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甚至一度批判当时的文艺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仔细了解下，我才发现什么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九六三年那几句批评，落下来很重。
毛主席说文艺部门像“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听着刺耳，却不是一时兴起的气话。再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文艺界整风报告批语里讲，一些协会和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滑到修正主义边缘。
两段话隔着一年，连起来看，像翻出一笔旧账。
账从哪里起？往前推，杨家岭那盏灯早就亮过。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杨家岭举行。会不是摆样子的，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党员、非党员几十个人发言，争论也热。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带来了笔、剧本、画笔、歌声，也带来了城市里的习惯和知识分子的脾气。
人到了根据地，心未必就到了群众中间。
毛主席看得很准，这层纸不捅破，文艺就容易在热闹里打滑。
他说革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拿枪的队伍当然要紧，没有枪，山河守不住；可只靠枪，也不能把人的心拧成一股绳。
五四以来，新文化已经成了一支队伍，压缩了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的地盘。十年内战时期，革命文艺有发展，方向上同革命战争一致，实际工作却常常隔着一道墙。
作家写作家，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真正的工农兵在作品里像远处一排影子，有形，没热气。
毛主席把最难听也最要紧的话挑明：文艺到底为谁服务？答案不是空口号。
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也是能够长期合作的同盟者。
这四类人合在一起，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文艺若只在少数人的酸甜苦辣里转圈，把个人情绪抹得满纸都是，群众反倒站在门外，那方向就偏了。
偏在哪里？里那句话很形象，有些作品写工农兵，衣服是劳动人民的衣服，脸却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脸。说得不客气，却很扎实。因为作者没真正接近群众，没研究群众，没几个知心朋友。
没和农民蹲过地头，没听战士夜里磨脚布，没看过根据地里一顿饭怎样省着吃，笔下的人就容易像借来的，摆在那里，能看，不能活。
这不等于知识分子不能写。毛主席从没把事情说窄。
写知识分子可以，关键看立场。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上写，能写出人的转变，也能写出时代的疼痛。若只是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那里，把作品变成自怜、自赏、自我表演，读者看久了会发闷。
革命文艺不是扩大熟人圈，也不是把几间书斋写得更精致，它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这个转身不轻巧，里说，可能要十年八年。眼睛换位置，本来就慢。
文艺从哪里来？这题更像一盆冷水。有人爱往书架上找答案，古代的、外国的、名家的，拿来就用，仿佛沾点古香古色就高级。毛主席不反对学，不反对继承优秀遗产，也不反对批判吸收有益经验。可书本不是源头，只是水流。源头在人民生活里，在火热斗争里，在粗糙、带汗味、甚至有点硌手的现实里。那里才有取之不尽的，最生动，最丰富，也最不好糊弄。
照搬古人，硬学外国，看似雅，骨子里有偷懒的影子。
因为模仿不必走进泥土，不必在群众身边坐冷板凳，也不必被生活呛一脸灰。作品可能漂亮，却没有根。真正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各种人、各种阶级、各种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离开这一步，劳动就没有对象，只会成鲁迅提醒过的那种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
五月二十三日，座谈会收束。一个月的争论，把问题摊开，也把方向拧紧。毛主席说，延安文艺界还有作风不正的东西，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都需要严肃整风。
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全党研究《讲话》，纠正错误认识，克服思想、工作、作品里的偏向，让文艺服务人民解放事业。这份决定不是贴在墙上的漂亮纸，而是要让写作者把手里的笔重新掂一掂，别轻飘飘地滑过去。
再看六十年代那几句重话，就不显得突兀了。
它们像旧钟又响一次，提醒人别把群众忘在门外。文艺若老盯着宫殿、才子、佳人、外国旧书架，人民生活就会变成背景板。
历史相似，不是年代会简单重演，而是人的毛病常常换件衣服回来。
杨家岭那盏灯还在纸页深处晃着，灯下那句话很笨也很重：笔要往哪里落，脚先往哪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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