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人生最大的烦恼是房租又涨了两百块，以及楼下那家兰州拉面最近给的牛肉越来越薄，薄到能透过肉片看清碗底的葱花。

陈庆来找我的时候，我刚从一家广告公司试用期被刷下来。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手里攥着一张报名表，眼睛亮得像两颗刚上了油的弹珠。

“走，考公务员去。”

“考什么公务员？”我当时正蹲在出租屋的地上拆一包方便面，抬头看他的表情像看一个突然说要去火星定居的疯子。

“国考，海关。”他把报名表在我面前抖了抖，“我都研究过了，我这个专业能报的岗位不多，但你这个中文系的能报一堆。你就当帮我凑个人数，行不行？”

我撕开调料包的动作顿了一下。“凑人数？”

“你不知道，现在好多岗位开考比例不够，直接就取消招录了。”陈庆蹲下来，跟我平视，语重心长得像电视里的成功学讲师，“我报的这个岗位，招一个人，要求‘安全工程专业’，你想想，全国才几个学这个的？万一报不满三个人，我这半年白复习了。”

“所以你拉我去干什么？我又不是学安全工程的。”

“你不是学中文的吗？你报你的中文岗，考完就完事了，又不耽误你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损失。那年头考公务员报名费也就一百来块钱，少吃两顿烧烤的事。何况我确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干，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去考场吹吹空调。

“行吧。”我把调料包挤进碗里，满不在乎地说。

陈庆当场就把报名表拍在我桌上，生怕我反悔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不光找了我，还找了他的高中同学、大学室友、甚至前女友的现男友——凡是能拉得动的，全被他拉去报了他那个岗位附近的其他岗位，就为了“营造一种浓厚的考试氛围”。

这个人的筹谋能力，在当年就已经展露无遗。只是我当时没看出来。

报名之后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书。说是看书，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行测题里的图形推理上，因为那玩意儿有点像打游戏，找规律的时候还挺有成就感。倒是陈庆，每天都给我发复习资料，比自己复习还上心。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万一考上了呢？”

“万一考上了？那我就是公务员了呗。”我随口答道，那时候对“公务员”三个字的理解，大概就等于“稳定工作”加“食堂便宜”，连五险一金具体是什么都说不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也是，”陈庆说，“万一考上了呢。”

后来我才发现，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问他自己。

考试那天是个大晴天，初冬的阳光薄薄地铺在考点学校的操场上，一群穿着各异的年轻人在考场门口翻资料、背时政，表情或焦虑或麻木。陈庆站在我旁边，衬衫外头套了件黑色的薄羽绒服，手里捏着透明文件袋，准考证放在最上面，整整齐齐。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你还真来了。”

“废话，一百块钱都交了。”我说。

他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向他的考场。那一步走出去的架势，不像去考试，更像去赴一场约了很多年的约。背影融进了人群里，和所有穿着深色外套的考生混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出来。

上午行测，下午申论。行测我做得还行，申论写得我手都快断了，交卷的时候右手小拇指全是黑乎乎的中性笔墨迹。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一月的傍晚，风凉飕飕的，吹得人脑仁疼。

陈庆在校门口等我。他的脸色不太好看，嘴唇有点发白，但眼睛还是亮的。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凑合用。他没问我具体的题目，也没对答案，只说了一句：“走吧，我请你吃火锅。”

那顿火锅他吃了很多，喝了两瓶啤酒，脸涨得通红，说了很多大学时候的事。我那时觉得他是在放松考后的压力，后来回想起来，才发现他那天的状态不太对——不是放松，是透支。像是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完了，终于能歇一歇的那种虚脱感。

成绩出来那天，我在一家新公司上班还不到一个月。行政岗，月薪三千二，每天的工作就是复印文件、接电话、帮领导订盒饭。我坐在工位上用手机查了成绩，行测七十二点三，申论六十五，总分一百三十七点三。

这个分数出乎了我的意料。

更出乎意料的是，陈庆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激动。“你进面试了！你那个岗位我看到进面名单了，你排第二！”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十几年的话。

“我说什么来着？万一考上了呢？”

后来我真的去面了试，真的上了岸，真的从那个复印文件的行政岗变成了一名海关公务员。而陈庆，他报的那个“安全工程”岗位，报名人数只有两个人——他的大学室友报了，还有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报了。开考比例不够，岗位取消。

他拉了那么多凑人数的，结果自己才是那个最需要凑人数的人。

那之后我们各忙各的，联系渐渐少了。他换了几份工作，后来去了南方，在一家做消防器材的公司当销售，听说做得还不错。有一年过年他回来，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他还是老样子，衬衫皱巴巴的，但笑起来眼睛还是亮得像弹珠。

“当年的事，我得谢谢你。”他给我倒了杯酒。

“谢什么？”

“谢你凑了个人数。”他笑了，“虽然没凑成我那个岗位的吧。”

我也笑了，端起杯子，想说点什么，但发现什么都说不出。窗外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照进来，把他的半个脸映成红色，另外半个脸藏在阴影里。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当年为什么非要考那个岗位？”我问，“安全工程，海关，那个岗到底有什么好的？”

陈庆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

“我大三那年去过一次口岸，在那边待了一周。”他放下酒杯，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那件事在他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久到说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锈了，“通关大厅里排着长队，有人在等通关，有人在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让这个通道更顺畅一点，哪怕只快了两分钟，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踏实。”

他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忽然变得很认真，认真得不太像平时的他。

“算了，不说这个了。”他又笑了，端起酒杯，“来，喝了。”

杯子碰在一起，酒液微微晃了晃，映出两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和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