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并不知名的少将,家族有8人都是军人,儿媳是1997年唯一获少将军衔的女性军官

2023年4月3日清晨,北京301医院的走廊里格外安静,医护人员低声交流着:“涂老走了。”这一刻起,109岁的涂通今从人们的现实视线里退出,留下一段跨越革命、战争与医学发展的长路。

他在将帅名录里名列“少将”,却常被称作“不太出名”的那一位。原因并不难懂:他不曾指挥千军万马,也鲜少出现在镜头前;而谈起自己,老人总是先说医患故事,再说家庭,并把身后那枚将星轻描淡写。

1914年秋,他出生于福建长汀一个清贫书香门第。祖父靠教私塾糊口,家里穷却不肯放弃“读书求上进”的念头,便给他取名“通今”,盼能学古鉴今。他在私塾背诵《大学》时,未曾想到十几年后会把医术与战斗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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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那年,长汀爆发土地革命,年轻的涂通今跟着父亲躲炮火,也跟着赤脚医生学扎针放血。1929年,他在街头看见毛泽东率队进城,老人后来回忆:“那天他穿着灰布衣,笑得很亮,我一下子就觉得世界打开了。”受此触动,他自告奋勇进了宣传队,很快又在1932年正式参加红军。

军队缺医,机关通知:“谁识字,来考医护。”考试题目只有一句:为什么要学看护?涂通今提笔写下“救死扶伤,医乃仁术”,并在后面写了一副对联:“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医乃仁术,惟仁者心。”考官当场拍板,让他去了红军卫生学校。从此,手术刀替代了步枪。

战场上的惨烈让人难忘。松毛岭、娄山关,弹片一块块摘下,血污混着烈士的名字。涂通今跪在泥水里缝合伤口,想起家乡母亲熬药的情景,暗暗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人救回来。这份倔强,后来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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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延安窑洞里办起高级卫生学校。分班时,他和王黎被编到同一组。王黎是调剂九期的党小组长,言谈干练。第一次分发洗衣任务,他主动接过对方的棉裤:“让我来吧,你去休息。”王黎抬头说:“那我下次背柴火。”一句话,让他心里一热。1940年春,清凉山脚下,他们相约步入松林。“无论生死,我都陪你。”他轻声说。王黎点头,只回了个“好”。这段对话成了日后两人无数次离别的底气。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调兵遣将,1945年涂通今随彭真团队赶赴东北。临行前,他在纸条上写下“勿念”二字,妻子却抱着幼子追到车站,泪水涌出。此后两人聚少离多,山河万里,信件代替相守。1948年春,王黎带着孩子们跋涉五千余公里辗转东北,只为在炮火间见丈夫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医人才奇缺。1951年,他被列入首批赴苏留学生名册,到莫斯科布尔登科研究所攻读神经外科。那是当时世界前沿的殿堂,俄语、解剖、显微手术,每天排得满满当当。叶果洛夫教授一句“多干活,才配说话”,他刻在心里。1956年,他凭《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与外科处理》获副博士学位,成为该领域首位中国学员。

归国后,涂通今先后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军区医院主持神经外科建设。北京第一台显微神经切除手术、最早的战伤脑外科教材,都与他有关。据统计,他亲手培养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超过两百人,不少后来担纲各军区医院科室骨干。

关于家庭,他笑称“开小型连队没问题”。三个儿子全部身着军装:大儿涂柳果从军医大学毕业,成为全军普外领域的权威;二儿涂雪松专攻神经内科,延续父亲的学术方向;三儿涂西华先在国防大学深造,后赴美交流。更引人关注的是大儿媳——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务部主任,1997年授衔时,她是全国唯一获少将军衔的女性军医,成为军队女将官史上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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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跑得飞快。2008年,记者到家里采访,夫妇俩并肩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漆盒和老式听诊器。王黎指着那把灰白听诊器笑说:“他靠它救了无数人,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它。”涂通今拍了拍桌沿:“我这辈子做好两件事,治病救人,照顾她。”短短一句,倒像是给自己写下的小结。

109岁终了,他留下的医学笔记摞成半人高,笔迹从钢笔到圆珠笔,再到毛笔,字体迥异却同样工整。一页页翻过去,除了术式记录,还有夹杂其间的家书:字斜,句短,却带着火线上的温度。

从泥土里的私塾少年,到穿白大褂的开国少将,再到桃李遍天下的院长,他的经历让人想起那个医者与士兵身份交织的年代。如今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那颗不曾张扬的将星,更有他把战壕当病房、把手术台当战场的执念,以及一个革命家庭代代不坠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