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80年前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拉开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法理清算的序幕。这场世纪审判最终将25名被告全部定罪，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时至今日，正值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下“新型军国主义”正蠢蠢欲动，重新审视这场审判的历史意义与延续至今的影响显得尤为迫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石田隆至近日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对东京审判的贡献与局限、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进行了系统梳理，引发了各界对日本所谓“和平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
正文
东京审判首次依据国际法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人以及犯下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等罪行的元凶实施了惩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共同确立并适用了“侵略罪”和“反人道罪”等关键法律依据，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从而促成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订立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审判过程中，日本保守势力曾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由试图否定审判，当时的法学家予以严厉驳斥，指出若以此为由免除战争指导者的累累罪行，恰恰有悖法律精神。
然则，这场审判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美国在筹备阶段就决定不予起诉最高责任人昭和天皇，岸信介等近百名军国主义分子被拘留后未经审理便予以释放。针对日军发动的细菌战、毒气战，以及在亚洲各地实施的绑架、强制劳动、“三光政策”和性暴力等大规模侵害行为，几乎都未被追责。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将战犯审判演变成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工具，简化流程早早结束审判，使得某些国家在后续的局部战争中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生物、化学武器。
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接受判决结果并重返国际社会，该和约将中朝韩等受害国及苏联排除在外，属于典型的片面媾和。侵略加害的实际情况及其责任归属尚未彻底厘清，日本国民便误以为历史问题已经得到清算，进而自我膨胀出“和平国家”的形象。石田隆至明确指出，日本所谓的“和平主义”并非源于对侵略战争的充分反省。从东京审判到“旧金山和约”，日本得出一种“成功经验”，即只需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反省姿态，配合西方遏制政策，就无须进一步承担战争责任。
日本政府对内对外极力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战后归国人员支付作为责任代价的“赔偿和补偿”，主张二战城市空袭的受害经历是国民应“忍受”的经历，却向二战军人和军队雇员支付了总额约50万亿日元的“恩给”。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然表露涉台野心，率先将自民党政权对台湾宗主国般的认知公之于众。内阁决议通过偏离“专守防卫”原则的“安保三文件”，可视作军国主义执念从岸田文雄政权延续到高市早苗政权的表现，严重助长了日本国民对华的错误认知。
结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的复杂脉络。东京审判虽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法理清算，其内在的不彻底性也给战后日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欠账。一个不愿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与过去错误割席的日本，正在偏离和平宪法的初衷。面对处于崩溃边缘的战后国际秩序，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中国在探索实践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致力于实现协调、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日本社会理应正视真实的亚洲与世界，从虚伪的“和平主义”迷梦中清醒过来，而非在历史修正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