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17日深夜，大别山的山口弥漫着湿雾，哨兵裹着军大衣顶着冷雨换岗。一阵寒风吹过，守在山腰防空阵地的新兵小孟打了个寒战，借着昏黄的马灯去给那门75式高射炮做例行擦拭。
炮身冰凉，他顺手一抹，指尖黏着水珠。炮闩也有锈迹露头，连擦拭布都被蹭出铁红色。他嘀咕：“要是真来飞机，这家伙要是哑火，可就闹笑话了。”
第二天清晨，天色阴沉。小孟抬着炮弹去库房验看，发现弹壳同样沁着潮气。想到老班长教过的“枪炮怕潮”，他憋不住，跑去找连长：“报告！炮膛潮了，得试放几发烘一烘。”连长皱眉，“真受潮？”小孟点头，“要是战时卡壳，后果您知道。”
连长心里也犯嘀咕。防空弹药可不便宜，更何况弹药不是想打就打。可万一真因受潮误事，他负不起责任。于是他给团部拍了电话，请求准许试射。电话那头，团长想了想：“可以，但打三发就停，射界别乱转。”
午后，云层低垂，阵地里只听得见兵们忙碌的脚步声。小孟兴奋得直搓手，他终于能亲自开炮。测距仪调整好了方位角，高低机缓慢摇动，炮口抬至八十度。所有人退到安全位置等待口令。
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传来沉闷的马达声，由远及近。哨兵猛抬头，灰雾中一架深灰色的双发飞机冲破云层，膏药旗格外醒目。电话员嘶吼：“空情！单机，低空，方向一三零！”
“目标已进入射界，开炮！”连长几乎是吼出来。小孟来不及想，扣下扳柄，火舌迸射，炮口震得他虎口发麻。首发尚未命中，却逼得敌机猛地拉升。紧跟着第二轮、第三轮射击，如暴雨一般。
高炮阵地并非孤军。附近两座高地上的37高射机枪和另一门75炮也被唤醒，弹火织成利网，将那架飞机死死罩住。第三发炮弹在其左翼爆裂，火球腾起，尾部冒烟。飞机一个趔趄，拖着黑烟往筋竹冲方向坠去。
不到一分钟，爆炸声传来，山林震动，传说中“打不着”的日军高官座机就这么栽了。战士们欢呼，小孟却握着操纵手柄呆住，他忽然想起自己原本只想“烘炮”，没想到竟闯下大祸，心里发虚：“这回可要写检讨了。”
当晚，附近百姓沿着黑烟聚拢到坠机点。烈焰冲天，隔着好几丈也能感到灼热。等火势减弱，人们才发现地上散落着十一具焦黑尸体，其一制服领章特别扎眼——大将军衔。
18日傍晚，138师警卫营和地方保安队赶到。搜寻中起出一只焦边却完好的公文包，里面有日文打字文件，落款“冢田攻”。译电员粗读两行，“这是日军第五航空军司令，冢田攻！”消息层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却被质疑：“你们那门老炮能打得下日军大将的座机？文件先送来再说。”
战区的怀疑并不难理解。冢田攻身为日军少将升任大将，素以谨慎自负，常乘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机，速度快，升限高。何况桂军高炮多半是过期货，仰角有限，理论射高捉不到那种飞机。
然而，当天情况跟常态全然不同。武汉赴南京开会后，冢田攻急着返回指挥部敲定“5号作战计划”，偏又遇上全国罕见的大雾。气象部门建议推迟，他不允，狂言“支那防空，形同虚设”。在他看来，只要保持高速高空，就算擦着阵地头顶飞，也安然无恙。
可雾障把机身拖住，飞行员为安全压低高度；雾带刚散，脚下便是138师的防空扇区。此刻阵地原本在做例行试炮准备，炮口早对准天空，射表数据统统校好。若非小孟发现受潮，排里也许还在闲坐。正是这几分钟的提前预热，让整个阵地反应速度猛增。
更凑巧的是，高空湿层折射，使日机误判了射高，迟迟没有爬升。等到冢田攻意识到不妙，侧翼已被炸裂。飞行员试图迫降，却被连续射来的弹雨彻底摧毁。短短几十秒，他的桀骜与狂妄在山谷里化成火光。
三天后，第五战区把译好的“5号作战计划”拿在手里时，已是圣诞前夜。情报部的人咬牙切齿，毕竟若能早点确认击毙大将的消息，完全可以趁日军指挥链混乱发起局部反击。可战机稍纵即逝，日军很快更换了指挥官，计划也随之调整，局面归于僵持。
有人惋惜，有人庆幸，惋惜的是错失一举歼敌的机会，庆幸的是抗战以来，少有的大将级目标空中被击落，极大提振了前线士气。消息口口相传，连山下的茶馆里都在议论：“听说老天帮忙，打仗也要看运气。”
新兵小孟的名字没被写进通报，只在营房里悄悄传做传奇。老兵拍拍他的肩，“别飘，回去擦炮，别再让它受潮了。”小孟憨笑，抬手摸摸仍带油渍的炮身，心里却明白，一个偶然的细节，有时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也能让一场战役拐弯。
那一年，大别山依旧雾雨不断，阵地的炮声时远时近。山谷里新长出的杂草覆盖着残骸，膏药旗的残片被风卷向深林，再没人去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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