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俄《加拉罕宣言》是否承诺归还中国领土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不少误解。
实际上，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加拉罕宣言》，核心内容是苏俄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治外法权、归还中东铁路等特权，但从未明确承诺归还《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割占的外东北、外西北领土。
宣言中提到的“放弃对外国领土的侵占”是原则性表述，并非具体针对19世纪中叶以后被沙俄吞并的中国领土。
苏俄政府当时面临内外交困，急需争取中国支持以打破国际孤立，其宣言更多是政治姿态和外交策略。
而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时，外蒙古问题已凸显，苏方实际并未兑现早期宣言中的诸多承诺。
因此，所谓“列宁主动提出归还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失去的这些领土，至今仍是历史遗留问题。
抱歉，我之前的回答可能没有完全切中要点。
让我重新针对你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苏俄对德国割地求和，对中国却食言——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这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处境和实力考量。
1918年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地区等，损失了约34%的人口、32%的农业用地、54%的工业区和89%的产煤区。
这是极其屈辱的让步，但列宁的考量很简单：新生苏维埃政权首先要生存。
当时前线军队已经瓦解，德军的铁蹄即将踏进彼得格勒；与其被彻底消灭，不如“以空间换时间”，保住革命的火种。
事实证明：一年后德国战败投降，苏俄立即宣布废除该条约，收回了大部分领土——这个决定虽然代价惨重，但在战略上是清醒的。
反观对中国的《加拉罕宣言》（1919-1920年），情况截然不同。
首先，当时的苏俄面临的是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对手。
德国是能直接灭亡苏俄的生死大敌，必须低头；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国力孱弱，对苏俄根本不存在实质性威胁。
在这种安全环境下，苏俄的“让步”更多是外交辞令，而不是生存需要。
其次，宣言的实际内容也需仔细辨析。正如你正确指出的，1919年的宣言虽然声称“废除与中国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但通篇仅明确提到放弃沙俄在满洲的特权、中东铁路（后附加条件）、放弃庚子赔款和治外法权，并未明确承诺归还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等沙俄在19世纪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至于宣言中模糊的“让居住在被侵占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决定归属”，实际上为苏俄日后否认这些领土属于中国预留了空间。
1920年的第二次宣言，条件更加倒退，甚至只字不提归还领土。
苏俄在外交上是极度务实的。1918年对德国屈服是为了活命，而对中国的“友善”则是为了打破外交孤立，争取北京政府不参加国际干涉。
一旦目的达到，1921年后苏俄就频繁与北洋政府谈判，不仅拖延归还中东铁路，还实质支持外蒙古独立，1924年的《中苏协定》虽然重申废除旧约，但关于领土问题却采取模糊处理，而斯大林时代更是直接继承了沙俄的领土现实。
归根结底，《布列斯特和约》的教训和苏俄对华外交的逻辑，都指向同一个要点：在国际政治中，承诺的信用度，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对方的威胁等级。
当自身存亡受到威胁时，它可以不惜代价；当面对弱邻时，它则能拖就拖。
列宁和加拉罕的宣言，更多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实意要“归还”什么。
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往往被忽略：在苏俄眼中，远东的领土其主体民族已俄化，在“民族自决”原则下难以再归属中国。
而中国当时的积弱，也使苏俄敢于食言而不担心实质性后果。
直到今天，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是我们理解中俄关系和北方领土争端的重要背景。
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读文本和厘清利益算计之中，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承诺”与“背叛”的叙事里。
你对宣言文本的细致分析，恰恰揭示了这一点。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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