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田和男：从开封的空间构造看宋代皇帝的“与民同乐”|久保田和男|仁宗|太宗|宋朝|开封市|都城

导语

唐代长安城太极宫的端门位于皇城之内，处于封闭的空间格局中，普通百姓无缘靠近。而宋代开封的宣德门则截然不同：皇帝每逢年节活动便会亲临门楼，与都城百姓共享这一公共空间，让都城百姓得以目睹皇帝的容貌。让皇帝的存在可视化，是宋代都城空间的营造方式，也是“与民同乐”庆典背后蕴含的政治目的。

一、宣德门前的“与民同乐”

与唐朝前半期仅由统治阶级参加的国家仪礼不同，北宋皇帝为了让所有都人感受到一体感，开始推行祝祭化、世俗化的新型仪礼。为此，北宋皇帝在开封宣德门前举行端门肆赦、上元观灯等大型聚集性活动。皇帝登临临街的宣德门楼，与聚集的都人一起庆祝。

宣德门前，宽达两百步的御街与东西向通衢呈“T”字形交叉。笔者认为，这样的空间为举办上述活动提供了场地。

“赐酺”指天子设宴招待庶民，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秦代。秦始皇严禁民间举行宴会，作为替代，他亲自宴请庶民。唐代在朱雀大街对面的宫城门楼上举行赐酺，睿宗朝举行过一次（在安福门），玄宗朝举行过一次（在勤政务本楼）。终唐一代，唐朝一共举行过两次赐酺。

宋太宗曾于宫城正门前重现唐代赐酺的盛况：“（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诏赐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召耆老列坐楼下，赐酒食。”

在此次活动中，太宗自丹凤门（后称宣德门）出宫，沿着从丹凤门到朱雀门的御街观酺。后来，真宗朝也多次举行“赐酺”，学界普遍认为，此类活动与真宗朝以天书下降、泰山封禅等为代表的独特政治文化相关。此后，宋朝再未举行过“赐酺”。

北宋统治者在宣德门前举行的庆典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正月十五日前后开始、持续五天的上元观灯。这一时期的上元观灯已不仅是民间活动，更是由国家主导的盛大的官方活动。唐代皇帝（尤其唐睿宗），常从宫外大街对面的门楼（安福门、延喜门）移驾出城。在宋初，皇帝常在开封城的宣德楼举行盛大的出宫仪式。此类仪式的举办时间不仅限于上元节，有时也会在中元节、下元节。

按宋代开封城管理制度，深夜至凌晨时段通常会禁止都人外出。当然，在夜间，内城的城门也是关闭的。但是，在上元观灯的五天里，朝廷会解除宵禁，允许都人夜间在城中自由行走。宣德楼的正对面矗立着开封城最重要的彩山景观，于前一年冬至建成，据说站在御廊里的都人皆可看见。皇帝登临宣德门楼，亲览都人会聚、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例如，范祖禹的《进故事》中有如下记载：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楼观灯。召司空致仕李昉，赐坐于御榻之侧，慰抚良久。酌御樽酒饮之，自取果饵以赐。上观京师繁盛，亲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为通衢长廊，因曰：“晋高祖优柔无断，稔成奸恶。少主昏蒙，卒至亡灭。洎至汉朝，其政愈乱，致苏逢吉、史弘肇辈，互相猜贰，李崧之族，枉陷涂炭。是时京城人情仓皇，殆无生意，岂暇营缮都邑乎？”昉对曰：“晋汉之事，老臣备经。今陛下恭勤治道，听政无倦，是致四海清晏，辇毂繁盛。”上曰：“勤政忧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华为乐，盖以民安为乐。”

太宗曾在乾元门（当时宣德门的名称）观灯，并与五代旧臣李昉谈话。李昉在称颂太宗治绩时，特别提到他们所看到的都城的繁荣景象。对此，太宗在回应中强调了优先考虑民众生活安定这一政治姿态。

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在奏疏中写道：

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由上引奏疏可知，仁宗在上元观灯后还举办了一项活动，即正月十八日，艺人们在宣德门前进行表演，其中甚至包括女相扑艺人，她们同其他艺人一样也会获得皇帝的赏赐。可见这项活动的规模相当大。仁宗携后宫女性登临宣德门楼，与聚集在楼下的“万民”相见。这再次证实了宣德门前的“广场”作为公共空间极为开阔。

二、拓宽御街、修建御廊，方便百姓围观

位于开封中轴线上的御街，始于宣德门，并向南延伸。范祖禹的《进故事》记载了太宗在宣德门楼上眺望御街风景时的情景（见前引文）。据此可知，宫城正门前广阔的“通衢长廊”，是拆毁“前朝坊巷省寺之所”后建成的。后晋、后汉时期政治混乱，开封人心惶惶，所以不是修缮都城的好时机。也就是说，“通衢长廊”是在北宋时期修建的，其修筑更侧重于“都邑的营缮”（即都城空间的修缮），这一成果难以在五代时期完成。不过，“通衢长廊”究竟指什么？《东京梦华录》中有如下记载：

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这一史料表明，御街从宣德门起向南延伸，宽约两百步（约合三百米），两侧设有御廊。太宗提到的“通衢长廊”无疑是《东京梦华录》中所描述的御街与御廊。仅从文字记载来看，御街所在区域在五代时期本为“坊巷省寺之所”，入宋后，宋朝政府将原有建筑拆除，改建为宽阔的街道。因此，史料所载御街的宽度达三百米，这一数据是相当可信的。

《东京梦华录》载：“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这一记载表明，通过设置“黑漆杈子”“朱漆杈子”，御街被划分为御道和侧道。由此可见，御道原为皇帝专用。

南郊卤簿分为“中道”和“外仗”两部分。宋人描绘中道的画《大驾卤簿图·中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御街中心的“御道”（在朱漆杈子之中）供中道卤簿通过，外仗则供外侧的游行队伍行走。卤簿钟也刻画了同样的情景。当都人（庶民）在御廊观看仪仗队时，会油然而生与皇帝共处同一空间的一体感。《东京梦华录》中有“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的记载，表明作为观众席主要部分的御廊也被利用起来。这是一场百官、六军参加，大多数都人前来参观的规模空前的集会。如此看来，御街宽度达三百米是非常必要的。

对宋朝统治者尤其是宋太宗来说，从宣德门望见的“通衢长廊”，是政府矫正五代弊政、勤勉推行善政，从而达到“四海清晏，辇毂繁盛”景象的象征性景观。或者可以说，“通衢长廊”是宋代有计划地进行都城景观建设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因此，宋代开封并没有效仿唐朝都城以坊墙围合大街的格局。起初，宋朝政府并不禁止御街、御廊中的商业活动，御廊也被用作商品交易的场所。《东京梦华录》中有“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之语。由此可知，政和年间宋朝政府始下令禁止御廊中的商业活动。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御廊中曾有民间商人的固定店铺。《东京梦华录》载：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在每年的元宵节，御廊便会成为艺人演出的舞台。据史料记载，每当黄河发洪水时，御廊也和寺院一样，被用作收容难民的场所。也就是说，御廊是公共空间，不允许任何人占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曾前往城外青城（南郊斋宫）的金军大营议和，都人便站在南薰门至宣德门的御街上等待钦宗归来，晚上就住在“御廊”。由此可见御廊的公共空间性质。

即使是国营的市易务，也曾在“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此处所谓“叉子”（同前文中提及的“杈子”），就是用木棍做成的简易四角结构的东西。正因市易务等国营机构与民争利，民间商人难以在御廊设立固定店铺，只能借助“叉子”来营业。都亭驿作为接待辽国使节住宿的地方，被建在汴河北侧、州桥西侧。基于此，反对变法的旧党批评说，这种与民争利、可称失德的国营店铺，若被辽使所见，将有损国体（文彦博语）。

民众踊跃参加各类公共活动，意味着皇帝德治的成功。太宗身处“通衢长廊”，亲见“京城繁盛”，于是感慨：“勤政忧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华为乐，盖以民安为乐。”类似记载属于有感而发。御廊这种空间设置——让辽国使节住在御街、御廊相邻的都亭驿——不正好可以让辽使目睹开封的繁盛，从而深切感受到宋朝皇帝德治的成功？旧党（文彦博）对市易务在御廊设铺的批评，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史书记载，按照惯例，辽国使节得到许可后，可以在御街中心的御道上通行。

北宋时期，作为展示庶民安居乐业的舞台，御街、御廊与都城融为一体。宣德门矗立其间，可将御街、御廊尽收眼底，象征着皇帝的存在。这样的空间构造，既是宋朝盛世的象征，更是向辽国使节展示宋朝盛世景象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