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以下简称“国家发展规划法”）经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施行。这是规划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法治引领保障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新篇章。“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规划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成为国家规划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国家发展规划法”为各类规划赋予了清晰的定位、严谨的秩序和刚性的责任，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转化为法律制度与刚性程序，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与制度保障。
原文 ：《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法治遵循》
作者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张文忠
图片 |网络
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三条开宗明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庄严的法律宣示，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确立了根本的价值坐标。它昭示着：城市并非为发展而发展的冰冷机器，亦非为少数人服务的华丽舞台，而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温暖空间载体。“国家发展规划法”将“人民性”确立为规划工作的最高原则，从制度源头上遏制了脱离群众需求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国家发展规划法”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规范“问计于民”的法定程序。城市不再是规划师图纸上的线条或管理者案头的文件，而是人民亲手描绘的生活图景。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编制国家发展规划应当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鼓励社会参与，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这一条款将公众参与从倡导建议上升为刚性程序，确保了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能够源于人民呼声，并有效回应人民期盼。
落实“规划法定”的刚性约束。该法第五条确立的“规划法定原则”，使规划不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可有可无之物，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纲领。“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的规定，从根本上杜绝了“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的顽疾，保障了城市民生项目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一制度设计的深层意蕴在于，它不仅守护着民生承诺的连续性，更通过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管制边界等刚性约束，让人民城市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建立“统筹协同”的规划体系。“国家发展规划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和地方规划共同组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这一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各类规划各自为政的顽疾，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构建起一套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系统框架。如果说规划法定的刚性约束为城市守住了底线、划定了边界，那么统筹协同的规划体系则为城市凝聚了合力、打通了路径，让每一份民生承诺都能从愿景变为现实，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从“纸上”精准落到“地上”。
构建“全周期监督”的评估机制。“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五章建立的动态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制度，要求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这使得每一份民生承诺都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每一项城市工程都接受人民的审视。该制度将规划从“一次性审批”转变为“全周期体检”，让人民不仅成为城市建设的“规划师”，更成为城市发展的“阅卷人”。规划的权威不仅在于“一经批准不得随意调整”，更在于“执行得好不好要接受人民检验、调整得对不对要有科学依据”。“国家发展规划法”构建的全周期监督机制，其深层意义在于推动城市治理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向“全周期精细化管理”。
树立正确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政绩观。“国家发展规划法”对领导干部政绩观的作用，是该法最深刻、最持久的制度贡献之一。它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法治设计，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制度约束，从个人觉悟上升为法定责任。“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规划实施情况应当作为衡量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履职情况的重要参考。”这意味着，规划执行得好与否，不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法律定了调”。规划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期评估报告要向社会公布，总结评估报告要接受人民代表审议。这种制度设计，将干部的政绩评判权从“上级领导”部分地转移到了“人民群众”手中。当干部意识到“人民满意才是最大的政绩”，当干部明白“任期结束时规划兑现情况要向人民交账”，政绩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9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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