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江州治所变迁考论|东晋江|刺史|变迁|寻阳|江州|江陵|治所|豫州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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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晋江州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江州治武昌、寻阳等地战略意义有所不同。在门阀士族、新兴权贵势力的争夺之下，东晋江州曾治南昌、武昌、寻阳、半洲、江陵、夏口，前后变动15次。东晋江州治武昌、寻阳是长期性的，治南昌、半洲、江陵、夏口是短暂性的。

关键词：东晋江州治所

东晋江州居荆、扬二州要冲，战略地位重要，东晋门阀士族和新兴权贵势力皆欲掌控江州。随门阀士族、新兴权贵势力的兴替及其对江州的争夺，江州治所随之改变。对东晋江州治所，《宋书·州郡志》江州刺史条载，“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悦又治豫章，寻还寻阳”。《南齐书·州郡志》江州条载，江州初治豫章，庾亮“表江州宜治寻阳”，“其后庾翼又还豫章，义熙后还寻阳”。《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四》洪州条载，“东晋元帝时，江州自豫章移理武昌郡，自后或理湓城，或理浔阳，或理半洲，并在湓城侧近”。洪亮吉《东晋疆域志》江州条载江州治所，引《宋志》《元和志》《寰宇记》，未作考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未考东晋江州治所，仅录《宋志》的记载。本文着重考订东晋江州治所变迁过程，进而分析江州治所变迁的原因。

一、东晋前期江州治所变迁

东晋建武元年（317），江州治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宋志》江州刺史条和《南齐志》江州条皆载，晋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晋书·王敦传》，西晋末，王敦为江州刺史；“中兴建，拜（王敦）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王戎传附王澄传》载，西晋末有杜曾之乱，“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据《通鉴》，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八月，“丞相睿承制”，“进王敦镇东大将军”，加江州刺史；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马睿称晋王，“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可见，西晋末，王敦为江州刺史，镇豫章。东晋立国之初，王敦为江州牧。豫章郡治南昌，江州当亦治南昌。东晋承西晋置江州，当仍治南昌。

太兴元年（318），江州改治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元年（318）十一月，“加大将军王敦荆州牧”；《王敦传》载，“寻加（王敦）荆州牧”。当时，王敦以江州牧加领荆州牧。《宋志》荆州刺史条载，荆州刺史，“王敦治武昌”。《南齐志》荆州条载，荆州，“王敦治武昌”。故太兴元年（318），王敦以江州牧加领荆州，治武昌。又据《王敦传》载，永昌元年（322），“以（王）敦为丞相、江州牧，晋爵武昌郡公······还屯武昌”。可见，此时王敦为江州牧，治武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成帝咸和元年，以温峤为（江州）刺史”。《晋书·温峤传》载，“咸和初，（温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通鉴》载此事在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八月。据此，咸和元年（326），江州仍治武昌。

咸和三年（328），江州改治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晋书·成帝纪》载，咸和三年（328）正月，苏峻叛，“温峤帅师救京师，次于寻阳”；《温峤传》载，苏峻叛乱，“峤屯寻阳”；《刘胤传》载，“咸和初为平南军司，加散骑常侍。苏峻作乱，温峤率众而下，留（刘）胤等守湓口······俄而，代峤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据《通鉴》，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四月，“以平南军司刘胤为江州刺史”；十二月，郭默擅杀刘胤；咸和五年（330）正月，“（朝廷）以（郭）默为江州刺史”；此后，陶侃、庾亮以郭默擅杀赵胤而讨之；“郭默欲南据豫章（胡注：欲自寻阳而南据也），会太尉（陶）侃兵至，默出战不利，入城固守，聚米为垒，以示有余，侃筑土山临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晋书·艺术传·戴洋传》载，“（戴）洋往寻阳，时刘胤镇寻阳”，后“胤遂为郭默所害”。据此，刘胤为江州刺史，镇寻阳湓口。《元和志》江南道四江州浔阳县条载，浔阳县，“大业二年改为湓城县，武德五年复改为浔阳县”。《寰宇记》江南西道九江州条载，“江州，浔阳郡，今理德化县”；“成帝咸和元年移江州理湓城，即今郡是也。晋初理在江北岸，地名兰城，即旧郡城也。温峤为守之日移于此”。《寰宇记》所载咸和元年（326）应为咸和三年（328）。又据下引《南齐志》江州条载，亦可证江州所治寻阳，即湓口。刘胤为江州刺史，应治在寻阳湓口。故因苏峻叛乱，咸和三年（328），温峤自武昌迁于寻阳，江州刺史即改治此。

咸和五年（330），江州改治武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咸和）五年，陶侃以荆州领江州，置在江陵。九年，庾亮以豫州领江州，镇芜湖”。《晋书·陶侃传》载，平定苏峻叛乱后，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通鉴》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五月载，陶侃移镇武昌。可见，咸和五年（330），江州改治武昌。《豫章古今记》与《晋书》所载咸和五年（330）江州治所不同，当从《晋书》。雷次宗以为庾亮以豫州领江州，江州遂迁镇芜湖。然《晋书·庾亮传》载，“陶侃薨，迁（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乃迁镇武昌”；《通鉴》载此事在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六月。据此，咸和九年（334），庾亮领江、荆、豫三州，是豫州迁治武昌，而非江州、荆州迁治芜湖。

咸康六年（340），江州改治寻阳。《宋志》江州刺史条载，江州刺史，“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南齐志》江州条载，晋惠帝时置江州，治豫章；“庾亮领（江州）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州寔为根本。临终表江州宜治寻阳，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阳二郡，治湓城，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晋书·成帝纪》载，咸康六年（340）正月，“庾亮薨”；《庾亮传附庾翼传》载，“及亮卒”，授庾翼荆州刺史，“代亮镇武昌”。又据《晋书·王舒传附王允之传》，“咸康中，（王允之）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据《通鉴》，晋成帝咸康八年（342）正月，“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田余庆先生认为，“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春，王、庾两家族的王允之与庾怿，恰好互换了地盘”。王允之任江州刺史，应在庾亮卒后，即咸康六年（340）。故咸康六年（340）荆州、江州分治，荆州仍治武昌，江州改治寻阳。

咸康八年（342），江州改治半洲（今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西北）。《晋书·外戚传·褚裒传》载，“（褚裒）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通鉴》载此事在晋成帝咸康八年（342）十二月。据此，咸康八年（342），江州改治半洲。

建元元年（343），江州改治武昌。《晋书·庾亮传附庾冰传》载，“（庾冰）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通鉴》载此事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八月。又据《通鉴》，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十月，“以征虏将军桓冲为江州刺史”。《晋书·桓彝传附桓冲传》载，“（桓冲）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获襄将张骏、杨凝等，徙于寻阳。冲在江陵，未及之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将妻子北叛。冲遣将讨获之，遽还所镇”。由张骏等“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可见，此前江州仍治武昌。

二、东晋后期江州治所变迁

宁康元年（373），江州改治寻阳。《晋书·桓彝传附桓石秀传》载，“（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寻阳”。《通鉴》载此事在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七月。

太元六年（381），江州改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太元）六年，桓冲以荆州领江州，镇江陵”。《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二年（377）十月，桓冲为荆州刺史。据《豫章古今记》，太元六年（381）桓冲又兼领江州刺史，江州遂迁治江陵。

太元九年（384），江州改治寻阳。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太元）九年，桓伊为（江州）刺史”。《晋书·桓宣传附桓伊传》载，桓伊为江州刺史，“（上疏）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据《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二月，桓伊为江州刺史。故此年江州改治寻阳。《晋书·桓彝传附桓冲传》载，桓冲上表，以为“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可见，当时仍治寻阳。《晋书·桓玄传》载，“诏以（桓）玄为江州，（殷）仲堪等皆被换易，乃各回舟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据《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九月，“以（桓）玄为江州刺史”；十月，桓玄与殷仲堪“盟于寻阳”。可见，至隆安二年（398）桓玄为江州刺史，江州仍治寻阳。

隆安四年（400），江州改治江陵。《晋书·桓玄传》载，“（桓玄）表求领江、荆二州”，诏以桓玄为荆州刺史，桓修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江州”，于是“复领江州刺史”；《通鉴》载此事在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三月。《宋志》荆州刺史条载，荆州刺史，“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南齐志》荆州条载，荆州，“太元十四年，王忱还江陵。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自忱以来，不复动移”。据《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七月，以王忱为荆州刺史。故自太元十四年（389），东晋荆州治江陵。桓玄以荆州刺史兼领江州，故江州改治江陵。

隆安五年（401），江州改治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晋书·桓玄传》载，“（桓玄）以（桓）伟为江州，镇夏口”；《通鉴》载此事在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十二月。据此，隆安五年（401），江州改治夏口。

元兴三年（404）前，江州改治寻阳。《晋书·何无忌传》载，刘裕起兵讨桓玄，桓玄以“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桓玄传》载，“（桓）玄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宋书·武帝本纪上》载，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起兵讨桓玄，声言“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三月，“（桓）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据此，元兴三年（404）前，郭昶之为江州刺史时，江州改治寻阳湓口。《晋书·刘牢之传附刘敬宣传》载，“（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据《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四月，“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又据《通鉴》，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十二月，以何无忌为江州刺史；义熙六年（410）二月，卢循自番禺北攻江州，“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可见，刘敬宣、何无忌为江州刺史，仍治寻阳。

义熙七年（411），江州改治南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安帝义熙六年，庾悦为（江州）刺史”。《宋志》江州刺史条载，“庾悦又治豫章”。《南齐志》江州条载，“庾翼又还豫章”。《南齐志》中“庾翼”应为“庾悦”。《宋书·庾悦传》载，东晋末，庾悦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毅上表称“愚谓（江州）宜解军府，移治豫章”；“于是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惔领千兵守寻阳”。据《通鉴》，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四月，江州刺史庾悦移镇豫章。庾悦虽义熙六年（410）为江州刺史，然江州移镇豫章则在次年。豫州郡治南昌，江州遂治南昌。

义熙八年（412），江州改治寻阳。据上引《宋书·庾悦传》，刘毅“解（庾）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晋书·安帝纪》载，义熙八年（412）九月，“刘裕帅师讨（刘）毅。裕参军王镇恶陷江陵城，毅自杀”。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义熙）八年，孟玉为（江州）刺史”。此“孟玉”应为“孟怀玉”。《宋书·孟怀玉传》载，“（义熙）八年，（孟怀玉）迁江州刺史”。《宋志》江州刺史条：载，江州刺史，“庾悦又治豫章，寻还寻阳”。《南齐志》江州条载，江州，“义熙后还寻阳”。义熙八年（412），刘毅败死，孟怀玉为江州刺史，江州当还治沿江重镇寻阳。宋永初元年（420），江州入宋。

三、东晋江州治所变迁的原因

考察江州治所变迁的原因，首先要明确西晋设立江州的背景。《南齐志》江州条载，“晋元康元年，惠帝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有司奏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为新州，新安、东阳、宣城旧豫章封内，豫章之东北，相去悬远，可如故属扬州。又割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为江州，宜治豫章’”。据此，西晋因荆、扬二州疆土广远，难以治理，遂置江州，统豫章等十郡，治豫章（南昌）。西晋置江州，治豫章（南昌），当因豫章郡在江州十郡中地位较高有关；且豫章郡居赣水下游，与江州十郡和其他各地的交通也有便利之处。

东晋定都建康后，江州的地位就显得异常突出。对此，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有深入分析，他认为，“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有供应上游军食”；“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除短暂治豫章（南昌）外，东晋江州其余治所皆在江水之滨，这与上游、下游之争有关。

由上文所考，江州曾治南昌、武昌、寻阳、半洲、江陵、夏口，前后变动15次。其中，江州治武昌3次，前后50余年；治寻阳有6次，前后40余年；治江陵2次，前后4年多；治夏口1次，不足3年；治南昌2次，前后2年多；治半洲1次，不足1年。可见，东晋江州治武昌、寻阳是长期性的，治江陵、夏口、南昌、半洲是暂时性的。江州多治武昌、寻阳，与此二地所具有特殊战略地理位置有关。

武昌旧属荆州，后属江州，为兵冲要地。《晋书·王湛附王述传》载王述言，“武昌实是江东镇戌之中，非但扞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顾祖禹认为，“自东晋以后，谈形势者未尝不以夏口、武昌为要”。夏口在武昌西侧，江州治夏口或武昌，战略意义大体相近，只是夏口更偏西，武昌又为武昌郡治所。较之武昌、夏口，寻阳距东晋都城建康更近，且如上引庾亮所表，寻阳“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寰宇记》江南西道九江州条载，寻阳“弹压九派，襟带上流，自晋以来，颇为重镇”。顾祖禹言，“自晋置江州，以浔阳中流襟带，倚为重镇”。相比武昌，江州治寻阳，对京都建康更具有威胁。若建康方面需要倚重上游方镇之援，或上游方镇欲胁迫朝廷之际，江州遂居寻阳。半洲在寻阳西侧，江州治半洲或治寻阳，战略意义大致相同，只是半洲偏西且为孤岛，寻阳为寻阳郡治所。

东晋江州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门阀士族、新兴权贵势力皆欲控御江州。据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可知，东晋时，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皆曾一时当权；东晋末，刘裕当权，门阀士族走向衰落。东晋江州治所的变迁，与东晋门阀、新兴权贵势力之间相互争夺有很大关系。上游方镇和建康势力间的抗衡，往往会带来江州治所的改变。结合上文考证和万斯同、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将东晋江州治所和江州刺史的变迁列表于下，以便分析江州治所变迁的具体原因（表1）。由表中内容可见，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和刘裕权势集团皆曾一度控制江州。

东晋初年，“王与马同天下”。琅邪王氏不仅有王导掌握朝廷中枢，也有王敦控御江、荆二州。王敦自南昌迁至武昌，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上游荆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顺流控御朝廷所在建康。晋成帝初，苏峻逼建康，朝廷需要上游方镇相救；江州刺史温峤自武昌入救，军于寻阳，江州治所遂迁于此。平苏峻之叛，陶侃功高。陶侃以荆州刺史兼领江州后，遂自荆州江陵移治武昌，江州遂移武昌。晋成帝咸康之际，门阀王氏、庾氏之争“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江州在此背景下由武昌迁往寻阳。咸康八年（342），褚裒以外戚任江州刺史，治半洲，当是出于平衡王氏、庾氏关系。据《通鉴》，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当时庾翼为荆州刺史，庾冰领江州，“镇武昌，以为翼继援”。

颍川庾氏之后，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先后控制江州，江州治武昌相沿不改。桓温因灭成汉之功，谯郡桓氏成为新的门阀。此后，江州控制权便落入桓氏手中。桓温卒后，桓氏遂将江州治所自武昌迁治寻阳，即可防范控御朝廷的王、谢家族势力，也可对建康方面施加影响。陶范为陶侃之子，王愉出身太原王氏。东晋后期，太原王氏在朝中有极大权势。桓冲、桓玄为从陶、王手中夺回江州的控制权，皆先以荆州刺史兼领江州，荆州治江陵，江州治所遂暂寄治江陵。桓氏夺回江州后，江州、荆州旋又分治，江州前后两次自江陵分别迁回寻阳、夏口。桓玄欲取代司马氏，又将江州自夏口迁于寻阳，以胁迫朝廷。东晋末，江州短暂治南昌，是因刘毅与刘裕之争。刘毅迫使江州刺史庾悦迁治南昌，以亲将赵惔守寻阳；刘毅败死，江州遂迁回寻阳。据上述，东晋江州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江州治武昌、寻阳等地战略意义有所不同，在门阀士族、新兴权贵势力的争夺之下，江州治所常有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