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1983年，91岁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回望历史，留下这则警语。今年5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80年前在日本东京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审判，开创了国际司法先例。向哲濬参与了庭审全程，带领中国检察官团队搜集日本战犯罪证，在法庭上有力举证，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中国力量。
如今，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万已经85岁。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的他，退休后大力搜集东京审判原始资料档案，亲身推动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建立。如今，这里已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研究高地。
今年4月25日，南都N视频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向隆万。他白发粲然，总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持续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他全程在场倾听。4月29日，还应邀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中外交流活动，讲述父辈经历。4月30日，他又赶赴浙江，见证了中文完整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面世。
“现在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越来越有进展了。”站在80周年的节点上，向隆万说：“希望人们牢记历史教训，为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八十载的回望
对于1946年5月3日开庭的东京审判，向隆万自身仅有模糊的认知和片段式的记忆。
“80年前，我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孩。”他回忆道，“我记得去过两次机场。第一次是到江湾机场送父亲去东京。飞机很小，我好奇地进机舱看看，机舱内壁粘贴着绿色帆布，靠壁两条长凳坐人。第二次是到龙华机场接父亲回上海。这次父亲坐的飞机大多了，母亲周芳带姐姐隆本和我，在飞机前拍了一张照片。”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为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父亲向哲濬曾多次回国取证。“他总是匆匆回家和我们打个照面，晚上则用自己的打字机输入他亲自翻译成英文的文字资料，有时我睡一觉醒来，仍听到‘哒哒’声不绝。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携带着文件匆匆飞往东京。”
今年4月，向隆万在南京出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外交流活动。
向隆万告诉南都记者，过去很多年里，国内对东京审判鲜有研究，自己没有足够的意识，向父亲询问这段往事，而父亲也没有主动谈起过当年的庭审见闻。1987年8月31日，父亲向哲濬逝于上海，享年95岁。关于那场世纪审判，几乎没有留下文字回忆。
时间来到新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对东京审判的关注渐多，陆续有采访者登门，希望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作为。这让向隆万愈发意识到，父亲曾经参与的，是一场影响战后世界格局的世纪大审判。他的亲身经历若无人整理记述，以致湮没无考，实在可惜。
事实上，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的审判，用法律途径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进行清算，与稍早前的德国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国际司法先例。当时，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曾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方团队，前后参加工作者凡17人。其中，湖南宁乡籍、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归来的向哲濬，完整参与了庭审全程。
向隆万对南都记者回忆，中国检察官团队最初只有父亲向哲濬和一位秘书裘劭恒。1946年2月7日，两人先行飞赴日本履职。时间紧迫，人手短缺，中国团队仍想方设法，通过回国走访、调阅日本战时媒体报道、讯问被捕战争嫌犯等不同方式艰难取证，以法律为准绳，用不可辩驳的铁证来伸张正义。最终，28名被告日本甲级战犯，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濬拒绝了国民政府承诺的高官厚禄，选择进入大学任教，全家人在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向隆万从小随父母在上海生活，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后来调入上海交大数学系担任教授。用他的话说，“我做了40年数学教师，深知若教学生5分，教师至少要有10分以上的储备。”
从2003年起，向隆万开始利用退休后的空余时间搜集、整理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和线索，深感国内基础文献的严重缺失。于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蒋馥多次自费前往美、日、澳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战争纪念馆搜集原始档案，以了解更多东京审判的真实细节。
亲赴海外钩沉
东京审判的很多第一手资料，都保存在美国。
向隆万清楚记得，2007年8月13日，他和蒋馥为寻找二战前后的档案，来到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竟在那里找到了七大盒、数以千计有关东京审判的照片，还有大量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5月14日庭审中的发言。
东京审判期间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当时，被告律师乔治·山冈辩称，中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那之前，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自然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罪可审判”。如果这一谬论成立，日本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铁蹄踏向全国的罪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都将逃脱审理，岂能容忍！向哲濬在他的发言中慷慨陈词：
“……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
透过这段影像，向隆万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年参与东京审判时淡定从容、大义凛然的模样，与平日他所熟悉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儒雅的文人，大相径庭，不禁热泪盈眶。他也深刻地体会到，国际法庭何以被称作“没有硝烟的战场”，那极度紧张的情势、唇枪舌剑的交锋，若非亲眼得见，实难想象。
那次美国之行，向隆万、蒋馥夫妇穿梭于纽约、华盛顿两地，以复印、翻拍等方式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包括向哲濬检察官在庭审现场10次讲话的英文记录、末代皇帝溥仪和南京大屠杀的出庭证人所作的证词等。两年后的2009年，向隆万夫妇再次踏出国门，赴日本参观考察。
在东京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向隆万曾遇到一名特殊的来客——京都产业大学教授、日本外务省前高官东乡和彦。其祖父东乡茂德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是东京审判28名被告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在狱中病故。但这一点并未阻碍东乡和彦在日本战后年代继续出任外交官，甚至在甲级战犯后裔中，类似情况一再出现。不过，东乡和彦对于日本的侵略罪行深有反思，他曾公开呼吁日本政府高层不要参拜靖国神社，撰写了多部重新探讨历史认识问题的著作。
于是，一位中国检察官之子和一名受审日本战犯之孙，就这样在东京审判的“故地”相遇，并通过翻译完成了一次对谈。
向隆万说，日本之旅让他了解到当地民众及学者对二战历史和东京审判的认知情况。应该注意到，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反思和谴责日本侵略罪行、希望中日友好的声音。
推动国内研究
根据从海外寻访搜集到的英文资料，结合东京审判时期的媒体报道、母亲周芳的记述等，向隆万辑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国内首见的历史档案，很快引起社会关注。更令向隆万意想不到的是，此书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随后，教育部选定于上海交大创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搜集整理更多相关文献、开展理论研究，从而接续历史、汲取教训、守卫正义、维护和平。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建立，成为全球第一家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文献整理和编译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一天恰逢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向隆万在成立大会上表示，衷心希望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为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开放性的研究平台和国际化的研究基地。
随着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到来，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也迎来15周年。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些年里，国内对于东京审判历史文档的发掘已有显著推进，研究成果累累，该中心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东京审判研究高地，并于2017年拓展为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参加学术活动的向隆万。
向隆万回顾：“我们整理出版了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及其索引、附录等300多卷基础文献，完成多项国家、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课题。”
身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的名誉主任，向隆万本人参与编辑了《东京审判文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和中文全译本，编著了档案资料《向哲濬东京审判函及法庭陈述》，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和普及读物。2013年，他与青年学者赵玉蕙一起，首次在上海交大开设了关于东京审判的通识教育课程，并持续关注和思考如何将东京审判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向隆万谈道，东京审判期间，以及东京审判结束之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舆论，对东京审判是“一面倒地肯定”。日本《朝日新闻》派往法庭的记者团曾编著8卷本《东京审判》报道，首卷的《前言》即写道：“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审判必然会带来痛苦，这个痛苦不堪正视。但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遗憾的是，多年之后，否定东京审判定论、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做法，在日本重新显化。
如今，亲历东京审判的中国工作者均已告别人世，但在向隆万看来，东京审判的故事还未终结。
他说：“世界正面临百年变局，战争阴云远未消除，中日关系又经严峻考验。希望人们牢记历史教训，为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向雪妮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发自上海
视频：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实习生 陈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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