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看1939年“天津事件”的材料，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个事儿，但在当时，这绝对是轰动国际的大新闻，差点就让英国和日本在远东掐起来了。
1939年4月9日，据资料显示，这天是星期天，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跟往常一样热闹。但那会儿的天津跟现在可不一样，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天津就沦陷了，街上到处都是打着膏药旗的日本兵，中国人活得憋屈。可租界里头稍微好点，毕竟那是英国人的地盘，日本人暂时还不敢直接冲进去抓人，所以英租界就成了天津城里最后一块还算安全的地方，也是抗日分子最活跃的地方。
那天晚上，电影院里头坐满了人，银幕上放的啥片子现在谁也记不清了。但有个穿咖啡色西装的年轻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瘦高个儿，他不是来看电影的。他叫祝宗梁，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这个团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爱国学生组织的，专干除汉奸的事儿，胆儿特别大。
他们盯上了一个人——程锡庚。这人在当时的名声臭大街了，他是伪天津海关监督，还兼着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这就是典型的汉奸。日本人在华北搞了个伪银行，发的票子叫“联银券”，想把咱们国民政府的法币给挤出去，程锡庚就是这条金融侵略路线的马前卒，帮着日本人搜刮民脂民膏，压榨自己同胞。
祝宗梁在电影院机房那儿捣鼓了一会儿，银幕上突然映出几个字：“程经理外找”。这就是个诱饵，想把程锡庚骗出来。那程锡庚也是做贼心虚，一看有人找，立马就起身往外走。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祝宗梁拔出枪，对准程锡庚就是几下子，枪声把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吓懵了，尖叫声一片，程锡庚当场毙命。
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头版标题就四个字：“津除一巨奸”。这五个字看着就解气，但这一枪也活生生的把当时远东复杂的国际矛盾给生生挑开了——炸出了一个让英国人头疼、让日本人抓狂、让全世界都盯着看的外交大危机。
这个案子是谁干的？明摆着是中国人干的，而且是爱国青年。但问题是，案发地点在英国租界。英国人当时在华的处境很尴尬。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天津英租界那是华北最繁华的商贸中心，码头仓库里堆着多少货啊。
英国人自诩为绅士，讲究“法治”，你在我地盘上杀人，按道理我得管，凶手我得抓。但英国政府骨子里头又在抗日这件事上跟中国有共同立场，毕竟日本在远东的扩张，直接威胁的就是大英帝国的利益。
可日本人不管这些。程锡庚虽然是个汉奸，但他是日本扶持的伪政权的人。日本人逮住这个理儿不撒手了，一口咬定凶手就藏在英租界里，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必须把人交出来。
日本人一看英国人不肯痛快交人，这正合我意。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借口。1939年6月1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一声令下，大批日军端着刺刀，把天津英租界围了个水泄不通，这还不算，连法租界也捎带手给封锁了。
这个封锁可是真封，不是做样子。英国人要进出租界，得在日军哨卡那儿当众搜身，男的也就罢了，关键是英国妇女也得被日本兵搜身，甚至被扒光衣服羞辱。这在当时英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上都炸了锅了，说这是对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
日不落帝国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可他就是受了。不光搜身，日本人不让粮食和燃料进租界，这一下英租界十几万人的吃喝拉撒都成了大问题，人心惶惶。
日本人这下算是狮子大开口了。你以为日本人只是为了那四个杀人犯？可不是，日本人借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四个条件：
这哪儿是要抓凶手啊，这是要掐死中国，要逼着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统治，承认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让英国彻底退出远东，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英国人这时候才意识到，烫手山芋真接到手里了。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我管这个叫“夹缝里的英国佬”。
如果英国答应了日本的条件，把白银交出去，把法币禁了，那等于是在中国背后捅刀子。重庆的蒋介石政府肯定恨死英国了，中国老百姓也会把英国人当仇人，英国在华几百年的声誉就全毁了。
更关键的是，美国看着呢。20世纪30年代末，虽然美国还在搞孤立主义，不想打仗，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不小。如果英国对日本下跪，美国会觉得英国人太怂了，以后在对抗希特勒的问题上，美国更不会帮英国了。英国在欧洲还得指望美国拉一把呢，哪敢在美国面前丢份儿。
但如果英国不答应，跟日本人硬刚呢？英国拿什么刚？当时欧洲的形势已经一触即发，希特勒天天在那边叫嚣，要打波兰。英国的主力舰队全得留在大西洋防德国，哪还有军舰往远东派？英国首相张伯伦后来在内阁会议上说得很直白，为了这事儿跟日本开战，军事上不现实，就算打赢了，也会输掉欧洲。法国人也求着英国，说大哥你别在地中海跟日本人闹，墨索里尼那个墙头草还指不定往哪儿倒呢。
英国人这个憋屈啊。他们就想到了美国，心说你美国不是也在亚太有利益吗？你跟我一块儿硬气一把，咱们俩给日本施压，让他撤兵。可美国人精着呢，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表面上跟英国站在一起，说“我们很关切”，但实际上一点实质性的行动都没有。美国人甚至有点隔岸观火的意思，觉得英国这时候应该对日本强硬，这反而把英国政府气得不轻，心想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时候，那个被封锁的英租界里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你猜怎么着？日本人封锁租界，还把码头给占了，英租界码头的货没法卸，只好改到日租界码头卸。日本人不光军事上封锁，还搞舆论战，在华北到处煽动反英情绪，组织伪政权游行，抵制英货，搞得英国商人在中国都快活不下去了。
谈判在东京一直进行着，英国大使克莱琪在谈判桌上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他一面得想办法稳住日本人，一面又得给国内争取时间。他用的招儿叫“ bluff ”，就是唬人。他暗示日本人，别逼急了，逼急了大英帝国也是有脾气的，皇家海军也不是吃素的。
但实际上他知道，舰队来不了。不过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军部和内阁在吵，海军和陆军也在争，有些人想借着这事儿跟英国打一仗，有些人觉得现在跟苏联在诺门罕那边还打着呢，再惹英国那是找死。克莱琪就利用这个时间差，跟日本人磨。
就这么磨了两个月，到了1939年8月，英国人撑不住了。因为欧洲的战争乌云已经压到头顶了，希特勒跟斯大林居然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英国必须尽快解决远东的麻烦，集中精力对付德国。
据史料记载，后来那四个被引渡的中国人，全被日本人杀害了。
这个结果传到中国，重庆国民政府气得发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杀汉奸，英国人为了自保居然把义士交出去让日本人杀，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全国的学生们，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家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为了利益，什么道义，什么法律，全是扯淡。
事件虽然结束了，租界也解封了，但英国人在远东的威信也就此垮了。日本人算是看透了英国的虚弱本质，胆子更大了，加速了南进的步伐，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英国呢？这一退，就再也没能回来。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是那种身不由己的绝望感。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我们中国人的命运，竟然要靠英国人和日本人在谈判桌上的交易来决定。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被杀害，凶手被引渡，还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英国人在乎的不是程锡庚的死，也不是那四个青年的命，他们在乎的是白银，是法币，是在欧洲能不能打赢希特勒，是在华盛顿能不能讨好美国人。
这就是1939年的天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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