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伴走了两个月了。

昨天整理柜子，从最底下翻出一个旧布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镰刀。木把手磨得溜光水滑，刀刃早就钝了，锈迹斑斑。

我拿在手里愣了半天。

这是三十九年前那把镰刀。不对，是三十九年前那批镰刀里的其中一把。那年夏天，我娘去邻村请了六个割麦子的帮工，来了一个姑娘，手里就拎着这把镰刀。

她站在我家麦地头，太阳白花花地照着，她眯着眼睛看了一地势的麦子，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镰刀，说了句：

"婶子，这活我包了。"

我娘当时说："闺女，这可是八亩地。"

她说："八亩就八亩。"

后来她不但包了八亩地，还包了我这个人。

一

1985年，我二十四岁，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教小学三年级语文。每月工资三十二块五，村里人觉得体面，但我知道自己穷得叮当响。

穷到什么程度呢？二十四岁了没说上媳妇。不是没人给介绍，是人家一听条件就摇头。家里三间土坯房，爹走得早，老娘身体不好，弟弟还在上初中，就我一个人挣那点死工资，谁家姑娘愿意往火坑里跳？

我妈愁得整宿睡不着觉，但嘴上不说，白天照常下地干活。那年我们家种了八亩冬小麦，到了芒种前后，麦子黄了一片，得赶紧割。我请了三天假，跟我妈两个人在地里从早割到晚，割了两天才割了一亩半。

我妈直起腰，看着剩下六亩半的麦子，叹了口气。

"建国，要不请人吧。"

"请人要花钱。"

"不请等你割完，麦子都烂地里了。"

我算了算，请一个割麦工一天两块钱，管两顿饭，请六个干一天就是十二块。我大半个月的工资。肉疼，但不请不行。

我妈说去邻村赵庄找，那边地少人多，每年芒种都有人出来打短工。她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中午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六个人——五个壮劳力，和一个姑娘。

那姑娘走在最后面，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个子不高，但结实，肩膀宽宽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她穿一件白底蓝花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灰裤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帮子上沾着黄泥。右手拎着一把镰刀，左手提着一个灰色布包。

我妈指着麦地说："就这些，你们看怎么分。"

五个壮劳力蹲在地头看了看，开始商量怎么划片。那姑娘没蹲，站着看了一会儿，转头对我妈说："婶子，这几个人我看了，有两个割得慢，有一个肯定磨洋工。这八亩地，按他们的分法，三天割不完。"

我妈愣了一下："那你说怎么办？"

"给我两亩半，剩下的他们五个人分。我明天天不亮来，天黑收工，两亩半一天半割完。"

五个壮劳力不乐意了，其中一个说："你一个女的，两亩半？吹牛吧。"

她没搭理他，转头问我妈："婶子，行不行？"

我妈看看她，又看看我。我站在旁边，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也在嘀咕——一个女的，两亩半，一天半？

但我妈点了点头。

"行，就按你说的。"

二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我听到院子外面有动静。推门一看，她已经到了，蹲在门口磨镰刀。一块磨石，一瓢水，镰刀在上面"嚓嚓"地蹭，火星子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

"你几点来的？"

"五点。"

"五点？天都没亮你怎么来的？"

"赵庄离这儿六里路，走了一个小时。"

六里路，走了一个小时。凌晨四点就从家里出来了。

我给她倒了碗水，她接过去喝了两口，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吧。"

那天我在学校请了假，跟我妈一块儿在地里干活。我割我那份，她割她的。刚开始我没太注意她，埋头割自己的。割了大概一个小时，直起腰擦汗的时候，我下意识往她那边看了一眼。

看完了就没再低头。

她割得太快了。

不是那种胡乱快的快，是一刀一刀的，稳、准、狠。左手揽麦子，右手挥镰刀，腰一弯一直，"唰"一下一把，"唰"一下又一把。割下来的麦子整整齐齐地放在身后，茬口齐刷刷的，像用尺子量过。

我看了大概十分钟，发现她没直过一次腰，没停过一次手，甚至连擦汗都是用胳膊肘蹭一下额头，手不停。

我妈过来拉我："你看什么呢？快割你的。"

"妈，她这手艺，比咱村最好的割麦把式都快。"

我妈看了一眼，也愣了："这闺女……是干惯了的。"

那天中午收工，我去量了一下她割的面积——一亩六分。一个上午，一个姑娘，一亩六分。

五个壮劳力加起来，割了一亩八。

下午继续。她还是那个速度，不紧不慢，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太阳毒得很，麦地里像蒸笼，我光着膀子都受不了，她穿着长袖衬衫，后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能看见里面内衣的带子。但她不歇，一割就是一下午。

傍晚收工的时候，她两亩半割完了。不是一天半，是一天。

五个壮劳力看她的眼神都变了，那个说她吹牛的不吭声了。

我妈高兴得不行，晚饭多炒了一个菜——土豆丝炒鸡蛋，在那时候算是好菜了。六个帮工加上我们娘俩，围着院子里的矮桌吃饭。她坐在最角落，低着头扒饭，不吃菜。

我妈把鸡蛋往她碗里拨："闺女，吃菜啊。"

"不了婶子，我吃饭快，吃饱就行。"

"你干活最卖力，不多吃点哪行。"

她笑了一下，没再推，夹了一筷子土豆丝。

那个笑我看到了。很小，很快就没了，但她笑的时候左脸颊有一个酒窝，很浅，像用小拇指按了一下。

三

第二天，六个帮工继续。五个壮劳力还是那速度，她还是那个速度。到中午的时候，她的两亩半已经完了，她没走，过来帮我妈割。

我妈说不用不用，你歇着。她说不累。然后蹲下来，挨着我妈割的那一垄，开始割。

我跟她挨着。中间隔了大概两垄麦子的距离。

割着割着，她忽然说了一句："你是民办教师？"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妈昨天说的。教几年级？"

"三年级。"

"教得好不好？"

"不知道……应该还行吧。"

"你应该教得好。"

"为什么？"

"因为你干活实在。割麦子不偷懒的人，教书也不会糊弄。"

我没接话。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这辈子被人夸过"老实""本分""勤快"，但头一回有人说"你干活实在所以你教书好"。这个逻辑很奇怪，但奇怪得让人觉得舒服。

下午收工以后，帮工们陆续走了。她没走，蹲在院子里磨镰刀。我妈让我去送送她，我拿着手电筒跟她走到村口。

路上我问她："你叫什么？"

"赵麦冬。"

"麦冬？中药那个麦冬？"

"嗯，我妈生我的时候正好在挖麦冬，就取了这个名。"

"你是赵庄人？"

"嗯。"

"家里几口人？"

"就我跟我妈。我爸不在了。"

"你妈身体还好吗？"

"还行，就是腿不好，干不了重活。所以我出来打短工，挣点钱给她抓药。"

我们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她停下来，把镰刀换了只手，看着我："你送到这儿就行了，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六里路呢，天黑了。"

"我走惯了，不怕黑。"

她转身要走，我又喊了一声："赵麦冬。"

"嗯？"

"你那个酒窝……是天生的吧？"

说完我就后悔了。什么烂话，问人家酒窝是不是天生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笑得比昨天大一点，酒窝深了一点。

"废话。还能是画上去的？"

她走了。月光底下，她的背影走得很快，一瘸——不对，不是瘸，是有一点不均匀。右脚落地比左脚重一点，像踩在鼓点上。

我后来才知道，她右脚是小时候摔的，没接好，落了个轻微的跛。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她走路快了就能发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弯腰割麦子的样子——"唰"一下一把，"唰"一下又一把。还有那个酒窝，还有那句"你应该教得好"。

我妈翻了个身，在黑暗里说："睡不着？"

"嗯。"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少来。"

我妈也没再追问。但第二天一早，她去赵庄请帮工的时候，"顺便"又把赵麦冬叫上了。

第三天也是。

八亩麦子三天割完，帮工们结了工钱走了，赵麦冬也拿了工钱要走。我妈把她拦住了。

"闺女，你再坐会儿，我给你煮碗鸡蛋面。"

"不了婶子，我回去还得给我妈做饭。"

"那带几个鸡蛋走。"

"真不用，婶子——"

我妈已经进屋了，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十个鸡蛋和两块钱，硬塞进她的布包里。她推不过，收了，低头说了声"谢谢婶子"，转身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走。走到拐弯的地方，她又回了一次头。

这次不是看我，是看我家的麦地。割完麦子的地光秃秃的，麦茬整整齐齐，在夕阳里泛着金光。

她看了一眼，笑了，然后转过弯，不见了。

四

割完麦子以后的日子恢复了正常。我教书，我妈做饭，日子跟以前一模一样。

但又不一样了。

因为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名字，一个酒窝，一把镰刀磨出来的火星子。

我不敢跟人说。一个穷民办教师，人家姑娘看得上你什么？而且人家姑娘有正经营生，能吃苦能干活，凭什么看上你？

但我妈看出来了。

她没问我，但她做了一件事——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找个借口去赵庄，不是买菜就是借东西，去了就"顺便"看看赵麦冬。回来以后也不说什么，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无意中"提一句："麦冬今天帮她妈晒被子呢""麦冬编的草帽真好看""麦冬说她妈的腿好了一点"。

我不接话，但每句话都听进去了。

有一天我妈实在忍不住了，吃饭的时候放下筷子："周建国，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喜欢人家你就去说，你不说我替你说。"

"妈，我拿什么说？"

"拿你这张嘴说。"

"我这张嘴有什么用？我又不会说话。"

"你不会说你就写！你不是教师吗？写字不会？"

我确实不会说，但我会写。

我花了一个星期，写了一封信。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写成了一页半纸。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话，就写了实话：我家穷，条件差，但我会对你好，我妈也会对你好。你要是愿意，我一辈子不让你吃亏。

我把信装进信封，骑着自行车，六里路，蹬了十五分钟，到了赵庄。

问了两户人家，找到了她家。也是土坯房，比我家还旧，院墙缺了一角，用玉米秸挡着。

她正在院子里编草帽，看到我，手里的草停了。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个东西。"

我把信递过去。她接过去，看了看信封，没当场拆，放在了旁边的石台上。

"你不看看？"

"回去看。"

"那……你看了以后，能给我个回话吗？"

她低着头编草帽，不看我。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了，声音很小："你来之前，我已经给你回过话了。"

"什么意思？"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酒窝若隐若现。

"割完麦子那天，我走之前问你妈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问你妈：'婶子，他有对象没有？'"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你妈说没有。我说那就好。你妈问我为什么说'那就好'。我说——"

她顿了一下，脸红了。那个红从脖子根一直漫到耳朵尖，在黑里透红的皮肤上特别明显。

"我说，我看他干活不偷懒，这样的人，不会对老婆不好。"

我站在她家院子里，手里攥着自行车龙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风吹过来，院子里的玉米秸沙沙响，她的头发被吹乱了一缕，贴在脸边上。

"你那封信，"她指了指石台上的信封，"我回去看。看了以后给你回。"

"多久？"

"明天。"

"我明天来拿？"

"不用，我给你送去。"

"六里路呢。"

"我走惯了，不怕远。"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个酒窝又出来了，这次我看得清清楚楚，不是用小拇指按的，是真的，天生的，长在她左脸颊上的。

五

第二天她没来。

第三天也没来。

第四天我沉不住气了，又骑车去了赵庄。到了她家门口，她妈开的门——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腿脚确实不好，拄着一根棍子。

"你找麦冬？她去镇上卖草帽了，一大早就走了。"

"阿姨，她……没留什么话吗？"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回屋拿了一个信封出来。

跟我的信封一模一样。

我拆开，里面就一张纸，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不像她的手那么灵巧——她大概不太会写字。

"愿意。但你得等我，我还要给我妈挣两年药钱。"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她家院子里，笑了。笑着笑着，眼眶湿了。

两年。两年算什么？我等。

尾声

我等了两年零三个月。

1987年秋天，赵麦冬带着她妈，搬进了我们家的土坯房。她妈的腿后来治好了，能走但走不远。赵麦冬还是编草帽、打短工，什么活都干。我教书，她干活，我妈做饭，三个人一台戏，日子从穷到不穷，从不好到好。

后来我转了正，从民办教师变成了公办教师，工资涨了。她又学会了编竹筐、扎扫帚、做凉席，拿到集上去卖。我们俩的收入加起来，在村里算中等偏上。

1990年盖了砖房。1992年生了儿子。2000年儿子上了大学。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像麦子一样，种下去，长出来，割了，再种。

她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但有两样东西没人比得过：一是割麦子，二是认准了人不松手。

我问过她："当年你凭什么看上我？第一次见面你就敢问你妈我有对象没有，你胆子不小啊。"

她想了想，说："不是胆子大，是怕晚了。"

"怕什么？"

"怕别人先问了。"

我笑了。她也笑了，酒窝还是那个酒窝，浅浅的，像用小拇指按的。

但不是按的。

是天生的。

是一辈子磨不掉的。

那个旧布包袱里，除了那把镰刀，还有一张照片。照片是割完麦子那天拍的，她站在我家麦地头，手里拎着镰刀，穿着那件白底蓝花的衬衫，嘴角带着一点点笑。

我把镰刀和照片放回包袱里，包好，放回柜子最底下。

关上柜门的时候，我好像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

是风。

风吹过空荡荡的院子，像那年夏天，她说"这活我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