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

1975年年初,北越军队,也就是越南人民军,在1975年3月发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春季攻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一举推翻南越政权。

当时河内那边负责具体指挥作战的,是一个叫文进勇的陆军大将。这个人是个打仗的好手,在他的精心布局下,北越军队的推进速度,说实话,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

就在北越大军开动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部那份三月份的备忘录里,还言之凿凿地写南越政府至少能撑过当年的旱季,也就是1976年元旦以后。

结果这份报告刚出炉,文进勇的大军就对着越南中央高地发动了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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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邦美蜀被拿下了,南越军队一下子被打懵了,开始大规模地、毫无秩序地往南撤退。从那以后,北越的步兵,一路南下。3月25日,古都顺化陷落;3月28日,重要的港口城市岘港也丢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南越人自己心里先就慌了。从北方前线逃亡下来的难民,那可不是几千几万,而是上百万。光是岘港逃出来的就有30万,加上从广治、承天两省跑出来的,还有中央高地那边崑嵩、波来古、多乐三省逃难的人,凑一块儿超过了100万。这些人沿着公路往南跑,队伍拉得足足有九十到一百公里长。那场面,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都嫌轻了。

与此同时,南越的总统府里也是一团乱麻。当时在位的总统是阮文绍,这个人算是南越政坛的一个老手了,但当北越大军压境的时候,他面对的国内压力也越来越大。国会要换人,军队里的高层也想搞兵变,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他搞了次内阁改组,把总理换成了阮伯瑾,想稳定一下局面,但这些小修小补在灭顶之灾面前,根本连浪花都翻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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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发生了一件特别戏剧性的事儿。南越空军里有个叫阮成忠的飞行员,其实是个北越安插的卧底,他接到指示后,直接开着一架F-5战斗机飞到总统府独立宫上空,扔下炸弹就跑了,然后大摇大摆地飞到了北越控制区降落。还好阮文绍命大,没被炸死,但这下脸可丢大了。

到了4月10日,美国那边虽然还念着旧情,想给南越政府送点救命钱,打算拨出7.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5亿美元的经济、难民援助。但这会儿的美国国会,因为反战的情绪太高涨了,根本不为所动。讨论来讨论去,到了4月17日,这事儿就彻底黄了,援助的大门关得死死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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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21日,阮文绍实在顶不住政治压力了,在全国的电视直播上宣布辞职。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通过电视机看到了他眼含泪水,痛骂美国人不守信用的样子。他说美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才让南越吃了败仗,说美国“不人道、不可信赖、也不负责任”。

骂完之后,他就把烂摊子丢给了71岁的副总统陈文香,自己准备跑路了。而河内那边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把陈文香的新政府评价为“一个没有阮文绍的阮文绍政府”,意思就是说,换汤不换药,没什么区别。

到了4月25日,阮文绍带着家人和传言中几吨重的黄金,坐上了美国空军的C-118运输机,在隆隆的炮声中,飞往了台北松山空军基地,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他跑到台湾去避难,主要是因为台湾是南越最重要的亚洲盟友之一,不光有共同的反共目标,两边的头头还都挺有交情。

这边阮文绍前脚刚走,北越军队后脚就来了。他们把最终攻占西贡的行动命名为“胡志明战役”,要在胡志明诞辰的5月19号之前完成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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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月27号,北越的10万大军已经把西贡围了个水泄不通。也就在这一天,北越的火箭弹第一次落到了西贡的市区里,炸毁了唐人街的房子,也炸死了不少平民。西贡城里人心惶惶,大街上到处是商铺关门、市民哄抢美军仓库的乱象,美国超市和基地贩卖部里的冰箱、彩电、吃的喝的,被市民们一车一车地拉走,大街上到处是乱窜的人群和逃兵,有人甚至开始朝天开枪发泄,整个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也正是在这一天,南越军政高层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把陈文香赶下台,把所有的总统权力移交给了退役老将杨文明。杨文明这个人,之前跟共产党没摆过什么强硬姿态,南越这边指望他能靠这层关系,跟北越搞个停火协议或者谈判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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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在一片混乱中,杨文明宣誓就职。就在他刚说完就职演说的时候,新山一机场就遭到了几架南越空军变节飞行员驾驶的A-37攻击机的轰炸,那场面简直讽刺到家了。

与此同时,北越的攻势一刻都没停。4月28日到29日,西贡外围的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东边的边和市,北越第4军突破了南越第18步兵师的防线,占领了边和空军基地。西贡港边那座连接边和、离市中心只有4.8公里的新港桥,两边军队隔河对射了好几天,南越这边连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都用上了,最后还是丢了,西贡和外界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被切断了。

到4月29日早上,西边的北越232兵团占领了隆安省省会新安市,打开了从4号公路进入西贡的西门。北边的北越第1军攻占了莱溪的南越第5师指挥部,师长黎元伟准将在师部开枪自杀了。那天夜里,文进勇下达了“奋勇前进”的动员令,命令所有部队在4月30日对西贡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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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贡城里的人来说,4月29日这一天,最震撼的事情不是北越的炮火,而是美国人的撤离。那天上午,文进勇的总攻还没开始,北越的炮火就把新山一机场的跑道给炸得千疮百孔了。美国驻南越的最后一任武官史密斯将军判断,机场已经无法起降固定翼飞机了,只能动用直升机。一直信誓旦旦要让所有人撤离的美国大使马丁,坐车去机场亲眼看了看那些弹坑,才知道自己的承诺注定要落空了。

于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直升机撤离行动——“常风行动”正式启动了。当天上午10点48分,马丁大使打电话给基辛格,说要给“常风行动”开绿灯。三分钟后,华盛顿的指令下来了。西贡的美军电台马上开始循环播放一段信号:“西贡的气温是华氏112度(摄氏44度)且仍在上升中”,紧接着就是宾·克罗斯比唱的《白色圣诞》。这首歌在别的地方可能挺温馨,但在那个时刻,对美国人来说,就是撤退的号角,是最后通牒。

消息传开后,整个西贡都炸了锅。你见过成千上万的人发了疯一样往美国大使馆涌的场景吗?几十辆美军的大巴车在城里穿梭,把美国人和那些有关系的越南人接到新山一机场的美国武官处总部,那里是最大的疏散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几十艘军舰就停在南海,天上飞满了来接人的CH-53和CH-46直升机。

但最混乱的场面,还要数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从一大早开始,就有接近一万名越南人把使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但更多的人是想挤进使馆区,蹭上一架直升机逃出生天。他们拼命地爬墙,场面一度完全失控。使馆的陆战队士兵不得不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同时喊话承诺会带越南人一起走,才勉强稳住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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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使馆的屋顶,那些巨大的CH-46直升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升空,每一次起落都带走一批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直升机疏散行动,先后有682架次的直升机起飞,共撤离了1373名美国公民和5595名其他国籍的人员。

从新山一那边,南越空军的许多飞行员也驾着自己的UH-1直升机直接飞到了美军在海上的航母上。但由于降落的人太多,航母的甲板很快就堆满了直升机,为了给后来的飞机腾地方,美军士兵们不得不把那些已经降落的直升机直接推到海里去。

在这些逃出来的人里,最著名的要数南越的前总理、前空军司令阮高祺了。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最后一批殿后士兵在早上7点53分从大使馆屋顶起飞时,还有好几百名越南人被抛弃在了使馆里面,而外面的街上,则有更多绝望的人在哀嚎。

就在美军撤离的混乱中,北越军队的最后一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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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天还没亮,北越军的坦克和步兵就已经进入了西贡市区。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分工也很明确:有的部队去占领国防部,有的去占领南越海军的基地和广播电台,有的去拿下了国家警察总署,有的去包围了南越军队的参谋总部。在参谋总部那里,负责守卫的南越第81空降突击营打得很顽强,但最终还是被北越的第1军部队给摆平了。

到了上午10点24分,接任总统还不到三天的杨文明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南越军所有部队“冷静地终止敌对状态、留在原地待命”。

然而,北越军队根本不管他这套。他们可没想过搞什么“和平交接”。上午10点45分,北越第2军203坦克旅的几辆坦克,在中国援助的59式坦克的带领下,直接“轰隆”一声撞开了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的大铁门。然后,北越的步兵端着枪就冲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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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越上校裴信的带领下,几个人走进了总统府的大厅。只见杨文明带着大约30名阁员和政府顾问,站在台阶上等着他们。裴信看到这一幕,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不存在你移交权力的问题,你的权力早就瓦解了,你也无法让出你不再拥有的东西。现在你要去电台宣告投降,免得发生更多的流血。”

这句话说得杨文明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大势已去,他也只能照办。到了中午11点30分,一面越共的红蓝底金星旗,在南越总统府的阳台上冉冉升起了。

消息传开后,最壮观的场面出现在海上。4月30日傍晚,当西贡失守的消息传到南海的美军特遣舰队时,马丁大使曾恳求福特总统派直升机回去接走那些被抛弃的越南人,但被总统拒绝了。不过马丁没有放弃,他成功说服了海军指挥官,让舰队在南海多停留了一段时间。

这一决定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那些南越空军的飞行员,还有那些靠小船或者任何能浮起来的东西逃到海上的越南人,纷纷涌向美军的舰队。每一架落地的直升机都给狭小的航母甲板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腾出空间让更多的飞机降落,美军士兵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些宝贵的直升机推到海里。

这个后来被称为“黑色四月”的结局,对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越南统一后,西贡在1976年7月2日正式更名为胡志明市-。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城乡政策,试图降低西贡过多的人口,并实施了一个叫做“再教育营”的制度。

那些曾经为南越政权服务过的士兵、军官、政府官员,还有知识分子、资本家,甚至只是和美国人合作过的普通人,都被抓进去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有的囚犯在里面一关就是17到25年,据统计,大约有16.5万人死在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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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私营企业被查封,大量的资本家被逮捕,工厂停工,商业凋零,西贡周边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被全面破坏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南越前政权要员和资本家,要么被抓,要么就变卖家产,想方设法逃往国外。据越南官方自己的统计,在四三〇事件后的两年内,胡志明市的人口就减少了整整100万人,而当局定的目标,是要再移出50万人。

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呢?更不好过。

大批的人口被赶到了条件艰苦的“新经济区”去开荒种地,许多人根本适应不了,就在那里默默地死去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其中有很多是华侨,被迫成为了“船民”,他们变卖家产,换成了黄金,然后挤上那些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小船,冒着被海盗抢劫、被海浪吞没的风险,逃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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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5年到1996年间,超过100万的越南难民沦为了“船民”,据估计,其中将近50%至70%的人,最终都葬身在了茫茫的大海之中。

直到今天,在那些东南亚国家的海岸边,还时不时能打捞出当年遇难者的遗骸。在4月30日的当天晚上,南越第4军区的军长阮科南少将和副军长黎文兴准将,在芹苴的司令部里双双饮弹自尽,他们是那些不愿意苟活于新政权下的最后一批军人。

就连那些逃到海外的人,心里的伤痛也一辈子都无法抹去。对于流亡在外的近两百万越侨来说,4月30日不是什么“解放日”,而是他们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的“黑色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