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日清晨，闽西龙岩的山谷冻得硬邦邦，61岁的李绍为蹲在山坡的工地边，望着还昏迷不醒的左家兵，心里直打鼓。两个月前，他俩跟着一个小包工头离开湖南衡阳，以为一天能挣七十块，回来盖房子娶儿媳，如今回家路费都成了问题。
那片石山比想象中顽固。电镐、铁锤砸得叮当作响，一米沟要挖到五十公分深，一天下来手指尖都是血泡。发薪日却只塞来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从5块、30块到元旦那天的60块，连买张火车票都不够。李绍为暗暗盘算，真不行就只能再熬几天。可熬来熬去却熬出祸事。
1月1日中午，喝了几口散装白酒驱寒的左家兵忽然腿软，说不出话。工友把他抬上救护车，李绍为一路跟到龙岩市第一医院。诊断——突发脑溢血，手术要两万元。对口袋里只剩几十块的人而言，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主治医生低声提醒：“若放弃，三小时左右就会停止呼吸。”李绍为眼泪直掉，却无计可施。
晚上七点，医院走廊空荡。李绍为弯腰把一百三十斤的左家兵背起来，从四楼一路下楼，汗水浸透棉衣。他相信“落叶归根”是兄弟最后的愿望，再苦也要带回去。跑出医院门口，他没敢回头，怕心一软就迈不动脚。
几名同乡在广州火车站外找来破木箱、粗绳和旧编织袋，合力把遗体包好。为掩人耳目，李绍为在布上洒了白酒，“就当他醉了”。车站巡警却察觉异样，把几个人带走调查。说明来龙去脉后，警方虽批评其方式不当，但见几人确实无钱可用，决定不予追责，只嘱咐尽快通知死者家属。
左家兵的两个儿子连夜赶到广州时，已是1月3日。李绍为把攒下的1400块钱和工地写的那张欠条一并交给他们。他说得很轻：“这是你爸的血汗，谁也不能动。”短短一句，算作安慰，也像交代。
然而，迟到的通知让悲恸的家属心生怨气。他们埋怨李绍为带尸远行，耽误了调查时间。有人甚至怀疑他收了包工头的封口费。李绍为红着眼，拍着胸口回一句：“要是我拿过一分钱，我就跟家兵一起走！”院坝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这个倔老头向来财物分明，不会在兄弟身上动手脚。
几天后，左家兵的葬礼草草举行。村里人议论纷纷，大多心疼李绍为的仗义，也有人说他“办法太笨”。可在李绍为看来，人这一辈子图的就是一个“对得起”三个字，别无他求。
风头过去，媒体报道却把他推上了社会新闻。深圳的潘先生打来电话，邀请他去惠州的农庄看门种菜，包吃住，每月开四百元。李绍为心动，带着一包行李南下。可海风太咸，夜里一吹，老寒腿疼得不行，十几天后便告别东家，徒步到车站返乡。更背运的是，回程火车上，他口袋里那一千块捐款被小偷摸走，只剩几枚硬币。
又有常德一位老板喊他去农场帮忙，他高兴去了，可三天后踩三轮车时扭伤腰，不得不放弃。乡亲劝他认命，他却摇头：“田还是要种，手脚不停，心里才踏实。”此后，李绍为守着家里三亩水稻地，春耕秋收，闲时给邻村盖屋帮工，日结几十块，也够糊口。
这些年，外头再没传来包工头的消息，欠薪和医疗费成了悬案。左家兵的两个儿子都已在广东成家，偶尔逢年过节，会托人捎来点特产，却从不踏进李家门槛。偶有人提起当年的“背尸事件”，乡亲们唏嘘一阵，又各自散去。
李绍为如今七十出头，耳背得厉害，依旧住在那座瓦房里。墙角挂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屋梁上却钉着一张发黄的火车票——2005年1月1日龙岩至广州硬座15车厢42号。有人问他为何留下那张票，他抿着嘴，许久才道：“那是家兵最后一次坐车，我得替他记着。”
村里的晒谷坪上，常见他蹲在石阶边抽旱烟。孩子们围着问：“李叔，那年你怎么就敢背人上火车？”他笑笑：“那不是胆子大，是没招了，总不能让兄弟一个人躺异乡吧？”话语轻，却像山里的冬雾一样，让人心里发酸。
至于未了的工钱，他曾跑过县里、镇里反映，也写过举报信。文件来来去去，包工头换了手机号，从此杳无音讯。2012年，他的弟弟病重，家里再度拮据。邻居劝他去城里再找活，他摆手：“折腾不动了，在地里蹲着，心里安生。”
日子虽素淡，倒也宁静。前年秋收后，李绍为用攒下的两千多块，给自己买了副旧收音机和一双棉鞋。稻谷晒干，他就搬张竹椅到门口，调到衡阳电台，听戏、晒脚，偶尔提起当年的兄弟，眼角仍会湿。
外人总问，背一具尸体千里迢迢值不值？村里老汉经常替他作答：“值！因为良心这玩意儿，一生只卖一次，卖了就再也买不回。”李绍为听见，嘿嘿一笑，把帽檐压低，挥手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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