些顶着同一张粉色恐龙头像、用着同一个名字的账号，发布不实信息该找谁追责？如果发帖都不需要实名，这种机制“不是鼓励作恶是什么”？

我对追觅和小红书的恩怨不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评论博主，我对momo现象却是感同身受。

很多时候，我在网上发表言论，就会有momo跑出来骂你，等你想要找他理论一番，发现他已经隐藏在momo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感觉就像你在峨眉山被一只猴子给挠了，转回头一看，眼前一大群猴子，根本分不清哪只是哪只。

比momo更烦人的行为是“一言不合就拉黑”：你觉得你的留言很理性，结果对方上来就骂你，等到你想反击的时候发现被拉黑了。

那种打在棉花上的挫败感让人挺难受，但是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打一枪就跑，不沾染一点儿负面情绪。

作为互联网老派人士，我挺接受不了这种打一枪就跑，一言不合就拉黑的做派，我还是更怀念当年在天涯社区刀光剑影的日子。

但这就是互联网的现状，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一言不合就拉黑。

因为有的人就是来骂你的，从没打算跟你讨论问题。你不拉黑他，他也会拉黑你，拼的就是谁手快。

但这种互联网生态肯定不健康，它让互联网从“连接”走向“隔离”，让网友们从“对话”走向“独白”。

很多人误以为momo是平台设计的匿名系统。其实不是。它只是微信授权登录时的默认昵称和头像——粉色小恐龙。但恰恰是这种“非刻意设计”，产生了独特的社会学效应。

在传统匿名论坛里，你叫“匿名用户9527”，我叫“匿名用户9528”，我们至少是可区分的个体。但在小红书上，成百上千个momo顶着同一张脸、同一个名字。这就让个体责任被彻底稀释，形成“一mo做事万mo当”的追责困境。

当发言者不再是“张三李四”，而是一个无差别的符号，道德约束就松动了。这不是说所有momo都在作恶，而是说作恶的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用户选择momo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怕被熟人认出，怕言论影响现实关系，怕在公共讨论中暴露真实身份。但是当所有人都可以无差别隐身时，整个社区反而变得更不安全。

面对质疑，平台的回应是“按照法律法规统一要求，用户需要提交相关资料进行认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合规了。

但后台的实名认证解决不了前台momo泛滥的困境。只不过算法偏好争议性内容，在“社区氛围”和“商业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

如果说momo是“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那么拉黑就是“我不想知道你是谁”。这两个行为的共同点，是都在用技术手段逃避社交中的摩擦成本。

拉黑通常对应四种心理机制：情绪宣泄型，用拉黑排解即时愤怒；自我保护型，用拉黑避免被否定的二次伤害；控制欲型，用拉黑维护“我的社交圈我说了算”的边界。当然，也有理性的边界设定型，对骚扰和恶意果断切割。

但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里，四种行为的外在表现完全一样。这让拉黑从一种“最后手段”变成了“日常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拉黑正在从个人关系管理工具，异化为公共讨论中的“话语否决权”。

博主拉黑反对者，不同意见等于冒犯，评论区变成回音室；用户之间互相拉黑，观点不合直接断联，公共议题失去对话空间。

这创造了一个悖论：互联网理论上让所有人都能发声，实际上却让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只与同意自己的人对话。

把这两个现象叠加，就形成了社交的双向隔离——发言者不需要为言论负责，接收者不需要消化不同意见，平台不需要调解冲突。唯一受损的是公共理性。

这源于社交过载导致的注意力稀缺。在互联网制造的信息洪流中，我们没有精力去理解每一个不同意见。

拉黑是最低成本的注意力管理，momo是最低成本的隐私保护。技术降低了社交门槛，也降低了我们处理社交摩擦的耐心。

最终，社交平台从过去的“广场”变成了如今的“包厢”。

早期互联网是广场——BBS、论坛、博客，所有人公开对话。现在的互联网是包厢——朋友圈、小红书、微信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当主角。

momo是在别人的包厢里戴面具发言，拉黑是把不喜欢的人赶出自己的包厢。当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包厢里岁月静好时，公共广场就荒芜了。

而当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拥有了发声的权力，却没有建立起让每个人为言论负责的机制时，“连接”就变成了“噪音”，“对话”就变成了“对抗”。

但你又很难指责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足够的挫折、压抑、焦虑的年轻人，渴望在互联网上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以及自己可以掌控的空间。

momo泛滥和拉黑成风，都是这种渴望的症状。它们不是道德堕落，而是现实困境、技术架构、平台算法、注意力经济共同塑造的行为模式。

只不过，一个只让人舒适、从不让人不舒服的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公共性的互联网。而一个没有公共性的互联网，不过是无数个互不相通的包厢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