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审议人大常委名单时询问：为何没有曾志，她的工作成绩不是一直都很突出吗？

1935年冬夜，陕北枯草沙沙作响，延河边的窑洞灯火通明。做完宣传材料的曾志裹着棉衣，端着热水给警卫员送去。屋里寒气透骨，她一边忙一边低声叮嘱：“小心冻手。”那时的她刚过三十岁，已经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同志。

曾志原名曾桂，出生于湖南临武一个书香兼地主之家。1926年，长沙街头的学生游行让十九岁的她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四个字。她烧掉长袍马褂，改名“志”，意为“以志为命”。次年入党，旋即投入湘南农民运动。1928年春，她跟随朱德、陈毅渡汝水，上山入井冈。那段岁月，枪声和读书声交替，饥饿与信仰并存，女青年硬生生被锻造成战地政工骨干。

命运多舛。湘南暴动失败后，丈夫夏明震牺牲，婴儿饿死在她怀中。两年后，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在福建战斗中中弹。战友劝她回后方疗伤，她却回绝：“革命还没完。”黄洋界炮声隆隆时，曾志挺着身孕穿梭山道，组织挑粮队；子弹打穿斗笠，她连头都没回。

抗战全面爆发，她被派往鄂西荆门。这个水陆要冲，日军重兵压境。曾志白天化身茶农，夜里摸黑编草鞋、收集情报，还拉起一支百余人的运输小分队，沿汉江秘密运粮。敌人设卡搜船，她干脆把谷包缝进竹排。许多川盐、“大刀队”的刀柄里都藏着她写的小字报，几句口号，能把一座村庄的士气点燃。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曾志奉命随部队开进中南，最艰巨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道路。梅岭山口连日雨阻，汽车一夜陷泥。她跳下马背，卷裤子，带着民工铺碎石、抬木排，忙到天亮，后方弹药车才得以通过。有人问她：“哪来这么大劲？”她笑：“想到快解放，就不累了。”

广州解放后，她接管了电业局，又兼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身居要职，她早晚骑自行车巡线，工人喊她“曾师傅”。孩子们却常埋怨：母亲一年露面没几回。更让家人闹心的是1954年的人大代表提名。广州市委把她列入名单，可时任副书记的陶铸——正是她的第三任丈夫——在报表上划掉了她，用意是“避嫌”。曾志听说后，委屈难平，写信给毛主席，满纸都是对制度公平的坚持，而非对个人失意的哭诉。信寄出，却石沉大海。

时间来到1959年6月，全国人大即将改选常委。中南海怀仁堂里，毛主席翻阅名单，忽抬头问工作人员：“怎么没有曾志？她工作做得很好呀。”寥寥数语，气氛倏然紧张。那名秘书赶紧补记名字。几天后，组织部电话通知曾志赴京开会。她挂掉电话，沉默片刻，继续批改文件。多年后的老友回忆：“她那天只是抬了抬眼，什么也没说。”

曾志在京期间，毛主席把山西来的陈永贵介绍给她，称“有困难，多听曾志的”。那天合影留存至今，旁人只见主席笑意，她却仍是一身旧布棉衣。十年动荡时期，曾志被下放农场，亲手织苎麻布做衣，孩子探望，她把菜叶挑给小孙女，自己嚼粗粮。外调时，有人劝她提要求，她摆手：“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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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年，广州户籍紧俏。小儿子从海南来信，希望母亲帮忙落户。信件放了三天，她只在回信夹上写一句：“自立，莫依赖。”二十多年后，小儿子回忆那行字，还心生敬畏。至于那只旧灰布工资袋，她每月取出一半，塞进劳模或烈属手里，剩下的存折从不让家人碰。

1997年4月，病榻上的曾志已年近九十。她让护士记下三句话：不办追悼会，不设花圈，不留骨灰。并嘱托将遗体供医学院解剖。临终前，她轻声对守在床边的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写完了？那就好。”随后闭目。多年后，有人总结她的一生是“刚强”，也有人说是“赤诚”。而更贴切的，也许是一位井冈山来的女战士在长途跋涉后仍能保持的那份清亮——干净、直接、从不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