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萧向荣被调往国防科委任职，妻子余慎却直言这份工作其实并不适合他的性格吗？
1969年10月十九日，北京秋风已凉。拎着军绿色皮箱的萧向荣走进西站，他没穿军装，只扣了件旧呢子大衣。列车汽笛嘶哑，他要去河南驻马店总参“五七”劳动学校报到。
车厢里颠簸，他默默翻着随身带的《史记》，偶尔抬头望窗外飞掠的枯田。六十岁的人了，腿脚已不比当年，但组织让去，他一句怨言也没提。同行战士问：“萧副参谋长，真舍得离开北京？”他淡淡笑道：“离不开也得离。”
驻马店的冬夜刺骨。清晨五点，操场集合，挑粪、砍柴、修水渠，样样要上手。他晌午躲在麦垛后面写诗，一首接一首，记战马嘶鸣，也写蚊虫叮咬。连里小伙子围过来听他念诗，惊讶一个“老首长”能把寒星与枪声揉进五律七绝，“原来打仗的人也这么斯文”。
三年里，他养成新习惯：每天记日记、每周做小结，谁来探望，姓名职务一并贮存小本。后来清点，接待了一千五百余人次，不少是昔日并肩的老战友，也有冲着“萧老”文名寻诗来访的年轻人。劳动学校苦涩，友情与文字却让这段焦灼日子有了温度。
1972年盛夏，他因旧伤复发获准返京治疗。阔别已久的中南海南门前，那些曾在炮火里同生死的将军们接连登门。几番交谈，让他鼓起勇气。翌年四月七日，一封三千五百余字的长信摆在叶剑英元帅桌上——既是自陈，也是一纸请战书，言辞坦率，情真意切，请求复查，愿再为党发一分光。
叶帅阅毕批示总参党委复查。程序冗长，风向多变，结果迟迟未出。等待期间，他几乎不外出，早起读书，午后抄诗，傍晚同老友散步。有人叹他“闲云野鹤”，他却自嘲“候车的兵”。内心深处，他清楚：真正的考卷还在路上。
1975年初，中央强调整顿军队风纪。二月某日，徐立清登门，口风甚紧，只丢下一句：“军委有意让你出山。”先是军事科学院副政委，转瞬又改为国防科委副政委。消息像风刮过胡同，他本人倒平静，只说一句：“领命。”
回到家，他把文件放在桌上。妻子余慎蹙眉：“科委杂事多，你还是去军科院写书更合适。”她担心丈夫身子骨，亦担心那里的派性纠葛。萧向荣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轻声答：“组织需要，咱不能挑肥拣瘦。”对话只有短短几句，却透露老兵的倔强。
三月，军委批复，恢复行政五级待遇。那晚，几位老友小聚，小酒浅斟。有人感慨：“整顿形势紧，你是救火队长。”他摆手：“我尽力而已，不敢言功。”
国防科委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科研与军工体系，机关、院所、厂矿星罗棋布，各类派性暗流涌动。萧向荣上任次日，与主任张爱萍商定：先立规矩，再讲感情。二人合笔起草《关于解散一切派性小团体的决定》，限定七月一日前必须整肃到位。电文通过中办上报，被编为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十四号文件。
文件下达，风声鹤唳。有人不服，试图拖延，他挤出时间到基层“蹲点”，当面宣讲：“再折腾，科技就废；不团结，国家吃亏。”语气平和，却寸步不让。不得不说，老人家那股韧劲，压住了不少暗流。到八月，绝大多数派性组织自行解散，科研秩序肉眼可见地清朗。
整顿告一段落，萧向荣把精力放回技术路线图：卫星测试场怎么扩容、导弹部件怎么统筹，他挨个研究，请专家当面提意见。秘书记下过一句话：“科学也打仗，慢一天就多流血。”这句话后来自然地传开，成为科委职工津津乐道的警句。
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却比预料中衰败得快。1976年春，心脏病再度加剧。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他在阜外医院紧握妻子的手，低声说：“别担心，材料我都交代清楚了。”话音未落，心跳停摆。享年六十六岁。
噩耗传来，科委大院的早班车停在大道旁，司机鸣笛致敬；科研楼里的人站在窗边脱帽默哀。张爱萍眼眶发红，却只说了四个字：“任务未完。”一年后，他重返主任岗位时，首先批准编辑《萧向荣遗稿》，将那厚厚的诗稿与日记交给出版社。
1980年冬，《人民日报》整版刊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萧向荣》，文末署名中，几位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将悉数在列。对于这位“书生味”的开国少将，历史给出的最后评语是清晰的：战时能冲锋，逆境能自守，拨乱反正时敢亮剑。那一纸悼文，如同盖章，宣告一个老兵的苦乐荣光彻底被镌刻进共和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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