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翻看1959年到1975年七批特赦人员名单，至少能找到十三个黄埔一期生，他们就是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的范汉杰、李仙洲，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马励武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兵团中将副司令何文鼎（有资料说何文鼎是正司令并不准确，该兵团司令是裴昌会），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的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郭一予和黄维，再加上1972年病逝的第十七兵团司令中将刘嘉树，这些人堪称“功德林黄埔一期十三太保”。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盘点黄埔一期生的时候漏掉了几个人：“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两份名单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沈醉“漏掉”了何文鼎、韩浚和杨光钰，这种“漏掉”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的复杂履历就知道了。
沈醉不提何文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何文鼎1985年4月13日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而何文鼎的起义跟沈醉的起义不是一个概念——何文鼎是1949年12月与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在四川德阳县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国民党第七兵团及其所属后勤单位全部起义，而沈醉是在被卢汉扣押后才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签字后还跟余程万、李弥、李楚藩、童鹤莲、石补天、沈延世暗地里结为七兄弟，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承认：“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碾庄圩被歼灭，老蒋并没有取消该兵团番号，而是一再重建——有资料说第七兵团第四任司令是张耀明，第五任是裴昌会。
我们将特赦名单中的“黄埔一期十三太保”和沈醉《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的十人名单一对照，就会发现除了何文鼎，沈醉还“漏掉”了韩浚和杨光钰。
何文鼎确实是起义将领，为什么他进战犯管理所而裴昌会当了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原因，沈醉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就把他略过不提了。
比何文鼎经历更复杂的，就是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按理说沈醉不应该在盘点功德林黄埔一期生的时候漏掉韩浚，因为沈醉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编在第二组，学习组长是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还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
沈醉和韩浚曾在一个盆里吃菜，分菜的就是韩浚，沈醉忘记谁也不应该忘记韩浚：“有一天，同组的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笑嘻嘻从外面端着菜盆进来，给我们分菜准备吃午饭。有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刚才各组值日在等分菜时，不少人都说笑话，还说什么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我想起他们说的笑话很好笑，所以一路笑进来。’我连忙接着说：‘是应当多笑笑，轻轻松松，人也舒适些。’”
这个韩浚有可能是《特赦1959》中那个“工程师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韩浚被俘时，带领的确实是王耀武最精锐的一支部队，而且是跟李仙洲同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但叶立三的履历，跟韩浚并不完全重合。
韩浚这个名字，出现在我方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比如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2年第五期的《叶挺平叛——二次北伐时击溃夏斗寅的战斗》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叶挺临危受命，当机立断，派七十二团于5月17日晚先行逼近纸坊，为配合七十二团的行动，当晚以电话通知第十一军教导营营长韩浚……韩浚与袁教导员仅以五分钟即集合全体学生，作了简短动员，整装待发……韩浚率教导营迂回到敌人后侧猛打，夏部感到腹背受敌，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遂向土地堂方向逃窜。”
《纵横》2000年第三期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史料搜寻记》中也提到了韩浚，当年的韩浚韩浚曾和卢德铭在武汉警卫团共过事，卢是团长，辛焕员是指导员，韩浚是参谋长：“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指示卢、辛、韩三位团干部到转战在福建、广东交界一带的南昌起义部队工作，三人分行，至崇阳县大沙坪时，遇地方民团阻击，辛焕员不幸牺牲，走在居中的韩浚被俘，卢德铭走在后面获悉情况后改变路线，在当地农会干部的护送下回到修水，参加了秋收起义。”
有人说韩浚参加了秋收起义，但看相关人员对韩浚的访问记录可知，韩浚被捕两个月后才被保释，从那以后就跟上级失去了联系，只好去广东投奔了陈铭枢，后来又被蒋介石招揽，从此与原先的战友分道扬镳。
韩浚在莱芜战役中以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身份被俘，并于1961年12月25日与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等人同在第三批特赦，然后回到湖北，当了政协委员、常委、文史专员。
何文鼎和韩浚的经历都有些复杂，杨光钰不被沈醉提及，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遍翻沈醉五本回忆录，都找不到杨光钰三个字。
据雷皓在《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一文中回忆，杨光钰和罗历戎都是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的，而且是较早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他们跟在临汾战役中俘获的阎锡山的原第二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在洛阳战役中被活捉的原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零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以及在天津战役中俘获的原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副司令林伟俦等，都算是“功德林老学员”，比沈醉进功德林早了六年。
沈醉之所以不提杨光钰，是因为这个中将副军长“有点惨”，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详细描述了杨光钰的状况：“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黄埔一期生，1947年清风店一役随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关押期间，他偷了一条毛驴、脱逃石家庄，途中被民兵开枪打断双腿，以致身残。”
沈醉应该在功德林不止一次见过杨光钰，因为失去双腿的杨光钰行动一直需要人背着，最先背杨光钰的是邱行湘，后来换成了徐远举。
其实沈醉大可不必在盘点“功德林黄埔一期生”的时候“漏掉”何文鼎、韩浚和杨光钰，这三个黄埔一期生能成为战犯，都没有绝对不可说的原因，尤其是那个可能是叶立三历史原型之一的韩浚，他甚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叛徒，因为韩浚属于“失联人员”，并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当年跟韩浚经历相似、后来也进了战犯管理所的人并不少，比如《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黄埔四期的文强，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呢。
老蒋的复兴社有曾扩情、康泽等十三太保，陈诚的土木系有刘云瀚、郭汝瑰等十三太保，阎锡山有杨爱源、孙楚、梁培璜等十三太保，当年的“十三太保”有好几伙，有些“太保”还是地下工作者或起义将领，也有些“太保”进了战犯管理所，于是读者诸君就可以思考一下这样有意思的问题了：沈醉盘点“功德林十三太保”的时候故意漏掉了他比较熟悉的三个人，究竟是不可说还是他不敢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十三个黄埔一期生，如果也按能力和资历排座次，“老大哥”和“小老弟”应该分别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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