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韧性是乡村有序发展的“根”与“舵” | 社会科学报|主体性|乡土|乡村|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报|韧性

当前，村庄正处在于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的复杂境遇之中。动态培育与激活村庄的“文化韧性”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在持续变迁中实现有序调适和长远发展，其本质上是一个从依赖“外部输血”转向“内生循环”的系统性社会过程。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激活并整合乡村内部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使其能够主动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实现自我调适与协同发展。

原文：《文化韧性是乡村有序发展的“根”与“舵”》

作者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胡溢轩/教授李延阳/研究生

图片 |网络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庄的发展变迁并非被动承受外部冲击的机械系统，而应被理解为在多重制度逻辑下能动回应、有机协同的开放系统。这一系统转型既依托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又植于具体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路径依赖之中。当前，村庄正处在于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的复杂境遇之中，其发展既蕴含对接更广阔市场与资源的机遇，又面临内生主体性消解、社会认同弱化与发展动力碎片化的深层挑战。在此背景下，超越对文化资源的静态保护，转向动态培育与激活村庄的“文化韧性”，成为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在持续变迁中实现有序调适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根”与“舵”的文化韧性

所谓文化韧性，是村庄共同体在面对内外环境压力与机遇时，凭借其内在的价值信仰体系、社会规范网络、集体记忆传承及地方性知识系统所展现的三种关键动态能力。一是“吸收扰动”的缓冲能力，即借助文化认同、乡土伦理与社会网络等机制化解外部剧烈冲击，从而保障村庄基本秩序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延续性；二是“学习适应”的调适能力，展现为村庄在面对外部开放系统时，能主动筛选、吸收并整合有益的外部资源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与村庄的文化脉络及现实需求进行创造性融合，最终实现有机统一；三是“创新转化”的发展能力，是指村庄在吸收与调适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文化逻辑与传统智慧，衍生出新的文化表达形式与发展机制，从而持续推动自身发展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这三者相互支撑、动态协同，使村庄在流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主体性，并具备引导变迁方向的内在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韧性所体现的动态能力兼具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其一，它是以人为本导向的精神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文化韧性通过滋养乡土情感、凝聚社区认同，切实回应了农民对精神生活的深层次需求，是“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具体实现，防止乡村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失去温度，沦为缺乏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的纯粹物理空间。其二，它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整合机制。文化韧性所承载的价值认同、生态智慧、社会规范与集体记忆等元素，有助于村庄协调内部行政、经济、社会等多系统间的互动关系，使其形成有效统一的行动主体。其三，它是应对外部环境多重风险的“安全阀”。稳固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规范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焦虑感、疏离感及行为失范问题，同时又能够增强社区凝聚力，形成应对经济波动与社会冲击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与精神资源。其四，它是赓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村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载体，其文化韧性的培育与提升，正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实践，对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具有深远意义。

生成与激活文化韧性的困境

乡村文化韧性的生成与激活在当代实践中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多重困境，其本质是乡村社会内生运行逻辑与外部制度安排之间持续张力的体现。

内生主体弱化和集体记忆传承的断层是最大的难题。文化传承的连续性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与代际传递机制，但快速城镇化和乡村空心化现象阻碍了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效运作。大量扎根于地方实践中的生态智慧、适应性策略与调解机制因缺少传承主体与实践场域而陷入“隐性化”与“失语”状态。以福州义序村庄的发展变迁研究为例。传统意义上，义序是典型的宗族村，宗族组织不仅具有经济、祭祀功能，还承担教化、治理等多重角色，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复合系统，且具有很强的内生凝聚力。但这一系统在近代却出现了结构性的瓦解，使得宗族祭祀、赈济、公益等功能“去功能化”；与此同时，祠堂这一凝聚宗族精神、公共议事的空间也逐渐丧失了其传统功能，宗族作为内生秩序主体整合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被严重削弱。20世纪80年代之后，祠堂修缮、族谱续编等“文化宗族”现象虽然相继出现，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宗族的族田等经济基础已经消失，其严密的组织架构和强制性的规范也逐渐松散。尤其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义序青壮年不断向城市与非农产业转移，乡村社会结构松散，“熟人社会”网络越来越稀疏。这说明文化传承的“空间载体”功能异化，且代际传承机制无法维系时，即使文化符号得以保存，其凝聚集体行动、维系村庄韧性的内在动力也已衰退。

外部制度安排在供给和需求层面如果错配，项目支持一旦存在“悬浮”现象，韧性培育可能就会愈加困难。究其根本，在于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这三种治理逻辑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如若外部支持不能真正理解并融入村庄的社会文化肌理，非但难以激发村庄的韧性，反而会加速其耗散。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项目治理的“悬浮”，部分“项目下乡”受科层化、标准化逻辑的影响，与乡村生活的地方性实践相脱节，从而陷入文化保护与社区实践“两张皮”的困境；二是市场逻辑对文化领域的“侵蚀”，文化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很容易被简化为可消费的视觉符号，丧失原有的精神内核与历史厚度，蜕化为表面化的“快消品”，干扰了原有的社会联结。纵观义序村的现代化转型，这一结构性张力贯穿始终。集体化时期，虽然村庄建立了新的组织形式，但是悬置在地方固有的信任网络和权威结构之上，其实际效能不能充分释放；改革开放后，市场力量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互惠规范，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化，从而削弱了村庄的内在认同与社会稳定性。因此，任何不考虑村庄文化逻辑、主体性和情感结构的外部干预，无论初衷如何，都可能在实践中遭遇“制度排异”，非但难以见效，反而可能侵蚀其既有的文化韧性基础。

系统培育文化韧性

激活乡村的文化韧性本质上是一项需要系统推进的工程，它涉及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层调适与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协调融合。这绝非仅靠保存文化符号或输入外部资源就能实现，而需通过重塑村庄内生主体性、创新其发展机制，并推动地方性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团结的再生产，并扎实培育乡村面对变迁的长期适应能力。

首要任务是推动村庄文化主体性的自觉重建。文化韧性的培育需依托具体的行动主体，要从根本上转变村民在文化传承中的被动状态，使其切实成为文化实践主导者与意义阐释者。在具体实践中，应当以农民的精神需求为核心，推动各类文化叙事载体的现代化传承与重建，如由村民主导开展村史编纂工作，系统采集口述历史，将个体与家族的生命历程融入集体记忆的构建过程。与此同时，应鼓励对传统节庆与仪式进行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和精神需求的创造性转化，避免简单机械地照搬复制。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引导村民对其文化价值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认知转化，促使文化认同从朦胧的情感依恋，升华为清晰的共同体归属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为培育文化韧性奠定认知基础。

关键任务在于构建一种多元协同、权责明确的主体行动网络。在村庄发展的实践中，应当改变以政府主导、村庄执行或市场驱动、村庄迎合的单一线性模式，形成权责分明、协同共治的发展新格局。具体而言，应建立以村庄为决策和行动核心、以政府政策和规则为保障、以受文化伦理引导的市场力量为长期驱动，并广泛整合社会组织、技术平台等多元主体的协作体系。在这一网络中，需要清晰界定各方角色与互动规则，以达成规则共建、资源共享与风险共担之目标。其理想状态是建成一个能够持续推动资源整合、促进知识交流并支持适应性学习的制度化平台，为文化韧性的培育提供长期的组织与制度支撑。

根本任务在于促进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性活化与现代性转型。文化韧性的深层资源根植于适应特定地域环境所衍生出的传统智慧体系、实践技术系统与社会规范结构等“地方性知识”之中。在培育村庄文化韧性的系统实践中，需要对那些常处于隐性状态的知识进行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和学术阐发。尤为重要的是，应着力促进其与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及市场机制实现创造性融合。例如，将传统生态智慧应用于当代生态农业与社区规划、使乡土营造技艺融入现代建筑实践。通过这一转化过程，地方性知识得以摆脱“文化遗产”的静态标签，转变为推动村庄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进而为培育文化韧性注入持续的内在活力。

培育村庄文化韧性，本质上是一个从依赖“外部输血”转向“内生循环”的系统性社会过程。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激活并整合乡村内部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使其能够主动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实现自我调适与协同发展。只有通过夯实文化韧性这一深层社会基础，巩固由内生价值凝聚而成的文化认同，村庄方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避免主体性丧失与共同体涣散，又能延续自身的历史脉络，实现有自觉意识的创造性转化，最终达成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总而言之，文化韧性是促进村庄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变的根基与动力，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载体。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