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大年二十八，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从广州挤回了鲁南老家。

火车上人贴人，连厕所里都站了仨。我不敢喝水，怕挤不过去。身边一个去广东打工的老乡分了半个馒头给我，我就着凉水咽下去，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饺子。

我妈不知道我具体几点到，但我猜她会一直等。

果然，我推开院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堂屋的灯还亮着，我妈围着灶台在烧热水，灶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地响，蒸汽把窗户玻璃糊得严严实实。

“冷不冷？快上炕，被窝给你暖好了。”她回头看我一眼，也没多说什么煽情的话，转身就去下饺子。

我爸坐在炕头上抽烟，烟头在昏暗的灯光里一明一灭。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回来了”，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又点上一根。

我洗了脸，脱了鞋上了炕，把冻僵的手塞进被窝里。被窝里有我妈缝的热水袋，用旧毛巾裹着，烫得人一激灵，又暖和得人想哭。

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端上来了，醋和蒜泥也调好了。我妈坐在炕沿上看我吃，我一口一个，吃了三十多个，她才满意地笑了：“瘦了。南方人不吃面食，能习惯？”

“慢慢就惯了。”我含糊着说，嘴里塞满了饺子。

这一年在广州，我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每天站着焊电路板，一个月到手两百多块。比在家里种地强，但苦是真苦。宿舍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夏天热得睡不着，冬天又没暖气。最想家的时候不是生病，是闻到别人家炒菜的葱花香，想起我妈包的饺子。

可这些我没说。说了她也只是心疼，又帮不上忙。

大年三十贴完对联，我在门口扫雪。扫着扫着，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名字。

“李明远！”

声音脆生生的，不像村里那些姑娘扭扭捏捏。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姑娘站在院门外，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橘子和一包糖果。她扎着个低马尾，脸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我愣了一下才认出来：“赵小燕？”

“可不就是我嘛。”她大大方方地走进来，把网兜往我手里一塞，“给你家的，过年好。”

“你这……来就来，带什么东西。”我有些不好意思，回头冲屋里喊了一声妈。

我妈从厨房出来，一见赵小燕就笑了：“小燕来了？快进屋坐，外头冷。”

“不了婶子，我就是过来看看明远，好几年没见了。”赵小燕说着话，眼睛却一直看着我。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上学那会儿，我和赵小燕是初中同班，坐了两年同桌。她学习好，我学习一般，她老借我抄作业，我帮她擦过黑板。初中毕业后我回家种地，后来又去打工，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听说成绩还不错。算起来，快四年没见了。

“你啥时候回来的？”我问。

“昨天。我爸骑自行车去镇上接的我，冻得我鼻涕都出来了。”她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跟上学时候一模一样。

“考大学了吧？”我随口问。

她脸上的笑淡了一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专科，今年大二了。”

“那厉害啊，将来当老师了。”我说这话是真心的，但说完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她是个大学生，我在工厂焊电路板，我们之间好像隔了点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赵小燕没接这个话头，她搓了搓手，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明远，明天有空没？陪我去镇上逛逛吧，我想买双棉鞋，在县城看好的那种，不知道镇上有没有。”

“明天大年初一，店不开门吧？”

“初二开门。初二你有空不？”

我张了张嘴，本来想说“到时候再说”，可她那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脸上还带着一点红——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心一软，就点了头。

“初二有空。”

她笑了，笑得特别好看，像冬天里忽然出了一会儿太阳。

我妈在旁边看着，嘴角微微上翘，什么也没说。

初二一大早，我还没吃早饭，赵小燕就到了。

她换了一身打扮，没穿那件大红棉袄，换了一件藏蓝色的呢子大衣，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头发散着，被风吹得有些乱。她站在我家院门口，嘴里哈着白气，鼻头冻得红红的。

我端着碗喝粥，透过窗户看见她，差点呛着。

“这么快？你不是说要逛镇上吗？镇上的店起码得九点才开门。”我放下碗，抓了两个馒头揣在兜里。

“早一点去，人少，逛着清净。”她说着就往后退了两步，让我锁门。

我们村到镇上五里路，大路是土路，前两天下了雪，化了一半又冻上了，坑坑洼洼的。我骑着我爸的二八大杠，赵小燕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座垫下面的弹簧，不敢碰我的腰。

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风大，一张嘴就灌一肚子凉气。她偶尔在后面说一句什么，我也听不太清，就“嗯嗯”地应付着。

到了镇上，果然大部分店铺都没开门。有几家卖早点的已经支起了摊子，油条在锅里炸得金黄，豆浆的热气腾腾往上冒。街上人不多，三三两两的，都是串亲戚的，手里拎着点心匣子或者酒瓶。

我推着自行车，赵小燕走在我旁边。她的肩膀偶尔碰到我的胳膊，又迅速弹开。

“你要买什么样的棉鞋？”我主动找话。

“其实也不是非要买鞋。”她低着头，用脚踢着路上的一个小石子。

“那你非要初二出来？”

她没回答，走到前面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那儿，掏钱买了两串，一串塞给我，一串自己拿着。山楂裹着冰糖，在冷风里硬邦邦的，咬一口硌牙，但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我们沿着镇上那条主街走了两个来回。店铺一家都没开，她就一家一家地看橱窗，玻璃上映出我们两个人模糊的影子，一高一矮，像贴在一起的剪纸。

“李明远，”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叫你出来？”

我被她的突然发问弄得有些懵，咬了一口糖葫芦，含混地说：“你不是买鞋吗？”

“我不缺鞋。”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语气很坚决。她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红从颧骨一直蔓延到耳根，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街上刮了一阵风，把她的围巾吹散了，她也没去拢，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那你是……”我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一种说不清的预感爬上心头。

赵小燕深吸了一口气。我清楚地看见那口气变成白雾从她嘴里涌出来，像一声叹息的前奏。

“李明远，”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个字都说得很用力，“我等了你三年了。”

糖葫芦的签子从我手里掉了下去，摔在地上，滚了两圈，沾了一层灰。

风在我们中间打着旋，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

“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干又涩。

“我说，我等了你三年。”她重复了一遍，这回声音更稳了，稳得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从初中毕业那天起，到现在，整整三年半。你出去打工，我给你写了四封信，你一封都没回。”

“我没收到……”我下意识地辩解，可话说到一半就卡住了。我忽然想起来，前年我妈在电话里提过一次，说赵小燕好像有什么事找我，我当时正在加班焊电路板，随口说了句“等我回去再说”，然后就忘了。

“你没收到第一封，第二封呢？第三封呢？”她的眼眶红了，但没哭，硬撑着一口气，“你妈没告诉你吧？她跟你说过，你说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哑口无言。

她说得对。我妈在电话里提过几次，说赵小燕来信了，问我回不回。我每次都说“知道了”，然后就被工厂里的事岔开了。说实话，那些年我脑子里的念头只有一个——挣钱。挣钱还债，挣钱盖房子，挣钱让我妈过两天好日子。别的什么事，都排不上号。

“我上高一的时候，每个礼拜都盼着你的信。后来不盼了，我就跟自己说，算了，人家不稀罕你。”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一颗，她飞快地用手背擦掉，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考上大学那年，我妈说，你都上大学了，他一个打工的，你图他什么？我说不上来，我就是觉得……除了你，我不想跟别人。”

最后一颗糖葫芦从她手里滑下去，落在地上，红色的糖壳碎了一地。

“赵小燕，你听我说——”我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可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你别可怜我。”她往后退了半步，眼睛里泪光闪闪的，但下巴抬得很高，“我今天叫你出来，不是要你可怜我。我就是想当面问清楚——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哪怕一天，有没有？”

对面街角有个卖鞭炮的摊位，有人放了一挂小鞭，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碎红纸屑飘了一地。街上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都回头看我们，以为我们在吵架。

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

我想她吗？老实说，初中毕业以后，日子被种地和打工填得满满当当，我很少想起她。可每次路过学校、每次看见穿校服的学生、每次听见有人叫“小燕”，我心里都会动一下。那种动很轻很轻，轻到我自己都不承认那是想念。

直到这一刻，她站在我面前，红着眼睛说她等了我三年，那些轻飘飘的、被我忽略的东西忽然全涌了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想过。”我说。

这两个字一出口，赵小燕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哗地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站着流泪，像春天化雪的时候，屋檐上的冰溜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无声无息。

“你骗人。”她哭着说。

“没骗你。”我说，“我看见穿校服的学生就会想起你，听见人家喊小燕也会想起你。可我没敢往下想，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你是上大学的，我就是个打工的。”

“那你觉得我现在站在这里，是因为你配得上我？”她擦了一把眼泪，“李明远，我要是嫌你穷嫌你打工，我三年前就不该给你写信。我考上大学那年，班里有人追我，系里也有人追我，可我一个都没答应，因为我心里装着一个人，那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后座带过一个女孩子，就是初中三年每天放学——”

她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别过脸去。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酸得发疼。

我忽然想起来，初中三年，她家比我家远两里路，她每天骑一辆小自行车上下学。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每天故意骑慢一点，在校门口那条土路上等她。她过来的时候，我假装偶遇，说声“真巧”，然后两个人并排骑三四里路，到她家那个路口才分开。

三年，一千多个日子，几乎没有间断过。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顺路。

原来她一直知道不是。

“赵小燕。”我叫她的全名。

她没转头。

我绕到她面前，看着她哭花了的脸，鼓足了二十一岁以来最大的勇气，伸手拉住了她放在大衣口袋里露出的那只手。她的手冰凉，指头细长，骨节分明，指甲盖是淡淡的粉色。

她浑身抖了一下，像被电击中。

“我收到了，”我说，“你的信我都收到了。是我没回，不是没收到，是我这个人混蛋。”

她终于抬起头看我，眼泪还挂在睫毛上，像冬天里结了霜的窗花。

“那你现在呢？”她问。

现在是正月初二，一九八九年。街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路人裹着棉袄匆匆而过。远处有人放二踢脚，一声巨响，两声回音，震得树枝上的雪簌簌地往下落。

我攥紧了她的手，把她冰凉的手指拢在我掌心里。

“我现在回头了，你还等吗？”

她没说话，咬着嘴唇，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可她在哭的同时，嘴角弯了弯，露出一个又哭又笑的表情，像是憋了三年的委屈和欢喜一齐涌上来，把她整个人都淹没了。

“你放开我。”她抽了抽手，没抽动。

“不放。”

“街上有人看着呢。”

“看就看。”

她终于笑了，真正的笑，露出那两颗小虎牙。那笑容穿过一九八九年正月初二的冷风，穿过那条空荡荡的、店铺紧闭的镇子主街，穿过她睫毛上挂着的泪珠和鼻子尖冻出的红，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后来我妈说，那天我回家的时候嘴角一直是咧着的，像个傻子。

“赵小燕跟你说啥了？”我妈假装不知道。

“没说啥，就逛了逛街。”

“逛街逛了一上午？镇上的店不是没开吗？”

我没回答，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帮我妈剁饺子馅。一刀一刀剁下去，案板咚咚响，像是在敲锣打鼓。

正月十五之前，我去了一趟赵小燕家。

她爸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她妈种地。我拎了两瓶酒、两条烟、一包点心，送到她家堂屋的八仙桌上，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叔叔、婶子。

赵小燕躲在里屋不出来，但她妈去叫她的时候，我看见门缝里露出半边脸，红得像煮熟的虾。

她爸抽着烟，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问：“你在广州干的是啥？”

“电子厂，焊电路板。”

“一个月挣多少？”

“两百多。”

他沉默了一会儿，弹了弹烟灰：“比种地强，但也不多。小燕还有一年半毕业，毕业以后是公办老师，铁饭碗。”

这话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但我没退缩：“叔叔，我会努力的。等我再攒两年钱，也学个手艺，不能一直焊板子。我不会让小燕跟着我受苦。”

赵小燕从里屋冲出来，站到我旁边，气得脸通红：“爸，你要是再为难他，我这辈子不嫁人了。”

她爸被她噎得说不出话，烟灰掉了一裤腿。

她妈赶紧打圆场：“这孩子，你爸还没说不答应呢，你就急上了？”

后来她爸把那两条烟拆了，自己点了一根，剩下的塞进了柜子里。我知道，这事成了。

一九九零年秋天，赵小燕师范毕业，分配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当老师。同年冬天，我辞了广州的工，回来在县城学了半年的家电维修，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修理铺。

一九九一年五一，我们结了婚。婚礼很简朴，请了几桌亲戚，放了挂鞭炮，我给她买了一身红裙子，胸口别了一朵红绸子做的花。她穿着那身裙子站在我家院子里，我妈拉着她的手哭了。

“小燕啊，我这傻儿子能找到你，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我妈抹着眼泪说。

赵小燕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婶子，我也是等了三年才等来的，谁也不欠谁的。”

晚上闹洞房的人都散了，我关上门，赵小燕坐在床沿上，卸了头上的红绒花。蜡烛光把她的脸照得柔软又温暖，像腊月里刚出锅的豆腐。

“你还记不记得，”她忽然笑起来，“当初我去找你，你说你没收到我的信。”

“我记得。”

“其实我骗了你。”

“骗我啥了？”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红裙子的衣角，声音小小的：“我说我等了你三年，那个数字是骗人的。初中毕业那年你去了广州，我就开始等。等到我高中毕业，等到我考上大学，等到我又快大学毕业……”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烛火在跳。

“不是三年，是五年。”

我愣住了。

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她在这座小镇上上学、考试、长大，我在千里之外的工厂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她写过的那些信，我一封都没回过。可她就是不肯放弃，熬到了自己都不敢再等的年纪，终于在正月初二的冷风里，把所有押上去的筹码一次性摊开。

“你怎么那么傻？”我的嗓子有些发紧。

“我再傻，”她伸手捏了捏我的手指，“你不也接住了吗？”

窗外有鞭炮声远远地响起来，不知道是谁家在办喜事。蜡油顺着蜡烛淌下来，在桌面上凝成一朵小小的红花。

我握住她的手，还是那么凉，指节还是那么细长，指甲盖还是淡淡的粉色。和正月初二那天一模一样。

和初中三年每天放学时假装偶遇的那个冬天一模一样。

和往后几十年都一模一样。

后来我们的儿子问过我：“爸，你和妈是谁追的谁？”

我看了赵小燕一眼，她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头都没抬。

“她追的我。”我说。

赵小燕终于抬起头：“明明是你先在校门口等我三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那真是顺路。”

“你家在我家东边，你家到学校四里地，我家到学校六里地。你每天多骑两里路绕到我村口，你跟我说那是顺路？”

我哑口无言。

她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像个二十岁的姑娘。

一九八九年正月初二，镇上所有的店铺都没开门。一个穿着藏蓝色呢子大衣的姑娘站在冷风里，红着脸对我说，我等了你三年。

不，是五年。

可我用了后半辈子，都没能把那五年的债还清。

也还不起。

因为她给的东西，根本不是时间。

是一颗在风里站了太久、冻得通红、却一直没舍得熄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