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楚铸币考：“天策府宝”钱并非纪念币，“天策都帅，楚王尚父”钱疑点重重|元帅|后唐|天策府|楚王|纪念币|铸币考|马楚|马殷

启风/文

本文收入拙著《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原题为《“天策府宝”可能并非纪念币》，是书中唯二的论文之一。

古钱币爱好者可能大都听闻过一种说法，即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楚曾铸造有中国古代少见的“纪念币”——“天策府宝”和“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其中前者多为光背，极个别的背有龙纹或龙凤纹，后者正背面各有四字。天策府宝被认为是该国创立者马殷获后梁封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时铸造，“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则被定为马楚第三任君主、马殷之子马希范受契丹“尚父”之封时所铸。以上这些说法口口相传，看似十分合理，可一旦仔细对照史料，许多疑点就不免显现出来。

天策府宝不是“纪念币”

纪念币是一个现代概念，《大辞海》给出的定义是，“国家为纪念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以及为珍稀动物等而发行的特殊货币。一般采用金银等贵金属铸造而成。”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马殷被后梁太祖朱温封为天策上将军，获准开天策府，有了自行设置官署、任命官员的权力，独立性大增。这对马殷和马楚来说肯定算得上“重大事件”，加上目前所见多为铸造精良的大铜钱（直径多在39-42毫米，重约37-40克），不同于马楚境内通行的铅铁劣币，的确使之具有了某些纪念币的特征。

图：天策府宝钱（嘉德中国图）

不过按照《十国春秋》记载，马殷在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六月当上天策上将军，并开天策府；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马殷“开冶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铸钱比开府时间晚了一年半之久，其目的很难说是为了纪念，更可能是当时马楚与南汉连年交战，又刚刚丢失岭南的容州、高州，亟需借助铸钱这一金融手段筹措军费。马殷一直未曾称帝，没有自己的年号，而他在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方才由楚王晋升楚国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建国。因此，马殷在乾化元年这个时间点上，本身既无年号，又无国号，要铸钱就只能使用“府号”，于是有了“天策府宝”这个钱文。

天策府宝虽被列为所谓“古泉五十名珍”之一，但存世量并不算少，一来在国家博物馆、湖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馆藏有20枚以上；二来国内各大拍卖上时常能见到，从网上记录看，仅“嘉德中国”自2006年以来就上拍过至少11枚，相较于五代十国时期被明确用于流通使用的天成元宝、大蜀通宝等明显更多。只是这些天策府宝的具体出处少有披露，难以做详细分析。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已故研究员周世荣曾撰文称，从1949年至1964年在长沙附近共发掘了348座马楚墓，其中有130座出土了乾封泉宝铁钱，12座出土了疑似马楚所铸的铅钱，没有一座出土天策府宝钱。不过从民国以来，收藏家罗伯昭、孙仲汇、鲍展斌等披露的零星信息可知，在湖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可知天策府宝或曾在湖南与江南、中原等地区间存在跨境流通。

图：长沙出土的乾封泉宝铁钱（摘自《十国楚钱初探》）

除大铜钱外，天策府宝还有大铁钱存世，亦可证明其当为流通货币。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马殷采纳高郁建议扩大铸钱量，一是“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二是“铸铁钱……文曰‘乾封泉宝’”。可是马楚的大铁钱非仅有乾封泉宝一种，1997年在湖南省衡阳市出土过一批马楚铁钱，总计有100多枚，其中包括8枚天策府宝铁钱。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陈先枢在一篇文章中也说，长沙发现的500多座马楚墓中，“出土有‘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等铁钱和铅钱”。上海博物馆即藏有一枚天策府宝铁钱，重39.8克。天策府宝铁钱可能是配合铜钱流通的辅币，但很快被乾封泉宝替代，铸量不多。

背龙凤纹的天策府宝可能为马希范所铸

天策府宝有一种特殊的背龙凤钱，先后出现在北京古玩城2017年秋拍、嘉德中国2021年秋拍上，它直径43.4毫米，重50.4克。上海钱币学家余榴梁认为该钱是“罕见大珍品”，“龙纹张牙舞爪，线条粗犷，表现力强，典型的五代时期风格”。陕西收藏家戎畋松也说此钱“形制浑厚，大如折十，制作尚属精美，惟外缘稍有不圆，铜色泛铅白，上附片状硬绿老锈，属一眼开门之物”。天策府宝背特殊图纹钱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品种，民国时期的收藏家张叔驯即曾有一枚，可惜原物下落不明，也没留下拓片。马定祥批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时对此钱有所提及，“张叔驯藏有背龙纹之天策府宝大钱，仅见”。不过马定祥所说天策府宝背的是龙纹，而非龙凤纹，无法判定两者背图是否一致。

图：天策府宝背龙凤纹钱（嘉德中国图）

孙仲汇在《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中给出过另外一种说法，“杭州早年发现过背龙凤的天策府宝一枚，经灵隐寺高僧朗悟师鉴定确是五代楚物。近闻某地也发现一枚。按同时代的篆书永通泉货、飞龙进宝都有背龙凤的实物，或开炉时铸，以示吉庆，为一时之风俗。”篆书永通泉货背龙凤钱所见有多枚，其中之一为马定祥旧藏，曾被视为南唐大珍，早已被证明是后铸花钱，其他几枚龙凤纹图案与风格亦与此枚不同，显非一起铸造。素背飞龙进宝钱经马定祥、王贵枕等人考证，认定为南汉高祖刘䶮铸造，此说确有一定道理；至于背龙凤的飞龙进宝钱，即便不是后铸花钱，那龙凤纹也与刘䶮身为南汉皇帝的身份相称，并不突兀。由此看来，在钱币背后铸龙凤纹，应当算不上五代十国时期的风俗。

就我们所见这枚天策府宝背龙凤钱来看，文字、锈色上的确看不出什么疑点，直径也与多数天策府宝相近，可是其50克的重量就显得不那么正常了。同样特别的天策府宝鎏金钱，重量也不过在40克左右。假若天策府宝背龙凤钱真是一枚马楚“纪念币”，铸造者也只能是马希范，而非马殷。

众所周知，马殷奉行“事大”政策，面对后梁、后唐都十分恭顺。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亡前蜀，马殷听说后十分恐惧，立刻上书唐庄宗，表示“愿归印绶以保余龄”，即愿意退休安度晚年。长兴元年（930年），马殷临终前见后唐国势逐渐趋向稳定，留遗言给继任者马希声，要他“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马殷为保住湖南基业，处事既如此小心，自然不会公然使用龙凤纹。

龙凤在唐末五代时期虽然还没有被皇家垄断，但日益成为他们专属的象征，马楚历年给中原王朝的贡物中即不乏雕饰龙凤的物品。同光二年（924年）十月，马殷为给后唐庄宗李存勖庆生，进贡“银龙凤陷花漆浴斛一、盘龙御衣，龙凤蹙金鞞腰、龙凤装箭箙、龙凤朱背弓、红丝弦、金镀头箭，银千两”。天福五年（940年）二月，马希范献给后晋的贡品为“卧辇一乘、御衣一袭，与凤文之靴、龙玉之带”。乾祐二年（949年）九月，马希范的继任者马希广为后汉准备的贡品是“绢二万疋、银一万五千两，玳瑁宝装龙凤板床、盘龙椅子、踢床子，银戏龙二、银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银果子，其银共千两”。这其中带有龙纹或凤纹的御衣、靴子、玉带、椅子，饰有龙凤图案的浴斛、鞞腰、箭箙、朱背弓，以及龙凤板床等，显然都是马楚为中原皇帝特制，而非日常自用的物品。

马楚的第三任统治者马希范与马殷不同，他面对的是衰亡的后唐和一直处在动荡中的后晋，不必担心中原王朝发起南征，于是野心膨胀。马希范在位期间“军国制度皆拟乘舆”，即各种规章、用度等都向中原皇帝看齐。他在长沙城西北大修天策府，“极栋宇之盛”，其内有一座“九龙殿”，殿中八根柱子上装饰有沉香雕制的巨龙，各长百尺。他自己站在八条龙中间，号称是那第九条龙。每天升殿前，有人在龙腹内焚香，烟雾飘出之时，就像龙在吐气。马希范还自己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幞头，旁边的“脚”有一丈多长，看上去就像两只龙角。北宋人周羽翀在《三楚新录》中对马希范以上作为的评价是，“自近古以来诸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一个“僭”字道出了地方诸侯以龙做装饰实属僭越。

图：长沙开福寺（启风摄），始建于马楚时期。

另外有两件同期史事可做旁证。杨吴权臣徐温去世后，养子徐知诰与亲子徐知询争权。天成四年（929年），吴越王钱镠给徐知询送去“金玉鞍勒、器皿，皆饰以龙凤”，即以龙凤纹装饰的马鞍、笼头、器具。后来徐知诰就以此责难徐知询：“尔为人臣，畜乘舆服御物，亦可乎！”可见饰有龙凤纹的物品在当时已被视为只有皇家能用的“御物”。南汉后主刘鋹被俘往开封后，曾用珍珠给宋太祖赵匡胤编了一具“珠龙九五鞍”，这也说明在他的认知里“龙”当为真命天子所用。

综合来看，马殷至死未改“事大”之心，断然不敢在钱上铸龙凤纹。马希范“好以夸大为事”，又对龙情有独钟，如若背龙纹或龙凤纹的天策府宝确为马楚时期所铸，那他才是更可能的铸造者。

大铜钱“天策都帅，楚王尚父”的疑点

除天策府宝及其特殊的背龙凤、鎏金钱外，系于马楚的所谓纪念币还有“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1958年，湖南博物馆派漆孝忠去株洲冶炼厂拣选文物，收得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象纹大铜铙等，“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即大约那时被发现。漆孝忠原是一名“土夫子”（盗墓者），后被湖南省博物馆录为发掘技工，曾参与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他对于出土文物鉴定或有独到经验，但未必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

湖南学者邱建明等曾对8枚馆藏天策府宝的成分与真伪做了细致考察，并对“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做有简要介绍。该文说钱文上“都帅”二字“表示楚王为军队统帅之义”，这么说没错，但不太准确，其实这里所谓“都帅”是“诸道兵马都元帅”的简称。后晋开运三年（946年），马希范给晋少帝石重贵进贡了大批财物，就为求得“都元帅”一职。他想要的可能是吴越国王钱鏐曾任的“天下兵马都元帅”，结果晋少帝只给封了次一级的“诸道兵马都元帅”。官名中的“道”是唐五代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诸道”即意为全国各道。

图：湖南博物院藏“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摘自《湖南博物院藏“天策府宝”铜钱考》）

剩下的天策、楚王、尚父三个官衔都很容易理解，马希范在清泰元年（934年）被后唐册为楚王，天福四年（939年）被后晋加为天策上将军，在会同十年（947年）又得到契丹加封的尚父头衔。不过把“诸道兵马都元帅”简称为“都帅”略显奇怪，大约同一时期的吴越末代国王钱弘淑任“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备史》称其为“大元帅吴越国王”，宋太祖叫他“元帅”，不见有“都帅”的称呼。

当然，“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最大的破绽在钱文字序上。中国古钱若钱文为四字，就要么为旋读，按“上右下左”顺序阅读，如前蜀的通正元宝、马楚的天策府宝；要么为直读，按“上下右左”顺序阅读，如南唐的永通泉货、闽国的永隆通宝。而“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两面文字的读法竟是“上下左右”，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的阅读规则和铸钱惯例，可知其为后世伪造无疑。

由以上对天策府宝光背钱、天策府宝背龙凤钱和“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相关史料的梳理，可知三者都不足以被称为纪念品。其中天策府宝光背钱有铜、铁两种材质，实为流通钱币；天策府宝背龙凤钱为孤品，较其他天策府宝重10克左右，若其为真，铸造者当是马希范；“天策都帅，楚王尚父”大铜钱疑点重重，或为后铸赝品。有关马楚此三种钱币的性质与铸造者，似可就此定谳。

参考资料

1、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3、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纳贡献》，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面。

4、周羽翀：《三楚新录》卷一，见《全宋笔记》第一编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5、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钱币卷（秦-五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8、关汉亨：《中华珍泉追踪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9、孙仲汇：《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0、彭文峰：《五代马楚政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吕博：《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