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林远，今年三十二岁，在省城一家中型企业做了六年技术员。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个修机器的，每天跟各种电子设备打交道。一个月工资五千出头，除去房租和生活费，能存下两千块钱就算好的。没车没房，也没对象，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直到那天，我去面试。
那是一家新成立的分公司，据说总部在深圳，做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我投了简历，纯粹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给的待遇不错，底薪就有八千，比我现在的工资高出一大截。我想着，要是能进去，攒两年钱，说不定能在县城付个首付，买套小房子。
面试那天是个星期三，天阴沉的像要下雨。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还算干净的衬衫，提前二十分钟到了面试地点。那栋写字楼在市中心，大堂里铺着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我走上去都不好意思低头看自己的旧皮鞋。
接待我的小姑娘让我在外面等，说面试官马上就来。我就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一份简历，手心出汗，把纸张边角都洇湿了。
等了大概十分钟，电梯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的内搭，下面是条同色系的西装裤，脚上一双黑色高跟鞋。整个人看上去干净利落，气质出众，在一群穿工装的职员里显眼得很。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手机，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带起一阵淡淡的香味。
我没看清她的脸，只是觉得这个女人气场很强，估计是哪个部门的主管。她径直走进了我面前那间办公室，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接待的小姑娘赶紧站起来，语气里带着一丝紧张：“沈总，人已经来了，在门口等着呢。”
原来她就是面试官。
门半开着，我往里看了一眼。她背对着门口在脱外套，动作很好看，身体曲线流畅自然。我突然有点紧张，手心更湿了。
又过了五分钟，接待的小姑娘让我进去。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翻看一沓文件。桌上放着一台苹果笔记本，旁边是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办公室不大，但装修得很精致，墙上挂着一副抽象画，我没看懂画的是什么。
我把简历放到桌上，轻轻说了句：“沈总好，我叫林远。”
她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感觉时间突然凝固了。那张脸，那双眼睛，那个微微上挑的眉毛，都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记忆深处某个尘封已久的房间。
她看着我的表情从随意变成了惊讶，又变成了某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她就那么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嘴角慢慢上扬，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微笑。
“林远。”她念出我的名字，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问问题，“你是不是xx县人？”
我愣住了，实话实说：“我是xx县xx镇人。”
她点了点头，眼睛里的光一闪而过，然后低头去看我的简历。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办公室安静的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很快，脑子里乱糟糟的，总觉得她那张脸很熟悉，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她看完简历，把它放到一边，然后双手交叉撑在桌上，下巴微微抬起，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说：“你的工作经历和技术经验看起来挺符合我们岗位要求的，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她的声音很平稳，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腔调。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不太对，太专注了，像是在辨认什么东西。
“您请问。”我说。
她问的问题都很常规，无非就是之前做过什么项目，技术上擅长哪方面，为什么离职。我一一回答，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一些。但她问完这些之后，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完全跟面试无关的问题。
“你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中读的？”
这个问题像一颗子弹，正中我的眉心。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对上她那双带着探究意味的眼睛，大脑飞速运转。一中，县城唯一的高中，我在那里待了三年，无数回忆在那个大院子里生根发芽。但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开着豪车、在写字楼里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女总裁，跟我那个县城高中有关系？
电光石火之间，我想起来了。
她的名字，她的长相，她说话时微微上扬的尾音。所有的细节像潮水一样涌回来，把我淹没了。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看到我的反应，嘴角的笑意更深了，那笑容里藏着一丝我分辨不出的情绪，像是得意，又像是怀念。她缓缓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胸口。
“林远，好久不见。”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是她，真的是她。
沈薇，高中三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
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个人。
一
十五年前，我还住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县城里。
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个大一点的镇子，一条主街贯穿南北，街两边是各种店铺，卖衣服的、卖杂货的、卖早餐的。街边停着些三轮车，车夫扯着嗓子喊“走不走”。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炸油条的味道，混着汽车尾气和灰尘，呛得人嗓子发干。
我家住在县城南边的一条巷子里，那条巷子窄得连三轮车都开不进去，两边是些老旧的平房，墙面刷的白灰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色的砖头。我们家是租的其中一间，一个月两百块钱，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
我爸在工地上搬砖，我妈在菜市场卖菜。两个人都没什么文化，但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林远，你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吃苦了。”
我确实很努力。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进了县一中，那是我们县最好的高中，升学率在周边几个县里都排得上号。
县一中坐落在县城北边，占地不大，但校园里种了很多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绿荫如盖，走在下面凉快得很。教学楼是栋五层的灰色建筑，窗户很大，每到课间就有人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操场上铺的是煤渣跑道，跑起来脚下哗哗响，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运动会都得推迟。
高一那年，我被分在三班。教室在二楼东头，窗外就是那排法国梧桐树，树枝伸到窗边，伸手就能够到叶子。我的座位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叫李浩，性格开朗，喜欢打篮球，学习成绩一般，但人缘极好。
沈薇不跟我同班，她在隔壁的二班。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高一下学期的一个早晨。
那天我起晚了，背着书包往教学楼跑，在楼梯拐角处差点撞上一个女生。她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中白色的夏季校服，手里抱着厚厚一摞书。我刹住脚步，她也被吓了一跳，书没抱稳，哗啦啦掉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蹲下来帮她捡书。
她说了句“没事”，声音不大，带着一点鼻音，听着软软的。我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脸。那是我第一次看清沈薇的长相。她皮肤很白，脸颊上有点婴儿肥，眼睛不算大，但很有神，笑起来的时候眼尾微微往下弯，像月牙。
她的校服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纤细的小臂，手腕上戴着一块粉色的电子表，表盘上印着Hello Kitty的图案。
我把捡起来的书递给她，她接过去，冲我笑了笑，然后转身上楼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两秒，心里涌起一股很奇怪的感觉，说不清楚是什么，就是心跳好像快了半拍。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沈薇。年级第一，永远排在红榜最上面的那个名字。全县统考的时候，她的分数能把第二名甩开好几十分。老师们提起她，语气都带着一种自豪，好像沈薇是他们教出来的最得意的作品。
而她的家庭条件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爸是县财政局的一个科长，她妈是县医院的护士长。在我们那个大多数家长都是农民或者小商贩的县城里，这样的家庭背景算是相当不错了。
我跟她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站在讲台上领奖的时候，我在台下的人群里仰着头看她，觉得她像天上的星星，亮得刺眼，但跟我隔着十万八千里。
高一整整一年，我和沈薇的交集，就仅限于楼梯拐角那次偶遇。我在走廊上碰到她的时候会多看两眼，但也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想过，高二分科之后，我们会成为同班同学，更没想过，我的高中生活会因为她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二那年，文理分科。我选了理科，沈薇也选了理科。她被分到了一班，也就是所谓的“火箭班”，汇集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六十个学生。而我，因为高一成绩还过得去，也被分到了一班。
开学那天，我走进一班教室，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教室比普通班的大一些，但人也多，课桌椅挨得很近，走道窄得只能过一个人。
我在整理课本的时候，一个女生从前门走进来，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个水杯。她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马尾辫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她径直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到桌上，然后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那个位置，正好在我前面两排的斜前方，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她的背影。
是沈薇。
我心里莫名有些紧张，赶紧低下头假装看书。那天上午，班主任王老师进来点名，念到沈薇的名字时，她站起来应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不卑不亢的沉稳。全班六十八个人，我唯独记住了她的应答声。
高二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一班的氛围跟普通班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在拼命学习，课间休息的时候教室里依然安静得能听见翻书声。偶尔有人趴在桌上补觉，也是悄无声息的。
我很快融入了这种氛围。我知道自己跟他们有些差距，底子不如那些从初中就上补习班的学生扎实，所以我得花更多的时间。每天晚自习下了回到出租屋，我还要再看一个小时的书才睡觉。我爸妈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房子，但为了让我安静学习，他们特意在学校附近给我单独租了一间屋子，自己挤在菜市场后面那个漏雨的铁皮棚子里。
这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因为这是我唯一翻身的希望。
跟沈薇真正开始有交集，是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之后。
那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十一名，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毕竟暑假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能不能跟上火箭班的节奏。但沈薇依然是第一名，总分比我高了将近一百分。
成绩出来那天下午，班主任王老师找我谈话，说我有潜力，再努力努力，争取进前十。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想的却是怎么把物理成绩提上去。物理学的是电磁学那块，我老是理解不透，做题总是错。
我决定去书店买本物理参考书。县城的书店就在主街上，叫新华书店，门面不大，但教辅书很全。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没去食堂吃饭，直接骑自行车去了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我径直走到教辅区，在物理那一排书架前蹲下来翻找。找了好一会儿，翻了好几本，都不太满意。有的是内容太简单，有的是题目太老，有的答案写得太潦草。
正蹲在地上发愁，旁边突然伸过来一只手，拿起我面前一本参考书翻了翻，然后放回原处，又拿起另一本，翻了翻，也放了回去。那只手皮肤很白，手指细长，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我抬头一看，竟然是沈薇。
她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不像平时扎马尾那么精神，但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她专注地看着那些书的封面，眉毛微微蹙着，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赶紧站起来，有些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她转过头看到我，表情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一个客气的笑容：“你也在买书啊？”
“嗯，想买本物理参考书。”我说，声音有些干巴巴的。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重新把目光投向书架，从最上面一层抽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递给我：“这本不错，题目有梯度，解析也详细，适合基础中等的学生用。”
我接过来看了看，确实比我自己找的那些要好，题目设置很合理，从易到难，每个选项都有详细解释。我道了声谢，拿着书去柜台结账。
她也挑了两本书，一本化学的，一本英语的，跟我一起排队结账。收银台前排了两个人，我们就站在旁边等着。
气氛有点安静，我看她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她倒是不尴尬，主动问我：“你是哪个班的？我没怎么见过你。”
“一班的，跟你同班。”我说。
她“哦”了一声，想了想，然后说：“你是坐在后面那一排的吧？”
我有点惊讶她能记住我，点了点头。
“你期中考试考得不错，”她说，“物理好像考了八十多？”
“八十七，”我说，“但选择题错了四个，不该错的。”
她笑了笑，那种很自然的笑，不是客套的：“我选择题也错了两个，有一道电场线的题，我一开始选对了，后来改错了。”
收银员喊了一声“下一位”，她走上前去付了钱，把书装在袋子里，然后回头跟我摆了下手：“我先走了，拜拜。”
“拜拜。”我说。
她走了之后，我还在原地站了两秒，心里那点莫名的感觉又冒了出来。我把那本蓝色封面的书攥在手里，封面有点滑，背面印着定价——二十六块八，对我来说不算便宜，但我想着，这钱花得值，毕竟是年级第一推荐的。
那之后，我在学校里碰到沈薇，偶尔会点头打个招呼。她也都会回应，不冷不热的，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们之间的交集依然很少，直到那年冬天，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二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大雪，把整个县城裹成了白色。学校操场上的雪积了半尺厚，体育课没法上，大家都窝在教室里。窗户上结了一层白霜，看不清外面的法国梧桐树。教室里暖气烧得不怎么热，我坐在后面，冷得直跺脚，手上生了冻疮，又痒又疼。
那天是周三，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因为下雪改成了自习。铃声一响，大家都往食堂跑。我动作慢，收拾完书包走出来，楼道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走到二楼楼梯转角的时候，我听到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是有人在极力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哭声是从楼梯下面那个小角落里传来的。那个角落堆着几个破旧的课桌椅，平时没什么人去，光线很暗，卫生也差，墙角有蜘蛛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绕过那摞旧课桌，我看到一个女生蹲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在哭。校服上沾了些灰，头发也有些凌乱，马尾辫歪到了一边。
是沈薇。
我愣住了。年级第一，老师眼里的宝贝，同学们仰望的学霸，她怎么会一个人躲在这里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走过去吧，怕她尴尬；走吧，又觉得不应该。想了半天，我轻轻咳了一声。
沈薇猛地抬起头，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痕，鼻尖也红红的。她看到是我，明显愣住了，然后赶紧用校服袖子擦了擦脸，强撑着说了句：“你怎么在这儿？”
“我……路过。”我说，声音有点干，“你没事吧？”
她没有回答，低下头，把脸重新埋进胳膊里。我从她的肩膀抖动的幅度看出来她还在哭，只是没有发出声音。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楼外北风刮过的呼啸声。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总觉得不能就这样走了。我在旁边找了把旧椅子，把上面的灰吹了吹，坐下来，也没说话，就那么陪着她。
过了大概有十分钟，她终于抬起头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声音哑哑的：“你还不去吃饭？”
“不急，”我说，“食堂的饭又不好吃，晚点去也没关系。”
她说了一声“谢谢”，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校服上的灰。她的眼睛还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看起来有点可怜。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脸。
我问她：“到底怎么了？”
她咬着下唇，犹豫了一下，说：“刚才收到家里电话，我妈住院了，说是心脏有问题，要动手术。我爸在电话里说手术费要很多钱……”
她说到这里，声音又开始发抖。我这才知道，原来她家的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她爸虽然是个科长，但县城单位的工资并不高，她妈当护士长也挣不了多少钱。心脏病手术，在十五年前的县城，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现在医学发达了，心脏手术成功率很高的，你不用太担心。”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然后点了点头，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着，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沈薇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成绩好，长得好看，家境也不错，好像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她。但今天她蹲在角落里哭的样子，让我突然意识到，她也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有自己的脆弱和害怕。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以前我一直仰着头看她，现在突然平视了，发现她跟我一样，也是个会哭会怕会痛的普通人。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多看了她几眼。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坐得笔直，听课认真，偶尔低头记笔记。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还是有点浮肿，应该是昨晚没睡好。
我想做点什么，但又觉得以我和她的关系，贸然去关心她有些不合适。我们不是朋友，甚至连熟人都算不上，只是同班同学而已。
转机出现在一周之后。
那天中午，我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笔，出来的时候正好碰见沈薇从校门外走进来。她脸色不太好，嘴唇有些发白，走路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她一只手拎着书包，另一只手按在小腹上，眉头紧紧皱着。
我犹豫着要不要上去打招呼，她已经看到了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继续往里走。
但我注意到她的校服裤子上，有一小片暗红色的痕迹。
我当时十六岁，虽然不算懂事，但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应该是生理期来了，而且看样子情况不太好，不仅痛经，还弄脏了裤子。在那个年纪，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无异于天大的尴尬。
她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走也不是，停也不是，脸上的表情痛苦又窘迫，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想加快脚步走进教学楼，但显然身体不允许，每走一步都像在受刑。
我没有多想，快步走上前去，挡在她面前，把校服外套脱下来递给她。十二月的天气，我只穿了一件校服和一件秋衣，外套一脱，冷风直接灌进领口，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说：“你先围在腰上，挡一下。”
沈薇愣住了，看着我递过去的校服，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从痛苦变成了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嘴唇抖了抖，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接过了校服，快速围在了腰上，把那一小片污渍遮住了。
“谢谢你。”她小声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说：“没事，你快回宿舍吧。”
她点了点头，抱着我的校服，转身往宿舍楼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感激，也有别的什么东西。
我站在原地，冷风灌进领口，冻得全身发抖，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冷，反而有点暖和。
那天晚上，沈薇把洗干净的校服还给我，叠得整整齐齐，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她递给我的时候，低着头没看我，小声说了句“谢谢，我洗过了”。
我接过袋子，说了句“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交集。跟第一次在书店的不同，这一次，我感觉我们之间某种看不见的界限，好像模糊了一些。
从那之后，沈薇见到我的时候，不再是那种客套的点头，而是会停下来多说两句话。有时候她会问我物理有没有不会的题目，有时候会跟我说食堂今天哪个菜好吃。她不像我在书店里见到的那样高冷，反而有点话多，笑起来也很自然，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但我还是没敢多想。她跟我不是一类人，这是铁打的事实。她将来要考名牌大学，去大城市，过体面的生活。而我的目标，只是考上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然后把爸妈从那个漏雨的铁皮棚子里接出来。两条平行线，偶尔靠近，但永远不会相交。
高二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在班会上说了一件事。学校为了备战高考，从这学期开始，高二和高三学生周六要补课，周日下午才能休息。这个消息让全班一片哀嚎，但没有人真的敢反抗，毕竟在这个小县城里，高考是唯一的出路，谁都知道这个道理。
补课的第一周，周六下午四节课上完，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天黑得早，五点多就暗下来了。我从教学楼出来，准备去校门口买点吃的，然后回出租屋继续学习。
走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沈薇站在台阶上，看着外面的天发呆。她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但伞没有撑开。天正下着小雨，不大，但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她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忘带伞了，等雨小一点再走。”
我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伞，是那种黑色的长柄伞，我爸在工地捡的，伞骨断过一根，我用胶带缠了几圈，勉强还能用。我犹豫了一下，说：“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你住哪儿？”
她说了个小区名字，跟我住的方向正好相反，走过去大概要十五分钟。如果送她回去，我再走回自己住的地方，得多花半个小时。
但我不知道怎么的，嘴巴比脑子快：“走吧，我送你。”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雨不算大，但风很大，伞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一米七八，她大概一米六出头，高矮差了一大截，我撑伞很别扭，为了不让雨淋到她，我得把伞压得很低，自己的右肩全露在外面，雨水打在衣服上，很快就湿了一片。
她注意到了，往我这边靠了靠，说：“你往我这边来一点，我们都淋到了。”
我往她那边靠了靠，这下两个人挨得很近，我能闻到她的洗发水味道，是那种很普通的飘柔，但混着雨水的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好闻。
路上我们聊了几句。她说她妈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不错，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我说那挺好的。她又问我将来想考哪个大学，我说还没想好，能考上哪里就去哪里。她说她想去北京，那是她的梦想。
北京。多远的城市啊，从我们这个小县城坐绿皮火车要二十多个小时。我连省城都很少去，更别说北京了。
到了她家楼下，我把伞递给她，说伞你拿着吧，明天再还我。她没接，说你自己也要用。我说我跑回去就行，反正已经湿了。
她看着我被雨淋湿的右肩，沉默了两秒，然后把伞从我手里拿过去，踮起脚尖，把伞举高，尽量撑在我们俩头顶。她说：“那我送你回去。”
我愣住了，说：“你不是已经到家了吗？”
“没事，我陪你走到路口。”她说。
结果她陪我走了大半程，一直走到我住的那条巷子口才停下来。她把伞还给我，说了句“明天见”，然后转身跑了回去，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她跑远的背影，雨还在下，我的全身已经湿透了，但心里暖烘烘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我在想，沈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学校里的样子，跟在我面前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在学校里她是学霸，是老师的心头宝，高冷，不容易接近。但在我面前，她会笑，会开玩笑，会做这些看起来很小但很温暖的事情。
我不敢多想，但又忍不住不想。
高二下学期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五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教室里的吊扇整天转个不停，但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大家都靠窗坐，争那一点点自然风。我的位置在最后面，离吊扇最远，热得不行，只能自己带个扇子，一边扇一边做题。
有一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男生打篮球，女生在树荫下聊天。我球打得不好，就坐在操场边上看书。沈薇也从树荫下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来，手里拿着一瓶水。
“你怎么不去打球？”她问。
“不想打，”我说，“出汗了还要换衣服，麻烦。”
她笑了笑，拧开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操场上的同学们，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有点意外的话。
她说：“林远，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怎么有意思了？”我问。
“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她说，“班里那些人，要么特别想表现自己，要么特别怕被别人比下去，但你好像不在乎这些。”
我被她说的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说：“我不是不在乎，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比又比不过，干脆就不比了。”
她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读不懂的光：“你成绩不是进步很快吗？上次月考你考了全班第八，你没发现自己一直在往上走？”
我确实没太注意排名，因为我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考那一次。但她说得对，这学期我的成绩确实在慢慢提升，从十一到九，再到这次的八，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可能是因为用了你推荐的那本参考书。”我开了个玩笑。
她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眉眼弯弯的，嘴角往上翘，露出两颗小虎牙。她平时在学校里很少这样笑，大多数时候都是那种礼貌的微笑，但今天这个笑容，是真的开心的那种笑。
我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突然松了一下。
那天体育课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坐在操场边聊天。聊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说她小时候想当医生，后来发现自己晕血，就放弃了。我说我想过当兵，但我妈不让，说当兵太苦了。她说她其实不太喜欢学习，但是没办法，家里期望太高。
我听着她说这些，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点一点地缩短。墙倒了，路通了，两个世界之间出现了一条窄窄的连接通道。
我开始期待每天见到沈薇。早上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会先看一眼她的座位，看她有没有来。她没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点空落落的；她来了，我的心就踏实了。上课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去看她的背影，她挺直的脊背，扎起的马尾，偶尔转笔的手指。
我跟李浩说过这件事，隐晦地提了一下。李浩是我同桌，也是我高中三年最好的哥们儿。他家在县城开了一家小超市，条件比我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大，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活得比我轻松多了。
听我说完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很受伤的话：“林远，你别想了，沈薇那样的女生，不是我们这种人追得起的。”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往往最刺耳。
“我知道。”我说。
“知道就好，”李浩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什么都会有。”
我点了点头，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被拨动了，怎么都停不下来。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下了特别大的雨。那天是周六，补完课大家都急着回家。我收拾好东西走出教学楼，发现雨大得像天漏了一样，哗哗地往下浇，地上水花四溅，能见度不到十米。
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的走廊里等雨小一点，突然看到沈薇从楼上跑下来，手里没拿伞，表情有些着急。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你也没带伞？”
“带了，但你的呢？”我问。
“忘了，”她说，“我先跑回去算了，反正也不远。”她说着就要往雨里冲。
“你疯了？”我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这么大的雨，跑回去全身都得湿透，感冒了怎么办？”
她被我拉住，脚步一踉跄，差点摔倒，本能地抓住了我的手臂。就这样，我们两个在走廊里，姿势有些尴尬地站着，她的手抓着我的手臂，我的手下意识地扶住了她的肩膀。
“你等着，”我说，“我去给你借把伞。”
“不用了，”她松开我的手臂，脸上有点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的，“真的不用麻烦了。”
我不由分说地跑进教学楼，从一楼到四楼，挨个教室问有没有人有多余的伞。最后在四楼的一个教室里找到一个同学，借了一把格子花纹的折叠伞，破是破了点，但好歹能挡雨。
我拿着伞跑下楼，沈薇还站在原处等我。她看到我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咬了咬嘴唇，没有说什么客套的话，只是说了句“谢谢你”。
我把伞递给她，说：“你先回去吧，我等雨小点再走。”
她接过伞，站着没动，就那么看着我。
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暗。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眉眼之间的温柔映得格外清晰。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她把手里的伞打开，举在我们头顶，说：“一起走吧，我先送你回去。”
我张了张嘴想拒绝，但看到她眼睛里那不容拒绝的认真，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那天是我第二次在雨里跟她一起走，她撑着那把格子伞，两个人并排走，肩膀几乎靠在一起。雨太大了，格子伞太小，根本遮不住两个人，我半边身子还是湿透了，她也没好到哪儿去，右肩的校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走到我住的那条巷子口，我把伞递还给她，说：“你拿着回去吧，明天再还我。”
她没有推辞，接过伞，冲我笑了笑，转身走进了雨幕里。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她撑着一把格子伞，在瓢泼大雨里走过泥泞的路面，校服湿了大半，脚上的帆布鞋踩在水坑里，溅起一朵朵水花。她走得不算快，但很稳，一步一步地，慢慢消失在我视线尽头。
那个画面，我记了很多年。
高二暑假只放了短短两周。学校怕我们心散了，八月一号就提前开学补课。那一年我们县的高考成绩不太理想，一本上线率比去年低了三个百分点，县教育局给学校下了死命令，今年必须把成绩提上去。所以从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开始，学校的补课频率就越来越高，老师们跟打了鸡血似的，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塞进我们脑子里。
高三上学期，一切都变了。
教室里的气氛从“努力学习”变成了“拼命学习”。课间休息的时候，班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声和咳嗽声。每个人的课桌上都堆着小山一样的复习资料，连课桌的抽屉里都塞满了试卷。有人开始打吊瓶上课，有人开始放学后留下来学到十一点，有人在走廊里背书背到嗓子哑。
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我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已经省吃俭用了太多年。我妈在菜市场卖菜，早上四点多就要去批发市场进货，冬天的时候手冻得全是裂口，碰一下冷水就钻心地疼。我爸在工地上搬砖，腰肌劳损严重，有时候半夜疼得睡不着，但他从来不说，第二天照样五点起床去干活。他们舍不得多花一块钱在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攒着给我交学费和买学习资料。
我唯一能报答他们的方式，就是考上大学。
而沈薇，依然是年级第一，成绩好得让第二名绝望。但她的状态明显不如从前了，经常看到她眼睛下面青黑的痕迹，应该是晚上熬夜熬的。她的话变少了，笑容也变少了，整个人瘦了一圈，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有一次月考，她破天荒地掉了第一名，考了年级第三。这个消息在年级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大家都在议论，说沈薇是不是状态不行了，说压力太大了之类的话。
那天晚上，我在教室多待了一会儿，十点多才出来。经过操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坐在升旗台旁边的台阶上，抱着膝盖，头低着。
我走过去一看，是沈薇。
我在她旁边坐下，没有说话。她感觉到有人来了，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有一些疲惫和茫然，但也有一些安心。
她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林远，我怕。”
“怕什么？”我问。
“怕考不上好大学，”她的声音很轻，“怕我爸妈失望，怕我自己让所有人失望。”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离我很近。原来她也会怕，原来她也会不自信，原来她跟我一样，都在这个被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高三里挣扎。
我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你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你是我见过最聪明也最努力的人。”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闪烁，但嘴角慢慢翘起来，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揪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跟沈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我们开始一起吃午饭。
起因很简单。有一天中午放学，我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沈薇，她拿着饭盒一个人走着，周围三三两两都是成群结队的人，她一个人走在中间，显得有些孤单。我走过去跟她说一起去吃饭吧，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食堂在一栋独立的建筑里，上下两层，下面一层是普通的窗口，上面一层是特色窗口，东西贵一些，但味道稍微好一点。我没钱去二楼，每次都在一楼打饭。沈薇也跟着我来一楼，从来不嫌弃饭菜难吃，每次都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
我们的座位固定在食堂最里面的角落，那里靠墙，人少，安静。旁边有一扇大窗户，窗外是学校的围墙，墙那边是一片菜地，种着各种蔬菜，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颜色。
最开始是我帮她打饭，因为她走路慢。不是因为她腿脚不便，而是她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走路的时候喜欢低着头想事情，不看路，经常差点撞到别人。我看她这样，就主动说我去打饭，你坐着等我。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就成了习惯，每天中午最后一节课铃声响了之后，我先冲出教室，跑向食堂，在队伍最长的那几个窗口前排队，打好两份饭，然后把饭盒端到那个角落里，等沈薇来。
她总是慢悠悠地走过来，有时候还带着一本书，边等边看。我不催她，就那么等着，有时候等得饭菜都凉了。李浩看到过几次，跟我说：“林远，你是不是傻？你给她排队打饭，她坐享其成？”我说没关系，反正我跑得快。
其实不只是打饭，我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我帮她搬过书，帮她修过坏掉的笔，帮她做过卫生值日。她帮我讲过物理题，帮我改过英语作文，借给我很多她自己买的参考书。
有一次，她在看我的一本数学练习册的时候，发现我在最后几页空白处写了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她问我这些是什么，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有时候想事情会随手记下来，乱七八糟的没什么内容。
她翻开看了几眼，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问我：“你这一段画的什么？”
那是一张小图，画的是一个人背着书包的背影，旁边画了一片树叶，写了几句话。那些话是我随手写的，本来没打算给任何人看，但她也看到了。
我赶紧把本子抢过来，说我乱画的。
她没有追问，只是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种笑让我心虚得很，好像她看穿了我所有的秘密。
我确实有秘密。一个我从来不敢说出口的秘密。
我喜欢沈薇。
从高二那个下雪天的楼梯转角开始，从她在雨里踮起脚尖给我撑伞开始，从她在操场上笑着露出两颗小虎牙开始。一点一点的，像春天的雨，不知不觉就把整片土地都浸透了。
我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成绩的差距，更是家庭的差距，阶层的差距。她爸是科长，我妈是卖菜的。她将来要去北京读大学，我最多只能考上省城的普通院校。她的人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而我的人生，能走出这个小县城就很不错了。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是因为想追上沈薇，而是觉得这是我唯一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差的方式。如果我能考得好一点，考上好一点的大学，也许将来我们之间的差距会小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五名。这个成绩让班主任王老师都惊讶了，他在班里专门表扬了我，说我是进步最大的学生。同学们都用一种刮目相看的眼神看着我，连沈薇都在课间特意走过来跟我说“恭喜”。
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离高考只有不到两百天了。
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十二月，天寒地冻，教室里虽然烧了暖气，但还是冷得不行。我的冻疮又犯了，手指肿得跟胡萝卜似的，握笔的时候疼得厉害，但我不敢停下来，每天还是照样做大量的题目。
有一天中午，我和沈薇在食堂吃饭，她注意到我手上涂的冻疮膏，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冻疮，年年都长，习惯了。她看着我的手，眼睛里闪过一丝心疼——我不确定是不是心疼，也许只是同情。
第二天，她带了一副手套给我，是那种灰色的毛线手套，里面还加了一层绒，摸上去又软又暖。她说这是她妈织的，多了几副，用不完，给我一副。
我接过来的时候，摸到了手套内侧的水洗标，上面印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牌子。后来我在县城的商场里见过那个牌子的专柜，一副手套要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我妈在菜市场卖一整天菜也就挣这么多。沈薇说“多了几副”，我知道她在说谎，但没有拆穿。我只是把手套戴在手上，很暖，暖得我鼻子发酸。
那天晚上的晚自习结束后，我在教室里多留了一会儿，等所有人都走了，我在沈薇的课桌上放了一颗苹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我奶奶家在乡下，有几棵苹果树，每年结的果子不多，但很甜。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过来，舍不得吃，慢慢留着。那天我把最大最好的一颗放在了她桌上。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苹果已经不在了。沈薇看到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那个笑容让我觉得那颗苹果送得很值。
这种偷偷摸摸的小心思，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我给她打过无数次饭，她给我借过无数次资料。我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始终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谁都没有跨过去。
也许她感觉到了什么，也许没有。她从来不问，我也从来不说。我们就这样，在高考的倒计时里，过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
高三下学期，一模、二模、三模，一次次考试像一盆盆冷水，把所有人的幻想都浇醒了。有人进步了，有人退步了，有人哭了，有人崩溃了。沈薇三次模拟考试都是年级第一，稳得让人害怕。我一次比一次好，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我考了年级第十七名，在一班里排第四。
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按这个趋势，考个一本没问题，甚至有机会冲击一下211大学。我心里有了底，但不敢放松，因为我知道高考是不确定性的，平时的成绩再好，到了考场上也有可能发挥失常。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那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我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经过学校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那片树林其实不大，种的是些杨树，夏天的时候枝叶茂密，能遮住整个天空。冬天叶子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路灯下投下扭曲的影子。
我听到有人在树林里哭。
哭声不大，但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是沈薇。
我走进树林，借着路灯昏黄的光，看到她蹲在一棵杨树下面，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轻声问她怎么了。
她抬起头，看到是我，哭得更凶了。雨水还挂在她的睫毛上，顺着脸颊往下淌。她哽咽着说了一句让我心碎的话。
“林远，我爸说如果我考不上清华北大，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我愣住了。
沈薇的家教严，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严到这种程度。难怪她每次考试都这么拼命，难怪她掉到第三名的时候就崩溃成那样。她的压力，从来不只是来自她自己，而是来自那个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她。说“你一定能考上”太轻巧了，说“别太在意你爸的话”太不负责任了。我只能伸出手，像上次一样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一次，她没有躲开，而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的身体僵住了，心跳快得像要炸开。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脖颈上，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道，能感受到她肩膀轻微的颤抖。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清晰得像刀子划过玻璃——
我想保护她。
但是我能吗？我一个县城中学的普通学生，家徒四壁，没有背景没有钱，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到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去保护沈薇？
那天晚上，我在树林里陪她坐了很久，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小下来，直到她的呼吸平稳下来。她从我肩膀上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小声说了句“谢谢你，林远”。
我站起来，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她的手很小，很凉，我握在手里，舍不得松开，但还是松开了。
“走吧，”我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她没有拒绝。我就这样，在距离高考只剩一个月的那个夜晚，在路灯下的杨树林里，陪她走了很长一段路。路上我们都没说话，但谁也没有先离开。
到了她家楼下，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因为哭泣而泛红的眼眶照得格外清楚。
“林远，”她说，“等高考完了，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的心猛地一缩：“什么话？”
“等高考完再说，”她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你先回去吧，路上小心。”
她转身上楼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终消失在四楼的一声关门声里。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四楼那扇亮灯的窗户，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她要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砰砰跳个不停。但我不敢让自己想得太美好，因为我知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高考前那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每一天都像被拉长了似的，每一节课都像上不完。但每一天又过得飞快，一转眼就没了。我在这两种矛盾的感受中煎熬着，既盼着高考快点来，又怕它来得太快。
沈薇在那段时间里，看起来恢复了不少。她又开始笑了，虽然笑容里总带着一点疲惫，但至少不是一个多月前蹲在树林里哭的那个她了。她依然每天中午准时出现在食堂的角落里，依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依然帮她打饭，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做题。
只是我们之间，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她会更频繁地看着我发呆，被我发现后会赶紧移开视线，脸微微泛红。她会在我帮她打好饭之后，小声说一句“辛苦你了”，比以前多了几分认真。她会在放学之后，特意从后门走出去，路过我的座位，跟我说一声“明天见”。
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我始终不敢问，也不敢想太多。
最后那两周，学校停止了补课，让我们自己复习。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过了一遍，做完了最后几套模拟卷。手练酸了，眼睛看花了，但心里越来越踏实。
沈薇那两周没有来学校，听说在家复习。她考了短信给我，说加油，高考完见。我回了一个“加油”加一个笑脸。
短信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心里五味杂陈。
高考如约而至。
考场设在县城另一所高中，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我提前一天去看了考场，熟悉了路线。考试那三天，我爸妈从菜市场的铁皮棚子里搬了出来，在学校附近找了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饭。我妈说，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时候，她和我爸得在我身边。
第一场语文，考得还行，作文题是跟“平凡”有关的，我写了一个关于我爸妈的故事，边写边鼻子发酸，但忍住了。第二场数学，我最有把握的一门，考完出来觉得至少能考一百二十分。第三场英语，我底子一般，但发挥正常，该对的基本都对上了。最后一场理综，物理有些难，有几道大题做的不太确定，但我把所有能写的步骤都写上了，能拿一分是一分。
最后一门考完，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太阳很大，照得人眼睛发花。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考生，有的笑着，有的哭着，有的面无表情。我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这三年的高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我拿出手机想给沈薇发短信，问她在哪个考点考得怎么样。但想了想，还是放下了手机。她说高考完有话要跟我说，那她就一定会来找我。我不需要去问。
考完第二天，学校组织拍毕业照。六十七个人站在教学楼前面的台阶上，穿着统一的校服，笑得傻乎乎的。摄影师喊“一、二、三”的时候，我往沈薇那边看了一眼，她站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正看着镜头微笑。那个笑容很好看，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以前那种弯弯的月牙眼。
李浩站在我旁边，凑过来小声说：“高考完了，你有什么打算？”
“打工。”我说，“暑假还有两个月，得挣点生活费。”
“你还真是务实的，”李浩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我家店里帮忙，到时候叫你过来吃雪糕。”
毕业照拍完之后，大家三三两两散了。有些关系好的约着一块吃饭，有些急着回家收拾东西，有些站在操场上聊天，好像都不愿意这么快就离开这个地方。
沈薇朝我走过来，手里拿着毕业照的审核表，走到我面前停下来。她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被太阳晒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句“你考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正常发挥。”
“那就好，”她笑了笑，“我也还行。”
沉默了几秒。操场上有人在放风筝，风很大，风筝飞得很高，线绷得紧紧的。
“之前说高考完有话对我说的，”我终于没忍住，问出了口，“是什么话？”
沈薇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她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给自己打气。然后她开口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过来，把她的马尾辫吹乱了几缕，她伸手去拨头发，然后看了看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妈刚才发短信催我回家，说家里有亲戚来吃饭。那个……改天再说吧，反正暑假还长。”
她说完冲我笑了笑，转身跑了。马尾辫在身后甩来甩去，校服的下摆在风里飘起来。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越跑越远，心里突然涌起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那种预感，后来成真了。
二
高考结束之后，我的生活突然就空了。
没有课本要看了，没有习题要做了，没有早起晚睡的紧张感了。每天早上我还是六点多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不知道要干嘛。手机翻来翻去，除了李浩偶尔找我聊天，基本没人联系我。
沈薇也没联系我。
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她没发短信，没打电话，QQ头像一直是灰色的。我安慰自己说可能是她家有事，也可能是她手机坏了，或者她只是忘了。
但这种安慰撑不了太久。
第四天，我终于忍不住给她发了一条短信，问她最近在忙什么。发了之后我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半天。没有回复。
我又发了一条，问她在不在。依然没有回复。
我开始慌了。
我给李浩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沈薇的消息。李浩说没有，他这两天也在找沈薇，但她的电话打不通，QQ也不在线，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可能是出去旅游了吧，”李浩说，“她家条件好，高考完了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你别想太多。”
我想也是，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但第六天，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那个同学叫周晓，坐在沈薇前面两排，跟沈薇关系不错。她说她在街上碰到了沈薇的妈妈，沈薇的妈妈说沈薇考完之后就去省城她舅舅家了，要待一段时间才回来。
“她舅舅家在省城做生意的，条件很好，”周晓说，“估计是想让沈薇提前适应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吧。”
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只是去省城舅舅家，为什么手机也打不通了？为什么连一条短信都不回？
但我没有多问，因为我没有立场去问。我跟沈薇，说到底，只是同学，最多算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她没有义务向我汇报她的行踪。
暑假前半个月，我在县城一家火锅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一个月一千一百块钱，包吃。火锅店生意很好，每天从上午十点忙到晚上十点，脚不沾地。火锅的热气熏得我全身都是火锅味，怎么洗都洗不掉，但我无所谓，反正又不泡妞。
李浩有时候晚上过来找我，等我下班了一起去吃烧烤。他喜欢喝啤酒，一瓶倒，喝半瓶就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我跟他就着烧烤摊的烟火气，聊高考聊未来聊那些乱七八糟的青春。
有一天晚上，李浩多喝了两杯，突然问我：“林远，你跟沈薇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装傻。
“少装了，”李浩打了个酒嗝，“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三年，帮她打饭、帮她搬书、帮她做值日，就差没帮她考试了。你敢说你对她没想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想法又怎么样？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什么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的，”李浩不以为然，“你就是太自卑了。沈薇又怎样？她不也是人吗？她还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
我被他说得哭笑不得，但我知道他说的对，我就是自卑。那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伴随了我整个青春期的自卑，不是别人几句鼓励就能拔掉的。
李浩又喝了一口啤酒，突然压低声音说：“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说。”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周晓了，就是坐沈薇前面那姑娘。她跟我说，沈薇可能不回来参加毕业聚餐了。”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什么意思？”
“周晓说沈薇她妈给她办了转学手续，好像是最后那段时间办的。沈薇的户口好像早就迁到省城去了，只是一直没转学，在我们这儿挂了个名。现在高考完了，就不用回来了。”
户口迁了。转学手续办了。不回来参加毕业聚餐了。
这些词一个一个砸在我脑袋上，嗡嗡响。
我突然明白了沈薇为什么不回我短信，不上QQ。因为对她来说，高考结束，跟这个小县城的一切联系就都结束了。包括跟我的联系。
原来她早就知道要走。原来她那天在操场上想说又没说的话，就是这件事。
我在烧烤摊上坐了很久，久到李浩以为我喝醉了。我没有喝醉，我很清醒，清醒得能感受到心脏那个位置一抽一抽的疼。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失落。不是考试没考好的那种失落，不是东西丢了的那种失落，而是你明知道一个人走了，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但你连追上去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从来就不是她什么人。
我把这份失落埋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然后继续在火锅店端盘子。
七月中旬，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五百七十八分，超出一本线三十多分。在我们那个升学率不算高的县城，这个成绩已经算很不错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来，我爸声音发抖，问我能不能上省城的大学。我说能，省城的大学没问题。
沈薇的消息，我是从周晓那里知道的。她说沈薇考了六百六十五分，全省理科前一千名，被北京一所985大学录取了。
北京，985，全省前一千。这些都离我太远了。我在省城读书，她在北京读书。两座城市隔了一千多公里，坐火车要一整天。
我想给她发条短信说恭喜，但拿起手机又放下了。她的号码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了又怎样？她不会因为我的一条短信就从北京飞回来，我也不会因为一条短信就追到北京去。有些距离，不是靠想念就能跨过去的。
我删掉了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那个暑假，我在火锅店做了两个月，挣了两千二百块钱，给我妈买了一件新棉袄，给我爸买了一条烟，剩下的钱存着当大学的生活费。
离开火锅店那天，老板娘多给了我两百块钱，说小伙子勤快，上大学好好念。我道了谢，骑着那辆骑了三年的破自行车，从县城的主街上穿过去。
路过一中的校门口，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大门关着，保安室里的大爷在打瞌睡，操场上空空荡荡的，那排法国梧桐树还是那么高那么密，叶子被太阳晒得发蔫。教学楼外墙新刷了一层漆，从灰色变成了白色，但我总觉得没有以前好看了。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骑车走了。
九月，我背着行李去了省城，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
大学的生活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县城太小了，一个小卖部就能装下所有的期待；省城太大了，大到你在街上走一天都碰不到一个熟人。我花了大半个月才适应这个城市，才学会坐公交车不坐反方向，才分清楚哪个食堂的饭好吃哪个不好吃。
我选了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是因为好就业。我不挑专业，不挑学校，只要能学到东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的工作就可以了。我的目标一直很简单，就是赚钱，把爸妈从那个漏雨的铁皮棚子里接出来。
大学期间我打了三份工，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周末去校外一家电子城帮人修电脑，节假日去超市做促销员。时间排得满满当当，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谈恋爱，因为心里那个位置，已经住了别人了。
沈薇。
我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但总能在各种渠道知道一些。周晓跟沈薇一直有联系，每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会顺带提一句。说沈薇在北京过得很好，学习很忙，大一就进了学生会，拿了奖学金。说她寒假回了省城，但没有回县城。说她剪了短发，变漂亮了，好像也交了新朋友。
我没有问周晓沈薇有没有提起过我。因为我不敢知道答案。
大一那年的除夕夜，我坐在出租屋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手机里收到很多条拜年短信，大多是群发的。我一条一条地翻过去，突然看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只有两个字：新年快乐。
没有署名，没有落款，号码归属地显示是北京。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知道这是谁发的。一定是她。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转过千百个念头。我想回她，想问她最近怎么样，想告诉她我考上了大学，想跟她说我还记得那副手套那颗苹果那场雨。但字打了一半又删掉，删了又打，打了又删。折腾了半天，最终只回复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简单的四个字，没有问号，没有感叹号，没有多余的情绪。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秒，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心里五味杂陈。我想，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她在北京，我在省城，隔着千山万水。她是我青春里最美好的念想，但也只是念想而已。
那个号码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后来换了手机，通讯录没有保存，号码也就丢了。
时间这东西，像水泥一样，能把一切尖锐的记忆慢慢浇筑成一块光滑的石头。你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当时疼得要命的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疼了。
大学四年过得飞快。我按部就班地上课、打工、考证。大三的时候拿过一次奖学金，不多，一千五百块钱，给我妈买了个智能手机，教她用微信的时候她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大四上学期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售后技术支持，一个月两千五，干了一年，转正后涨到三千五。
三千五百块钱的工资，在省城只能租得起城中村的单间。我住的地方在城北一个老旧的小区，六楼没电梯，房间大概十五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月租六百块钱。公共厕所在走廊尽头，洗澡要去外面的澡堂子，冬天的时候出门就冻得直哆嗦。
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我干得很认真。每天早上八点之前到公司，晚上八九点才走，周末随叫随到。公司的老员工都挺喜欢我，说我踏实肯干，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觉得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把活干好。
就这样干了两年，我存了两万多块钱。不多，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我盘算着再攒两年，加上家里帮衬一点，说不定能在县城付个首付，买套小房子把我爸妈接出来。县城房价便宜，两千多一平，四十万就能买套不错的。我爸妈在菜市场那个铁皮棚子里住了快十年了，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每次想到这个，我心里就难受得不行。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第三年，公司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整，我被调到了另一家分公司，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待遇稍微好了一点。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听说了一个消息——一家深圳的大公司要在省城开分公司，正在招人。
那家公司叫薇远科技，做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我对人工智能不太了解，但招聘信息上写的待遇让我心动了。底薪八千，还有绩效奖金和五险一金，比我现在的工资高出一大截。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居然收到了面试通知。
面试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两点。我请了半天假，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把皮鞋擦了擦，提前二十分钟到了面试地点。
然后，就发生了楔子里那一幕。
沈薇抬起头来看着我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脑海里炸开了。她比十五年前高了，瘦了，五官更立体了，妆容得体，穿着讲究，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经历过世面的成熟和气场。但那双眼睛没变，那种看人时专注的神态没变，笑起来眼尾微微下弯的弧度也没变。
她认出我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好巧”，不是“好久不见”，而是——完了。
是的，完了。
十五年前她坐在教室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我在她后面两排的斜后方。她是我仰望的年级第一，是我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十五年后她坐在面试官的椅子上，我站在应聘者的位置上。她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而我，依然是那个仰望她的人。
什么都没变。或者说，一切都在变，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一点都没有缩短。
面试的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问了我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机械地回答了，大脑有一半在运转，另一半停留在十五年前那个下雨的午后。
面试结束之后，她站起来，伸出手，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林远，欢迎加入薇远科技。”
我下意识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很小，但不再是十五年前那种冰凉的了，而是温暖的，干燥的，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但我没有立刻答应。
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林远，你不能去。去了就是每天面对她，面对这个你曾经喜欢过的——不，你一直喜欢着的人。而你们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到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弥补了。她是总裁，你是技术员。她开豪车，你骑电动车。她住别墅，你租城中村。你去了，只会让自己更难受。
我想开口拒绝，但嘴巴张开又合上，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沈薇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她松开我的手，微微一笑，说：“回去考虑一下，如果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和电话。
我接过名片，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靠着电梯壁，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眼前浮现的，全是沈薇坐在面试桌后面的样子。她说话时微微歪头的习惯，她看人时那种专注得有些过分的眼神，她说“我记得你”时嘴角那抹似有若无的微笑。
那些我以为早就被时间磨平的记忆，在那个瞬间全部复活了，鲜活得就像昨天才发生。
三
走出那栋写字楼的时候，天上正下着小雨。
省城的秋天总是这样，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我站在写字楼入口的雨棚下面，看着雨丝在路灯下斜斜地飘下来，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李浩发来的消息，问面试怎么样。我没回，把手机塞回兜里，冒着雨走到了公交站台。
雨不算大，但打在脸上很凉，让我想起高一那年冬天，我帮沈薇打伞送她回家的情景。那天的雨比今天大得多，我半边身子都湿透了，但心里热乎乎的。今天雨不大，我却冷得直发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冷。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上人不多，有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在打闹，笑声清脆得像铃铛。我看了他们一眼，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十五年就没了。
回到出租屋，我脱掉湿了的衬衫，换上那件起球的旧T恤，坐在床上发呆。
房间不大，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中国地图，那还是大学时候买的。天黑了，我没开灯，窗外的路灯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带。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一条短信。陌生号码，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林远，我是沈薇。到家了吗？”
我看着那条短信，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半天没有动。
她主动联系我了。但不是以总裁的身份，而是以“沈薇”的身份，一个曾经在雨里跟我撑过同一把伞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说“到了”显得太敷衍，说“在考虑”又显得矫情。想了很久，我回了一个字：“嗯。”
发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很没出息。但消息已经发出去了，又不能撤回。
沈薇很快回了过来：“方便的话，明天下午来公司谈一下具体待遇。地址你知道的。”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半天，回复了一个“好”。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我到底该不该去这家公司。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当然该去。八千块的底薪，五险一金，正规的大公司，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机会。如果我拒绝了，继续在现在这家小公司干下去，可能再过五年也达不到这个收入水平。我爸妈还在那个铁皮棚子里住着，我今年三十二了还没成家，我没有资格任性，没有资格拿前途跟情绪较劲。
但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沈薇是我的直属上司，我要跟她朝夕相处。每天看着她，听她说话，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我可以想象那种日子有多煎熬。就像把一个快要愈合的伤口重新撕开，让它暴露在空气里，每天都要疼一遍。
可是，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十五年前我没能说出的话，十五年后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用另一种方式说出来。
不对，不是说出来，而是证明出来。
我翻身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的台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桌上那张沈薇的名片，烫金的字体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拿起名片，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细小的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
我突然想起高三那年她借给我的那本参考书，扉页上也有一道铅笔划过的痕迹，歪歪扭扭的，像是个什么符号。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不小心蹭上去的。
现在想想，也许那不是无意的。
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了薇远科技的办公室。
沈薇的助理领我去了会议室，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沈总马上就来。我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环顾四周。会议室不大，但装修得很精致，墙上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专业术语。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得很茂盛。
门被推开了，沈薇走了进来。
她今天换了一身装扮，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脚上一双平底鞋，头发扎成了低马尾，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比昨天亲切了很多，没那么强的距离感，倒有点像我们高中时候的样子。
她在我对面坐下，把一沓文件放在桌上，冲我笑了笑：“来了。”
“嗯。”我点了点头。
她没急着谈工作，而是先跟我寒暄了几句。问我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我一一回答了，简单直接，没有多说什么。
她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有点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情绪。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好像瘦了不少。”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苦笑了一下：“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打开了桌上的文件夹，开始正式跟我谈待遇的事情。底薪八千，试用期三个月，转正后根据表现调整。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年度体检，节日福利，该有的都有。她说得很快，条理清晰，跟昨天面试时判若两人。
我听着她说话，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她的手上。她的手还是那么白，手指细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没有涂指甲油，干净得很。她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手势不大，但很自然。
等她说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点了头。
“我接受。”我说。
沈薇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光亮，好像松了口气似的。她伸出手来，笑着说：“欢迎加入。”
我又握了她的手，这一次比昨天用力了一些。
入职手续办得很快。第四天，我就去公司报到了。沈薇的助理小周带我熟悉了环境，分配了一个工位给我。工位在技术部的角落里，安静是安静，但光线不太好，旁边就是茶水间，人来人往的，有点吵。不过我不在意这些，能有个地方干活就行。
技术部加上我总共七个人，经理姓陈，四十来岁，戴着一副厚底眼镜，看起来就很严厉的样子。他简单问了我几个技术问题，又翻了翻我的简历，表情淡淡的，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干几天看看，”陈经理说，“沈总亲自招的人，应该不会差。”
这话听起来像是夸奖，但语气里带点别的意思。我知道他是觉得我靠关系进来的，毕竟沈薇确实认识我，还是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在别人看来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但我不想辩解，因为辩解没用，只有靠实力说话。
第一天上班，我就主动接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活。公司的一个客户反映设备老是出故障，技术部的前辈折腾了好几天没搞定。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排查问题，最后发现是一个很隐蔽的配置错误，修改了几行代码就解决了。
陈经理看了我的报告，脸色好看了不少，说了句“不错”。小周私下跟我说，陈经理这个人很难搞，能从他嘴里听到“不错”两个字，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我没太在意这些，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让所有人闭嘴。
沈薇很少来技术部，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楼上自己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在走廊上碰到了，她会冲我点点头，那种点头的方式跟对别的同事没什么区别，客气但不疏远，礼貌但不亲密。
这让我松了口气，又隐约有些失落。
有一次开会，我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沈薇站在前面讲公司的年度规划。她穿着深蓝色的套装，头发盘起来，露出修长的脖颈，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度，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在认真听。讲完之后有人提问，她对答如流，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滴水不漏，展现出我对她能力的全部想象。
那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在走廊上碰到她，她正在跟一个客户打电话，神情严肃，眉头微皱。看到我，她微微点了下头，然后继续跟客户说话。
我走回工位，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这就是沈薇，十五年后她变得更优秀了，优秀到让我觉得陌生。我记忆里那个会在雨里哭、会小声说谢谢、会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的女孩，好像跟眼前这个干练利落的女总裁不是同一个人。
但我又在期待什么呢？人都是会变的。十五年的时间，足够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工作了一个多月，日子渐渐步入正轨。我跟同事们处得还行，陈经理对我也越来越满意，客户反馈上来的问题我基本都能解决。我的工资按时打到卡里，除了房租和吃饭，每个月能攒下五千多块钱。
唯一让我不太舒服的，就是公司里有些风言风语。
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说我跟沈总是高中同学，关系不一般，不然怎么可能一个普通技术员拿八千底薪。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刺得很疼，但我没理会。李浩说得对，解释就是掩饰，越描越黑。
有一次在茶水间接水，技术部的小王凑过来，笑嘻嘻地问我：“远哥，听说你跟沈总是老同学，关系挺好的？”
我把杯子放在饮水机下面，按下热水开关，头都没抬：“认识，但不太熟。”
“不太熟能给你开这么高工资？”小王明显不信。
我关掉热水开关，端起杯子，看了他一眼：“你要觉得我能力不够，可以跟陈经理提。”
小王讪讪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公司里不满的不止小王一个人，只是他们没好意思当面说。我不怕被人议论，我怕的是沈薇听到这些，会觉得为难。
她是总裁，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形象。如果她偏袒我，就会被人说任人唯亲；如果她不偏袒我，我又会觉得她是在刻意避嫌影响工作。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横在我们之间，不大不小，但扎在那里，怎么都不舒服。
大概是入职后的第四十五天，沈薇突然让小周通知我去她办公室。
我走进沈薇的办公室，她正站在窗前打电话，看到我进来，朝我做了个“先坐”的手势。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等她打完电话。
她在跟什么人谈业务，说的是我没接触过的领域，但听得出她准备得很充分，每一个数据、每一份合同都记得清清楚楚。挂了电话后，她在办公椅上坐下来，把桌上散落的文件收拢到一起，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这几天工作还习惯吗？”她问。
“挺习惯的，”我说，“陈经理人不错，教了我很多东西。”
“那就好。”她点了点头，然后话锋一转，“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公司最近在做一个智慧医疗的项目，需要到下面的县市去采集一些医疗设备的数据。我跟陈经理说了，想让你一起去。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挺合适的。”
智慧医疗的项目我是知道的，是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好几个部门都在配合沈薇推进。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我愿意学。沈薇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不能辜负她。
“行，我去。”我说。
沈薇看我答应得这么干脆，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跟她在会议室里的不一样，不是那种商务场合的标准微笑，而是带点温度的笑，眼角微微弯起来，像十五年前的样子。
“谢谢你，林远。”她说。
又是这三个字。谢谢你，林远。十五年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泪花，声音都在发抖。十五年后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平静，语气克制，但我总觉得里面藏了更多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了句不客气，然后站起来准备走。
“等一下，”沈薇叫住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双手套。灰色的，里面加了一层绒，摸上去又软又暖。
我看着这双手套，愣住了。记忆一下子涌上来，高中那个冬天，她给过我一双一模一样的手套。不对，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牌子，同一种样式，连颜色都一样。
“天冷了，”她低着头整理桌上的文件，“别冻着手。”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把手套攥在手里，指腹反复摩挲着那层柔软的绒面，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林远，她还记得。
她还记得你长冻疮，还记得你戴过什么手套，还记得十五年前那个冬天。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句话压了回去，说了句“谢谢”，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没有人，我靠墙站了一会儿，把手套慢慢地戴在手上。手不大不小，刚好合适。大了，空荡荡的；小了，紧绷绷的。这只手套，像是量过我的尺寸一样，既不太大也不太紧，每个指头都贴合得恰到好处。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但我忍住了。
那之后，我跟沈薇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
不是刻意的，而是工作需要。智慧医疗的项目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沈薇虽然是总负责人，但技术细节她不太了解，需要我来解释。我们开始频繁地开会，有时候是两个人，有时候是整个项目组。但不管人多人少，我总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不重不轻的，像一片叶子，飘过来，又飘走。
有一次开会到很晚，外面下着大雨，其他人都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她。她坐在我对面，面前摊着一沓资料，眉间有些疲惫的纹路。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说了一句无关工作的话。
“林远，你说我们是不是挺有缘分的？”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该不该接这句话。
她没有等我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工作好几年，兜兜转转，最后又碰到了一起。你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睛，在她瞳孔里看到了小小的自己。那一刻，藏在心底十五年的那句话差点就要脱口而出了。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也许吧。”我说。
沈薇看着我，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你还是一样，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肯说。”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她说得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肯说，不敢说，不会说。十五年前是这样，十五年后还是这样。我恨自己这张嘴，恨自己这个怂样，但我就是改不了。
那天晚上他把我送到楼下，我撑着一把伞，她什么都没拿，就那么站在雨里。我说你赶紧回去吧别淋着了，她说没关系，雨不大。我说那我送你，她说不用了，几步路就到了。
我看着她走远，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脱掉湿了的衣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沈薇的眼睛，沈薇的笑容，沈薇说“你还是一样”时的语气，一遍遍地在我脑海里回放。
我不知道她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道她有没有结婚，不知道她身边有没有人。我不敢问，因为怕听到答案。但我又想知道，因为不管答案是什么，我都能接受。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但事情永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李浩来省城办事，约我吃饭。我们在一家小馆子里点了几个菜，喝了几瓶啤酒。李浩这两年混得还可以，他家超市从一家扩张成了三家，他自己也结了婚，媳妇是隔壁县的，长得挺漂亮，去年刚生了个闺女，白白胖胖的，笑起来跟他一样傻。
“你呢？”李浩夹了一块红烧肉，嚼着问我，“有情况了没？”
“没有，”我说，“哪有时间谈恋爱。”
“不是吧，”李浩放下筷子，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我，“你那个女总裁同学，就没给你们创造点机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段时间的事情跟他说了。李浩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惊肉跳的话。
“林远，你想过没有，沈薇可能一直在等你。”
我的手一抖，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你别瞎说。”我说。
“我瞎说？”李浩放下酒杯，一脸认真，“你想想，她一个深圳总公司派过来的总裁，为什么偏偏要在省城开分公司？她明明可以在深圳发展，为什么要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有，你投简历之前，她就已经把分公司的地址选好了，你投了简历，她就亲自面试你。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
我想反驳，但张开嘴又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李浩说的这些，我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我不敢往那方面想，因为我怕自己自作多情，怕到头来只是一场误会。
“就算她对我有那个意思，”我说，“我也不配。”
“什么叫不配？”李浩的声音大了起来，“林远，你能不能别老是这样？你又不比谁差，你高中能考全班第五，工作能一个人解决人家好几个老员工都搞不定的问题，你怎么就不配了？就因为你是农村的？因为她有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
我被李浩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又酸又苦。我知道他说得对，但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不是别人几句话就能消除的。它像是长在我身体里的一根刺，拔不掉也抹不平，每次在我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就会狠狠地扎我一下。
那顿饭吃得我五味杂陈。李浩走后，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十月底的晚风很凉，吹在脸上像是冬天的预演。省城的夜晚很热闹，到处都是霓虹灯和车流，但我觉得这些喧嚣都跟我没有关系。
路过一家花店的时候，我停下来，透过玻璃门看到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人在买花，挑了很久，最后选了一束红玫瑰，付钱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沈薇送一束花，她会是什么反应？会笑吗？还是会把花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一句“你不用这样”？
我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出脑袋，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智慧医疗的项目进展顺利，沈薇对我的表现很满意，陈经理也开始给我加担子，让我独立负责一些模块。工资涨了一千，日子看起来在一天天变好。
但我心里清楚，有些问题迟早要面对。
十一月的一个周末，公司组织团建。去城郊的一个度假村，住一晚，第二天回来。沈薇也参加了，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团建结束的那天下午，她突然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
“林远，你开车送我回去吧。”
全场安静了三秒钟。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好奇的、有惊讶的、有意味深长的。我张了张嘴，想说“我骑电动车来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她已经站起来了，拿起包，朝我走过来。
“走吧。”她说。
我能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沈薇的车是一辆白色的SUV，内饰是浅色的，干净得像新车。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安全带系了好几次才扣上。她发动车子，熟练地倒车出库，然后驶上了回城的路。
车里很安静，只有导航的声音在播报路况。我坐在副驾驶上，浑身不自在，不知道该看哪里，手也不知道该放哪里。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好看是好看，但我没心思欣赏。
“林远。”沈薇突然开口。
“嗯？”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我被她问得一愣：“什么意思？”
“进公司都快两个月了，”她的目光依然看着前方，“你每次见到我，都是客客气气的，公事公办，从来不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疏远我？”
我没有立刻回答。车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不是疏远，”我终于开口，“是怕。”
“怕什么？”
“怕被人说闲话，”我顿了顿，“也怕我自己想太多。”
沈薇没有接话。她把车开进市区，在一个红绿灯前停下来。她转头看着我，秋天的阳光透过车窗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皮肤照得近乎透明。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分公司开在这个城市吗？”她突然问。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为什么？”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多得我装不下。
但她最终只是轻轻笑了笑，重新发动了车子。
绿灯亮了，车流再次向前涌动。我看着她的侧脸，那张我曾经在无数个夜晚想起的脸，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林远，你到底在怕什么？
车子停在我住的小区门口。我下车之前，沈薇叫住了我。
“林远，下周六是我生日，”她说，“我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你也来吧。”
我看着她的眼睛，在那双明亮的瞳孔里，我又看到了十五年前那个蹲在楼梯拐角哭泣的女孩，那个踮起脚尖为我撑伞的女孩，那个在操场边笑着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的女孩。
“好。”我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想着沈薇在车上说的那句话——“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分公司开在这个城市吗？”
她没有说完，但答案似乎呼之欲出。
这座省城，既不是她的家乡，也不是她的根基。她在深圳总部的职位那么好，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开分公司？
唯一的解释是，她是为了回来。
但她要回来做什么呢？
为了看看这座她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为了离家人更近一点？还是为了……为了某个人？
这个念头让我一整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薇远科技的成立时间。公司注册是去年年初，分公司的选址是去年夏天定下来的，今年秋天开始运营。时间线清清楚楚，而我投简历是在今年九月。
也就是说，在我投简历之前，沈薇就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开分公司了。
李浩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她一个深圳总公司派来的总裁，为什么偏偏要在省城开分公司？”
难道真的像李浩说的那样，她是为了等我？
不，不可能。这个想法太自以为是了。也许她有别的商业考量，也许省城的市场对她来说很重要，也许只是一个巧合。我不能因为一个巧合就自作多情。
但我又想起她在车上看我的眼神，想起她让我去家里过生日时的语气，想起她送我那双手套时的神情。
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隐约构成了一幅画。但那幅画里到底画的是什么，我不敢细看。
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沈薇生日那天。
我提前在商场里转了很久，想给她买一份生日礼物。太贵的不行，一来我买不起，二来送太贵的东西显得别有所图；太便宜的也不行，不够诚意，配不上她的身份。我走来走去，在那座大商场里逛了好几家店。
最后，我在一家叫做“时光记忆”的小店门口停住了。那家店的橱窗里摆着很多老式的东西，有一些是我小时候见过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我推门进去，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人很和气，问我需要什么。
我在店里转了一圈，目光落在一把折叠伞上。那把伞是格子花纹的，蓝白相间，样子很普通，但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高二那年六月，下了一场大雨，我把自己的伞借给了沈薇，她撑着那把格子伞送我回家的情景，我一直记得。
“这把伞多少钱？”我问。
“六十。”大姐说。
我把伞拿起来，撑开看了看。格子花纹，蓝白相间，不大不小，刚好够两个人撑。
“帮我包起来吧。”我说。
大姐用一张淡蓝色的包装纸把伞包好，又系了一根丝带。我拿着包好的礼物走出店门，外面已经天黑下来了，霓虹灯亮起来，把整条街照得五颜六色。
沈薇的家在一个高层小区，坐电梯到十八楼，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沈薇自己，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毛衣，头发披着，脸上化了淡妆，比平时在公司里多了几分柔和。她看到我手里的礼物，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进来说吧。”
客厅里已经有三四个人了，都是公司的同事，技术部的小王也在。看到我进来，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惊讶的，有意味深长的，有好奇的。小王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远哥也来了”，我没搭理他。
沈薇招呼大家坐下，又端了些水果和零食出来。气氛还算融洽，大家聊着公司的事情，聊着最近的新闻，聊着一些有的没的。沈薇坐在沙发上，端着酒杯，偶尔插一两句话，大多数时候都在听。
后来大家提议玩游戏，玩的是“谁是卧底”，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我玩得不太好，老是抽到卧底又藏不住，被第一个投出去。沈薇每次看我被投出去都会笑，笑得很开心，那种笑容是我在公司里从没见过的。
到了切蛋糕的时候，灯关了，只有蛋糕上的蜡烛在亮。烛光映在沈薇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得格外柔和。她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像是在许愿。
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望，但我也有一个愿望，就放在心里，跟她的蜡烛一起亮着。
吃完蛋糕，喝了点酒，时间也不早了。大家陆续告辞，最后只剩下我和沈薇两个人。我正要走，她突然说：“再坐一会儿吧，喝杯茶再走。”
我看着她，在她眼里看到了一丝恳求。我不忍心拒绝，就重新坐了下来。
她去了厨房烧水，客厅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满屋子的生日氛围。我环顾四周，这个房子很大，至少有一百多平，装修简洁但不失品位，墙上挂着几幅画，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上摆着一个相框，我走过去看了一眼，是一张旧照片。
那是一张高中毕业照，我们一班的全家福。
照片里，六十七个人站成几排，第一排坐着老师和几个学生代表，沈薇就在其中。她穿着白色校服，扎着马尾辫，对着镜头微笑。最后一排靠边的位置，我站在李浩旁边，表情有些呆滞，那时候我正看着沈薇的方向，不知道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我也有，压在我床头柜的玻璃板下面，已经泛黄了。我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还留着这张照片，没想到沈薇也留着，还把它摆在钢琴上，每天都能看到。
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水好了。”沈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赶紧眨了眨眼，把那股湿意逼了回去，转过身走回沙发。沈薇端了两杯茶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来，把一杯递给我。
“在看那张照片？”她问。
“嗯，”我点点头，“你一直留着？”
“一直留着，”她说，“搬了好几次家，什么都没丢，就这张照片，每次都会带在身边。”
我捧着茶杯，杯壁很烫，烫得手心发疼，但我没有松手。那点温度，像是从十五年前传过来的，暖得让我舍不得放开。
沈薇也端起茶杯，但没有喝，只是捧着，杯口的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的眉眼。
“林远，”她突然说，声音很轻很轻，“你真的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的手指收紧，差点把茶杯捏碎。
想说的话有太多太多，从十五年前一直攒到现在，多到能装满整个屋子。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那副手套那颗苹果那场雨里的格子伞。我想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一天都没有。我想说这些年我每当看到有人在雨里撑伞，都会想起你。我想说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但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所有的假装都变成了笑话。
可是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能说出口。
不是因为怂，是因为我不敢保证，我说出来之后，还能不能收得回去。
“生日快乐，”我说，“沈薇。”
她的眼神暗了一下，像是期待落空后的失落。但很快她又笑了，笑得得体又温柔，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谢谢你，林远。”她说。
那天晚上从沈薇家出来，已经快十二点了。我走在街上，风很大，吹得树枝哗哗响。我裹紧外套，低头往前走，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沈薇发来的消息：“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
我回了一个“好”字。
走到出租屋楼下，我停住脚步，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城市的光污染太严重，看不到星星，只有几颗最亮的天体在灰蒙蒙的夜色里若隐若现。
我不知道自己喜欢沈薇这件事，到底是对是错。也不知道十五年的等待，到底值不值得。
我只知道，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每当我觉得生活太苦太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想起她笑起来弯弯的眼角，想起她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时的语气，想起她踮起脚尖为我撑伞时那个认真的表情。
这些记忆，像是嵌在我生命里的琥珀，把最美好的东西永远保存了下来。
也许这就是沈薇对我而言的意义。不是恋人，不是朋友，而是我青春里唯一的光。不管后来我走得多远，走到多黑的地方，只要回头看一眼，那束光还在，我就还能往前走。
我拿出钥匙开门，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我一步一步走上六楼，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掏出钥匙打开出租屋的门，房间里还是一样的简陋，一样的逼仄，但今天的我感觉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知道，明天上班，我还会见到沈薇。
这就够了。
至少现在，够了。
四
从沈薇生日过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说不上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就是那种氛围不一样了。以前在公司碰到，她只是淡淡地点个头，现在会停下来多问几句，问我吃早饭了没有，问我项目有没有遇到困难，问我最近手还长不长冻疮。语气自然的就像高中时在食堂那个角落里一样，带着一种熟悉的亲切感。
同事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技术部的小王私下里跟人议论，说我跟沈总果然是老熟人，不然沈总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关心。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理会。但有一次陈经理在技术部开会，点名表扬了我的工作表现，说我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态度都不错，让大家多向我学习。这话既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堵住了那些关于我“靠关系”的闲言碎语。
陈经理这个人我慢慢了解了，他就是那种典型的专业技术人员，只看能力不看关系，认理不认人。他能表扬我，说明他真心觉得我干得不错，跟沈薇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让我很欣慰，因为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工作上的顺利，并不能掩盖我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我刚加完班准备走，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四十多岁，语气有些急促。
“请问你是林远吗？”
“我是，您哪位？”
“我是沈薇的妈妈。”
我愣住了，没想到沈薇的妈妈会给我打电话。高中毕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只在周晓口中听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情。她是县医院的护士长，退休后跟沈薇的爸爸离婚了，现在一个人住在省城，跟沈薇住得很近。
“阿姨您好，”我说，“有什么事吗？”
“薇薇有没有去找你？”她的声音有些焦急，“她从下午就不接我电话，刚才我给她打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说她喝醉了，让我去接她。我身体不太舒服，去不了，你能帮我去看看吗？”
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她在哪里？”我问。
沈薇的妈妈给了我一个地址，那是市中心的一家酒吧。我挂了电话，拿起外套就往外冲。骑上电动车，把油门拧到底，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但我顾不上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沈薇出事了。
酒吧在一栋商业楼的顶层，我从电梯出来，一眼就看到了瘫坐在走廊椅子上的沈薇。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大衣，头发散乱，脸上全是泪痕，手里还攥着一只高脚杯，杯子里的红酒洒了大半在身上，白色的毛衣领口被染成了一片暗红。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得人模人样的，正拿着她的手机在翻看什么。
那个男人看到我，皱了皱眉：“你谁啊？”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沈薇面前蹲下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脸。她的脸很烫，酒精味浓得呛人，眼睛半睁半闭的，瞳孔涣散，明显是喝多了。
“沈薇，”我叫她，“是我，林远。我送你回家。”
她听到我的声音，涣散的眼睛突然有了焦点。她看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又开始哭，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的。
“林远，”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终于来了……”
那个男人这时候又开口了：“你是她什么人？是她让我在这陪她的，你谁啊你就——”
我站起来，盯着那个男人，一句话都没说。我的个子比他高半个头，体型也比他壮实，他应该是从我眼神里看到了什么东西，往后退了一步，把沈薇的手机递给我，嘴里嘟囔了一句“有病吧”，然后转身走了。
我没理会他，蹲下来把沈薇从椅子上扶起来。她浑身发软，站都站不稳，整个人的重心都压在我身上。我一只手搂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架着她的胳膊，慢慢地往电梯方向走。
路上她一直在说话，说得很模糊，我听了半天才听清楚。她在叫我的名字，林远，林远，一遍又一遍，像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在这里。
“是我，”我说，“我在这。”
电梯到了一楼，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往我怀里缩了缩。我把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大衣不够大，我只能尽量用自己的身体帮她挡着风。
我的电动车还停在路边，但她这个样子根本坐不了电动车。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扶进后座，自己也坐进去，让司机开到她住的小区。
车上，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安静了一些，但眼泪还在流，无声无息地流。她的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衣服，像是怕我跑掉似的。我不敢动，就那么坐着，一只手揽着她的肩，另一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最后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很小，很凉。十五年了，一点都没变。
到了她住的小区，我付了车费，把她从车上扶下来。她比刚才清醒了一点，至少能自己站住了，但还是东倒西歪的，走不了一条直线。我扶着她上楼，在门口从她包里翻出钥匙，打开了门，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
屋里开着空调，很暖和。我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回来看到她蜷在沙发角里，抱着一个靠枕，脸上的妆容已经花了，眼线晕开，顺着泪痕糊了半边脸。她看着我，眼神迷迷蒙蒙的，像隔了一层雾。
“喝点水。”我把水杯递给她。
她接过杯子，双手捧着，但没有喝，只是看着杯子里冒着热气的水发呆。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看我，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让我站在原地半天没动的话。
“林远，你知道吗，我找了你很久。”
客厅里很安静，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我看着她的脸，她看着我，时间在这一刻好像停止了。
“我高考完之后去了省城舅舅家，”她的声音很轻很哑，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我妈不让我回去，说高中毕业了就跟那边的人断了联系。她收了我的手机，不让我上QQ，不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哭着求她，她就骂我，说我不争气，说我还想着那个穷地方的人。”
原来如此。
原来不是她不想联系我，而是她不能。
“后来大学开学了，我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借钱买了一个新手机，办了新号码。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你的，但你的号码打不通了。那个号，我用了三年，打了无数遍，从来都是关机。”
我的手机号是我上大学之后换的，因为省城的套餐便宜。旧号码销号了，她当然打不通。
“我问我妈要你的联系方式，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她从来没在意过你。我问遍了所有能问的同学，周晓、李浩、你高中跟你关系好的那些人，但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你的QQ头像是灰色的，毕业照上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好像你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李浩？李浩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联系。但沈薇说她问过李浩，李浩没有给她我的号码。
我心里有了一个猜测，但没有说出口。
“我找了你四年，”沈薇的声音开始发抖，“四年，林远，你知不知道四年有多长？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每次放假我都回来，去你们县城那条街上找你。我去过你家的巷子，你家已经搬走了，邻居说不知道你去了哪里。我去过一中，门卫说学生档案早就归档了，查不到联系方式。我去过你家以前住的那个巷子，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你已经不在了。”
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顺着脸颊淌到下巴，滴在那件被红酒弄脏的毛衣上。
“我找了你七年。从十八岁找到二十五岁。后来我工作了，去了深圳，很忙很忙，忙到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我以为时间能让我忘记你。但是每次下雨的时候，每次看到格子伞的时候，每次冬天手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
她把脸埋进靠枕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在深圳总部的职位很好，收入很高，所有人都觉得我过得很好。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是你留下的，十五年前你就在那里了，后来你走了，那个缺口就一直在，谁都填不上。”
“所以你回来了。”我说。
她从靠枕里抬起头来，眼睛红肿，泪痕满面的，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跟我妈吵了一架，在家里闹了一个月，最后她没办法，同意了。我跟总公司申请来这边开分公司，选了这个城市。去年夏天我来考察，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在街上走，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生撑着伞送一个女生过马路，那个画面让我一下子就哭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因为我记得，高二那年，下了一场大雨，你撑着那把黑色长柄伞送我回家，你的右肩全湿了，你把伞都撑在我这边，自己淋着雨。走到我家楼下，我让你等一下，跑上楼拿了一把格子伞下来，送了你大半程。”
“你记得？”我的声音很轻，轻到我自己都快听不见。
“我什么都记得，”沈薇说，“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都记得。你帮我打过多少次饭，你帮我撑过多少次伞，你在我哭的时候陪过我多少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沈薇家的沙发上，她靠着我的肩膀，慢慢地睡着了。
我不敢动，就那么坐着，听她均匀的呼吸声，感受她身体的温度和重量。窗外的城市夜景在夜色中闪烁，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如织，灯光如练。
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两点。
我低头看着她，她睡着的样子很安静，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什么不太好的梦。我伸出手，轻轻地把她眉心那个小疙瘩抚平了。她的眉头舒展开来，呼吸变得更加平稳，嘴角甚至微微上翘了一点，像是梦到了什么好事。
我就这么看着她，从凌晨两点看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沈薇还没有醒。我轻手轻脚地从她身边起来，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冰箱里东西不多，有几颗鸡蛋，一盒牛奶，还有半袋面粉。我做了一点早餐，一个煎蛋，一杯热牛奶，又把昨天她生日剩下的蛋糕切了一小块，放在盘子里，连同煎蛋和牛奶一起摆在餐桌上，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旁边：
“沈薇，早餐在桌上。我去上班了。昨晚的事，等你醒了我们再说。”
我骑着电动车去公司，迟到了半个小时。陈经理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但一整个上午都在走神。沈薇昨晚说的那些话，一遍一遍地在我脑子里回放。
我找了你七年。
每次下雨的时候，每次看到格子伞的时候，每次冬天手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
那个缺口你十五年前就在那里了，谁都填不上。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又酸又胀又甜又苦，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下午两点多，沈薇来了公司。她换了一身衣服，白色的衬衫，深蓝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扎起来，化了淡妆，遮住了昨晚哭红了的眼睛。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在工位上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视线。
她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个眼神很平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我注意到她推开办公室门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的纸条，也不知道她想跟我说什么。
我唯一知道的是，绷了十五年的那根弦，终于松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沈薇让小周通知我去她办公室。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我早上留下的那张纸条，正反反复复地看着。看到我进来，她把纸条放到一边，抬起头看着我。
“坐吧。”她说，声音还有些哑，但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沉稳。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没有开口。
沉默了很久，她才说：“我昨晚说的那些话，你都听到了？”
我点了点头。
“那我就不重复了，”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做最后的决定，“林远，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你问。”
“这十五年来，你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期待，有紧张，有害怕，有所有她昨晚在酒精作用下才敢放出来的情绪。这一刻她不是总裁，不是面试官，只是沈薇，只是一个等了十五年、找了好多年的普通女人。
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她在楼梯转角处哭的那个下午，想起她在雨里踮起脚尖给我撑伞的那个黄昏，想起她在操场上笑着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时的两颗小虎牙，想起她在高考前半个月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我满世界找她的绝望。
“每一天。”我说。
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的声音是抖的。但我没有后悔。
沈薇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低下头，用手捂住了脸，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从她颤抖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她在哭。不是昨晚那种崩溃的哭，而是一种释放的、终于等到了一样的哭。
我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她身边，在她面前蹲下来。我伸手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从脸上拿开。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嘴唇在发抖，但她在笑，笑得很用力，眼泪和笑容混在一起，像十五年前那个下雪天的楼梯转角。
“你给我点时间，”我说，声音也有些抖，“让我把工作干好，让我多挣点钱，让我能给你一个交代。我不想让别人觉得你找了一个配不上你的人。”
沈薇摇了摇头，泪水从她脸上滑落：“我不在乎那些。”
“我在乎。”
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的手在我手心里一点一点地变暖，十五年的寒冷，好像都在这一刻被驱散了。
窗外，天快黑了，最后一抹夕阳的光从玻璃窗透进来，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
那天晚上，我从沈薇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楼里的人基本都走光了，走廊里的灯都关了，只有几盏应急灯发出微弱的白光。我走过空荡荡的走廊，下了电梯，走出写字楼的大门，冷风迎面扑来，但我觉得整个人都是暖的，从里到外都是暖的。
手机震了一下，是沈薇发来的消息：“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
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加了一句：“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回了一个笑脸，然后说：“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看着这条消息，站在路灯下笑了。身边偶尔有人经过，行色匆匆，他们不知道这个对着手机傻笑的男人刚刚经历了什么。我也不需要他们知道，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十五年，我自己的故事。
骑电动车回出租屋的路上，我给李浩打了一个电话。
“喂，”李浩的声音隔着电流传过来，带着一丝疲惫，可能在店里忙了一天，“什么事？”
“李浩，”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知道了？”李浩的声音变得不太自然。
“沈薇找过你，对吧？大学的时候找你要我的手机号码，你没给她。”
又是一阵沉默。
“林远，”李浩的声音很低，“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什么叫为我好？”
“那时候你刚上大学，你在火锅店打了一暑假的工才凑够学费，你爸妈还住在菜市场的铁皮棚子里，你连一顿好饭都舍不得吃。你告诉我，那个时候如果你知道沈薇在找你，你能怎么办？你追到北京去？你追得起吗？”
我握着手机，手指在微微发颤。
“我是为你好，”李浩又说了一遍，“我不想让你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去面对一个你爱不起的人。”
“那后来呢？”我问，“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后来……后来我以为她放弃了，”李浩说，“我看她大学四年一直在找你，但后来几年好像没什么动静了，我以为她已经放下了。而且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你跟沈薇之间，不只是距离的问题，还有家庭的差距。她妈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心里没数吗？”
这次沉默的是我。
“林远，我承认我做得不对，我应该早告诉你，”李浩叹了口气，“但我真的是为你着想。你这个人太重感情，如果早知道她在找你，你这十五年可能根本撑不过来。你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她身上，而不是放在读书和挣钱上。那样的话，你不会有今天，你爸妈也不会有今天。”
我知道李浩说的有道理。甚至可能他说的是对的。但心里那口闷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你生我气了？”李浩问。
“没有，”我靠在电动车座上，抬头看着路灯昏黄的光，“就是觉得……十五年了，如果早一点知道，也许我们都不会这么苦。”
李浩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也许吧。林远，对不起。”
电话挂了。
我坐在电动车上，在路灯下坐了很久。十二月的风很冷，吹得人骨头缝里都是凉的。但我脑子里反复想着李浩说的那句话——“我不想让你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去面对一个你爱不起的人。”
他说得对吗？也许对。但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如果我站在李浩的位置，知道沈薇在找我，我会把号码给她吗？
我不知道。
也许我不会。因为我也怕。怕我的朋友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去爱一个在他看来高不可攀的人。怕他在爱情里粉身碎骨，没了前途也没了自己。
李浩是为了保护我，用一种很笨、很自私，但又很真诚的方式。
我叹了口气，拧动电动车钥匙，慢慢骑回了出租屋。
五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
我跟沈薇确定了关系，但我们决定不公开。不是因为她嫌弃我，而是因为我们都需要时间。我需要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她需要时间来处理跟她妈妈的关系。
沈薇的妈妈，是最大的难题。
沈薇的妈妈叫王秀兰，在县医院做了三十年护士长，性格强势，说一不二。沈薇的爸爸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在家里说不上话，后来跟王秀兰离婚了，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就是王秀兰觉得他不上进，一辈子窝在县城里没出息。
王秀兰对沈薇的期望很高。从沈薇小时候起，她就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女儿身上，请最好的家教，买最贵的资料，不允许沈薇有一点点放松。沈薇考上北京的大学之后，王秀兰在单位里骄傲了整整一个学期，逢人就说我女儿在北京读书，语气里全是自豪。
但是在王秀兰的计划里，我显然是不存在的。
沈薇找机会跟她妈提过一次我的事，还没说完，王秀兰就炸了。她说林远是谁？那个卖菜家的小孩？你现在什么身份？你跟他在一起，不怕被人笑话？你以后的孩子怎么办？继续回那个县城读书？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虽然我没在现场听到，但沈薇转述的时候，我的胸口还是像被人打了一拳。
“我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沈薇说，语气里全是无奈，“她不会同意的。”
我没有怪沈薇，也没有怪她妈妈。王秀兰的想法虽然世俗，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哪个当妈的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房没车、月薪几千块钱、在三线城市租城中村住的技术员？换成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不会同意。
但我没有退缩。
因为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沈薇，不只是沈薇，还是十五年前那个蹲在楼梯转角哭泣的女孩。她没有变，她一直都没变。她一直在等我，而我终于站在了她面前。
我不能辜负这十五年。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两件事上：工作和学习。
在工作上，我比以前更拼了。智慧医疗的项目到了关键阶段，我主动承担了几个最难啃的模块，每天加班到深夜。陈经理看在眼里，越来越信任我，把更多的任务交到我手上。我的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得很快，以前觉得很难的东西，现在慢慢变得得心应手了。
在学习上，我报了一个大数据分析的在线课程，每天晚上回到家还要看两三个小时的视频，做笔记，写代码。沈薇说你不要太辛苦了，我说不辛苦，这点苦算什么，有你这么多年辛苦吗？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会在加班的时候给我带一份夜宵，放在桌上，附一张纸条，写着“别太晚，注意休息”。
那些纸条我一张都没扔，全夹在笔记本里。有些东西，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而我失去过她一次，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春天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行业内的技术认证考试，一次考过了。沈薇很高兴，说要请我吃饭。我们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很普通的湘菜馆，点了三菜一汤，花了不到一百块钱。但对面的沈薇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让我觉得满足。
吃饭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林远，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会怎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会一起考大学，一起去北京，然后毕业了一起找工作，一起租房子，一起攒钱买房。”
“然后呢？”她撑着下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笑意。
“然后结婚生孩子，养一条狗，周末去公园遛狗，放假去旅游，老了以后一起看孙子。”我说。
沈薇笑了，笑得很开心，眉眼弯弯的，像十五年前在操场边那样。但笑完之后，她的表情变得认真了一些。
“但也许不会那么顺利，”她说，“高中的时候我们都不够成熟，可能会吵架，可能会闹别扭，可能走不到最后。而且，如果我们在高中就在一起，你可能会因为谈恋爱而分心，考不上大学。那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所以也许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沈薇说，“我们都经历了该经历的，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找到了彼此。虽然晚了十五年，但总比永远错过要好。”
我们相视而笑，各自端起茶杯，轻轻碰了一下。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以为错过了最好的时间，但其实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因为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未来的还没到来，你能把握的只有现在。
五月的一个周末，沈薇回省城去看她妈，我留在市里加班。
下午三点多，她突然打电话过来，声音有些不对劲，像是刚哭过。
“怎么了？”我问。
“我妈……我妈说要见你。”
我的心一沉，手机差点没拿稳。王秀兰要见我？这不是一件好事。以王秀兰的性格，所谓的“见你”八成是要当面给我难堪。
沈薇说：“我跟她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凶。她说如果再跟我提你，她就不认我这个女儿。我说不认就不认，我已经三十一了，不是三岁小孩，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电话那头沈薇的声音哽咽了，我能听出来她是在极力忍着不哭出来。
“她后来冷静了一点，说想见见你，当面跟你聊聊。林远，你要是不想去，我就跟她说你不方便，不用勉强。”
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了。
“我去。”我说。
周六早上，我坐城际大巴去了省城。车上我给沈薇发了消息，说我上车了。她回了一个“嗯”字，然后又发了一条：“你别紧张，我妈就是嘴上厉害，其实人不坏。”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兜里。
王秀兰住在省城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我到的时候，沈薇已经在小区门口等我了。她穿着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牛仔裤，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
她看到我从出租车上下来，走过来握了握我的手，小声说：“我在旁边陪着你，没事的。”
上楼的时候，我在想等会儿要说什么。是叫阿姨好还是叫伯母好？是先解释自己的工作还是先说明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主动提出来跟沈薇分手，是不是就能让王秀兰不再为难沈薇了？
不，我不能提分手。十五年，我不能因为一个王秀兰就放弃。
王秀兰打开门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看着她。
她比高中那时候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那种严厉的神态没变，看人的时候眼睛里带着一种审视和挑剔，好像在说：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女儿？
“来了。”她看了我一眼，语气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转身进了屋。
我跟沈薇换鞋进去，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王秀兰在厨房泡茶，沈薇想去帮忙，被她赶出来了，说“你在那坐着就行，别添乱”。
过了一会儿，王秀兰端着三杯茶出来，在我对面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用那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和沈薇。
“我听薇薇说了你们的事，”王秀兰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压迫感，“你们是高中同学？”
“是的阿姨，”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我们高二分到一个班的。”
王秀兰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茶，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你是那个经常给薇薇打饭的男生？”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看了沈薇一眼。沈薇也有些意外，她应该没想到她妈会记得这件事。
“是，”我说，“我们在食堂一起吃饭，我跑得比较快，所以就帮她打饭。”
王秀兰靠回沙发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什么东西。
“薇薇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很晚才回来，我打电话问她班主任，班主任说早就放学了。我站在阳台上等她，看到她在一个巷子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后来我问她干嘛去了，她说跟同学聊天。”
“妈——”沈薇想打断她。
“你别说话，”王秀兰抬手制止了沈薇，目光依然落在我身上，像要把我看穿看透，“那个同学，是不是你？”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高三那次很晚回来的事，我记得。那天我们在操场上聊了很久，聊高考，聊未来，聊那些有的没的。天黑了她才回家，我送到巷子口，她站了一会儿，让我先走。我说你先走，我看着你上楼。她没动，我也没动，两个人就那么在巷子口站了好几分钟，最后她先转身走了。
“你知不知道薇薇那时候在年级里成绩是最好的？”王秀兰问。
“知道。”
“她应该考清华北大，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还……”王秀兰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但随即又压了下去，她深吸一口气，好像在平复自己的情绪，“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说现在，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在薇远科技做技术，薇薇的公司，我是技术部的。”
“工资多少？”
“底薪八千，加上绩效和奖金，平均一个月九千多。”
王秀兰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我知道这个数字在她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九千多，在省城也就是个温饱，连养家糊口都勉强，更别说买房买车了。
“老家哪里的？”
“xx县xx镇的，我爸妈以前在县城卖菜，现在回老家了，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他们住得挺舒心的。”
“县城，”王秀兰念叨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叹气，“薇薇从小在县城长大，我跟她爸辛辛苦苦供她读书，就是为了让她走出那个地方。你现在让她再回去，你觉得可能吗？”
“我没想让她回去，”我说，“我想在市里买房，或者省城也行，看薇薇的意见。我这些年存了一些钱，加上公积金和贷款，应该够付个首付。”
“存了一些钱？”王秀兰看着我的眼睛，“存了多少？”
“十万出头。”
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寒酸。三十二岁，工作快十年，只存了十万块钱。在这个时代，十万块钱能干什么？买辆车都不够，更别说买房了。我本以为王秀兰会嘲笑我，会说我这点钱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但她没有。
她沉默了很久，端起茶杯，但没喝，就那么端在手里。茶杯里的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脸上的表情。
“薇薇他爸，当年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多块钱，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戒指都买不起。”王秀兰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没说话。
“后来他升了科长，工资涨了，日子好了，但我跟他过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他这辈子都没有自己的主见，什么事都听别人的，听我的，听他妈的，听领导的，就是没有自己的。”王秀兰放下茶杯，目光转向我，“林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您说。”
“你对我女儿，是真心的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
“是。”我说。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王秀兰的老猫——一只橘色的胖猫，从阳台上慢悠悠地走过来，蹭了蹭我的腿，然后在旁边坐下来，眯着眼睛开始打盹。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头，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打呼噜。
王秀兰看着那只猫，又看了看我，突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我看到了。
“这只猫平时不亲近生人的，”她说，“它能蹭你的腿，说明你这个人还行。”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但我知道，王秀兰的态度比我想的要缓和很多。
那天中午，王秀兰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碗冬瓜排骨汤，都是很家常的菜，但味道真的不错，比我妈做的都好吃。吃饭的时候王秀兰一直给我夹菜，夹了一大碗，好像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女人不是她一样。
走之前，王秀兰把我送到门口，说了几句话。
“林远，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有些事不是好就行的。薇薇这些年不容易，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吃了多少苦，我心里清楚。你要是真心对她，就别让她再受苦。”
“我不会的。”
“房子的事不急，慢慢来，妈——阿姨也不是那种势利的人。只要你们好好的，日子总能过下去。”
“谢谢阿姨。”我说。
站在门口的沈薇听到她妈说“妈——阿姨”那个卡顿，偷偷地笑了，眼圈却红了。
回去的火车上，沈薇一直握着我的手，头靠在我肩膀上。
“你知道吗，”她说，“我妈以前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这些话。她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表露真实想法。今天她跟你说那些，说明她对你是认真的。”
“嗯。”
“她没说不同意。”沈薇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她只是担心我过得不好。”
“我不会让你过得不好的。”我说。
沈薇笑了，把脸埋进我的肩窝，声音闷闷的：“我知道。”
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往前走，不快也不慢。
沈薇的妈妈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关系，虽然嘴上还是时不时说两句酸话，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对了。她甚至开始关心起我的工作来，有时候打电话会问一句“技术学得怎么样了”“涨工资了没有”，听起来像是在催我进步，但我知道这是她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
工作上半年的时间，我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踏实的态度在公司站稳了脚跟。陈经理主动找我谈话，说想把我往技术主管的方向培养，问我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工资涨到了一万出头，虽然跟沈薇比起来还是差得远，但至少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智慧医疗的项目也顺利上线了，客户反馈很好，沈薇在公司年会上特意表扬了技术部，说我们的团队是最棒的。我坐在台下，看着台上侃侃而谈的沈薇，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她是总裁，她是沈薇，她也是我女朋友。这三个身份交叠在一起，有时候让我觉得不真实，有时候又让我觉得特别踏实。
李浩知道我真正和沈薇在一起后，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林远，恭喜你。当年如果我早把号码给沈薇，你们也许早就在一起了。是我不好。”
“算了，”我说，“过去了。”
“对不起，兄弟。”
“真的算了，都过去了。”
但我心里清楚，那些错过的时间，永远都补不回来了。
七月中旬，公司放了高温假，沈薇说想回县城去看看。
“好久没回去了，”她说，“想去一中看看，想去以前你送我回家的那条路走走，想去食堂旁边那个角落坐坐。”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明白的情绪。十五年了，十五年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到那个地方，以恋人的身份。
我们坐大巴回了县城。
县城的变化很大。主街拓宽了，两边建了很多新楼，以前那些矮旧的店铺大多换成了气派的门面。一中的大门也重新修过了，气派了很多，但门口的保安大爷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位了。我们跟保安说了半天，他才放我们进去，还叮嘱我们不要在教学区逗留太久，怕影响学生上课。
那排法国梧桐树还在，比我记忆里更高了，枝叶繁茂，把整条路都遮住了。适逢暑假，校园里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个老师走过，好奇地看我们一眼，大概是好奇这两个成年人来学校干什么。
教学楼的墙重新粉刷过了，从灰色变成了白色，窗户也换成了铝合金的，比以前明亮了很多。我站在楼下往上看了看，二楼东头的那个教室，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像帆一样。
“高一的时候你在三班，我在二班，”沈薇站在我旁边，“我们之间隔了一堵墙。”
“后来高二分科，我们在一班，你坐在第三排靠窗，我在你后面两排的斜后方。”我说。
“你天天看我的背影。”沈薇笑着说，语气里带着一点调皮。
“我可没看。”
“你看没看我还能不知道？”沈薇转过身看着我，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你以为你躲得很好，其实每次我看过去都能对上你的视线。”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都知道？”我问。
“我又不瞎。”沈薇笑得眉眼弯弯的，“但你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那时候年纪小，脸皮薄，只能等着。”
原来如此。
原来她一直在等我开口。而我，因为自卑，因为害怕，因为那些乱七八糟的顾虑，始终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于是我们就这么错过了十五年。
“对不起，”我说，“那时候太怂了。”
“没关系，”沈薇看着我的眼睛，“现在说也不晚。”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眼前这个从十五年前就住在我心里的人，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沈薇，我喜欢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眼眶微微泛红。
“从那个下雪天开始。你在楼梯转角哭，我走过去陪你，你抬起头看我的那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
沈薇的眼泪掉了下来，但她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校园里很安静，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
那天下午，我们在县城走了很多地方。
去了以前一起走的那条路，路两边多了很多店铺，但路还是那条路，弯弯曲曲的，尽头还是那个巷子口。我指着巷子口说：“以前我家就住在这里面，你在这儿送过我伞。”沈薇说：“我记得，那把格子伞。”
去了以前一起吃饭的食堂，食堂已经重新装修过了，窗口更多了，饭菜也比以前丰富了。一楼角落里我们经常坐的那个位置还在，还是靠墙，旁边还是那扇大窗户。我走过去摸了摸那张桌子，桌面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话，但有一行字被新刷的漆盖住了，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去了以前晚自习后一起走过的那片小树林，杨树还在，但比以前粗了很多，树皮上长满了青苔。我们在树林里站了一会儿，沈薇突然说：“有一次我在这里哭，你走过来陪我，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你说怕考不上好大学，怕你爸妈失望。”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她有些意外。
“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我说。
沈薇看着我，眼里有光在闪。她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蜻蜓点水一样，轻得几乎没有感觉，但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这是奖励，”她说，脸红得像苹果，“迟到了十五年的奖励。”
我傻站在那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那把雨中的格子伞在转，操场边她弯弯的眼睛在转，食堂角落里她坐在对面安静吃饭的样子在转，高三教室里她低头认真做题时微微蹙起的眉头在转。十五年的光阴，在一秒之内全部转回来了。
“林远，”沈薇拉着我的手，“我们回家吧。”
“回家。”我说。
天快黑了，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把整个县城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这座我长大的小城市，十五年后终于给了我一个答案，一个等了十五年的答案。
尾声
故事写到这里，差不多该结束了。
我跟沈薇，从高中到现在，认识十五年，从认识到相恋，走了十五年。
有时候我觉得，这世上最奢侈的不是财富，不是权力，而是时间。十五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少年长出皱纹，足够让一座小城变得面目全非，也足够让一段感情从一颗种子长成一棵大树。
沈薇说，她从来没后悔过等我。
我说，我也从来没后悔过喜欢她，尽管这份喜欢让我在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让我在最该奋斗的年纪里患得患失。
但这十五年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等到最后，我等到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开始。
一个更长的、更踏实的、不用再患得患失的开始。
现在的日子，其实很简单。每天上班，下班，偶尔加班。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逛超市，买菜做饭。她做饭，我洗碗，分工明确，谁也不赖账。吃完饭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看综艺，有时候看新闻，有时候什么都不看，就靠在一起，听窗外的风声。
去年冬天，我的冻疮又犯了，手指肿得跟胡萝卜似的，握鼠标都疼。沈薇看到之后没说什么，第二天就从网上买了一副电热手套，插上电就能加热，暖和得很。我说你不用买这么贵的，她说你的手用冻疮膏涂了十几年都没好，该换个方式治了。
我把那副手套戴在手上，暖流从指尖蔓延到全身，暖得我想哭。
上个月，我们去看了一套房子，在市里一个还不错的地段，三室一厅，不大，但够住。我拿出了所有积蓄，加上沈薇的一部分钱，凑够了首付。贷款三十年，每个月还三千多，以我现在的收入，勉强还得起。
沈薇说，房产证上只写你的名字就行，我不在乎这些。我坚持写两个人的名字，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房子，这是我们的家。
签合同那天，我握着笔，手有些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想到了我爸妈。他们在这个城市卖了十几年的菜，住了一辈子的铁皮棚子，从来没想过他们的儿子有一天能在这座城市里买上一套房。
我拿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买房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妈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无声地哭，隔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儿子，你出息了。”
我没哭，但鼻头酸得厉害。
旁边的沈薇递了张纸巾过来，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至于我和沈薇的以后，我还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们会结婚，也许不会。也许我们会在这个城市一直住下去，也许有一天会搬去别的地方。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像十五年前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十五年后会站在这里，牵着沈薇的手，看同一片天空。
但我能确定的是，不管未来怎样，我都会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因为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但有些东西，不努力就一定得不到。
沈薇就是那个值得我用一生去努力的人。
她不是高高在上的总裁，不是遥不可及的学姐。她只是一个在我最好的年纪里，让我心动的女孩。即使过了十五年，那份心动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像陈年的酒，越来越浓。
上周末的傍晚，我和沈薇去江边散步。秋天了，天黑得早，江面上有船经过，船上亮着灯，把水面照得波光粼粼的。风吹过来有点凉，沈薇打了个哆嗦，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靠在我肩膀上，突然说了一句让我记很久的话。
“林远，谢谢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
我说：“沈薇，谢谢你这么多年都在等我。”
江风很大，吹得我们的头发都乱了。我低头看着她，她抬起头看着我，两个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映着江面上的灯火。
这一刻我知道了，不管是过去的十五年，还是未来的五十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阻碍，我们都会一起面对，一起走过去。
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不会再错过第二次。
（全文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