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7月的一天拂晓，承德避暑山庄的湖面还罩着薄雾，御医胡乱披衣疾走进烟雨楼，“陛下，今夜又咳了两大盏血。”咸丰没有回应，只把手里的水烟杆摔在榻边。三十一个年头，他明白自己已走到尽头。
十年前的景象像走马灯掠过——1851年登基时，他不过二十岁，意气风发地给年号取了“咸丰”，盼百姓“其乐且丰”。谁料一年不到，金田起义的炮声震破宫门；再过三年，广州外海的“亚罗号”风波让英军炮口对准大沽炮台。外患堵在门口，内忧从南方一路烧到江宁。这位年轻皇帝从早到晚批红头奏折，仿佛只要多写一个朱批，江山就能安稳。事实证明，理想撑不起残败的国力。
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谈判桌上签下带血的《天津条约》。条约还没印好，联军炮艇又北上，“北京若不开放，我们就炸圆明园。”恭亲王奕訢当场愣神，咸丰却只剩一个念头——走。于是1859年秋，他带着皇后、懿贵妃以及一队亲兵奔向热河。一句“朕去视察避暑山庄”写进诏书，实情人人心知肚明。
自小羸弱的他原本就常年咳喘。少年时一次坠马留下旧伤，脸上还点着天花烙印。当年选储，道光皇帝在嫡庶之间衡量，最终把皇位交到这位身世并不最优、能力也不算出众的四子手里。一道密旨，让更被大臣看好的弟弟奕訢成了“辅政亲王”而非皇帝，咸丰从此背上沉甸甸的皇冠。
进了山庄，他决意把责任同自己隔绝。白天听戏，夜里借酒。每逢酒后，他或拍手大笑，或痛哭失声，又在第二天清晨把赏银丢给前夜挨骂的太监宫女，“昨儿是朕错了，拿去买药罢。”转身，却让人再摆一炉“益寿如意膏”——其实就是鸦片。御医不止一次进言，他挥手，“朕只求快活数日。”
有意思的是，随行内务府原本还准备了几十只梅花鹿，好让皇帝随时取血“进补”。路上被大臣劝阻才作罢，但咸丰没忘这件事。病重那夜，他忽然吩咐：“去取新鲜鹿血。”话虽落，却已翻身呕血，再也坐不起。
31岁的皇帝为何衰竭得如此之快？首先是长年累积的疾病：早产、损伤、天花、慢性肺痨；其次是心理压力。太平军席卷江南，他调兵屡战屡败；洋枪洋炮轰开城门，他只能割地赔款。自觉无力回天，他选择纵情声色。第三条便是鸦片。当时朝野上至王公、下至管库小吏不少人染瘾，咸丰作为最高统治者却成为最大的沉迷者。
外部环境同样催命。1860年圆明园被焚，他在行宫里听到消息时整整沉默了一炷香，接着抬手示意戏班继续开唱。《朱仙镇》的锣鼓声掩住了远方的炮火，也掩住了内心的惶恐。从那以后，他不再批阅从北京送来的折子，全部交给懿贵妃处理，自己做起“且乐道人”，连匾额都刻好挂在门上。
到了1861年正月，他咳血首次带丝状脓涕，御医判断为肺结核恶化，若调摄得当尚可延生。可他照旧饮酒、吸烟、听戏，甚至亲自粉墨登场，唱到高腔处突然气竭跌倒，众人惊呼仍不肯收手。七月十四夜，他连续高热，脉象时弱时脱。十日后，即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历8月22日），咸丰在弥留中喃喃：“鹿血……快些。”话音未落，气断于枕。
总结他的短命，国势崩坏是背景，个人放纵是催化。换言之，清王朝的巨大裂缝让这位体弱多病的皇帝无处着力；逃避和麻醉又让病体雪上加霜。有人戏言：“做了那许多事，还能活到三十一算不错。”尖刻却不无道理。咸丰死后，六岁的同治即位，幕后的博弈自此另开新篇。至于这位把“且乐道人”当座右铭的天子，终究留下一座空荡荡的烟雨楼，和一段不断咳血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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