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呢？我的票呢？”
我把行李袋摔在过道，盯着周岚手里那张薄薄的硬卧票。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泡面味、劣质烟味混在一起。
“就一张票。”周岚抬了抬眼，“你是新人，要懂得吃苦。”
“可出差通知上写的是两人！”
“写了就得有？”她笑了，那种笑像刀子，“杨树，你是第一天上班？”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那些眼神里什么都有——好奇，同情，更多的是漠然。我攥紧拳头，指节发白。
“那我睡哪儿？”
周岚没回答。她脱下外套，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然后她踢了踢我的小腿。
“发什么愣，过来一起坐啊。”
我叫杨树。二十四岁，在华北机械厂销售科干了八个月。
一九九二年春天，科里接到一批南方订单。经理开会时说，这是厂子转型的关键，必须拿下。会议室烟雾缭绕，老销售们低头喝茶，没人接话。
最后是周岚举了手。
她是我们科唯一的女主管，三十二岁，短发，说话像剪子。经理当场拍板：“周岚带队，再带个年轻的，锻炼锻炼。”
散会后，我被叫到主管办公室。
“收拾东西，后天出发。”周岚头也不抬，“去广州，转深圳，再去佛山。预计半个月。”
我心跳得快：“就我们俩？”
“嫌少？”她终于看我，“杨树，你在科里八个月，一张单没签。这次是机会，也是考核。”
这话像盆冷水。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
回到工位，老刘凑过来。他是科里的“老人”，还有两年退休。
“小杨，要出差？”
我点点头。
“跟周岚？”老刘的表情变得微妙，“那可得当心。这女人，厉害。”
我没问怎么个厉害法。办公室里人人都知道——周岚是破格提拔的，据说在南方有关系网，厂里几个大单都是她拿下的。但她不结盟，不请客，独来独往。
下班前去财务科借差旅费。
会计小陈是我的同乡，偷偷把我拉到一边：“树哥，你们这次标准是每人每天五十，住宿报销上限八十。但周主管上午来，把标准提到了七十。”
“为什么？”
“她说南方消费高。”小陈压低声音，“可上个月老张他们去上海，还是五十。”
我隐隐觉得不对，但没深想。
回家跟父母说。父亲在沙发上看报纸，头也不抬：“出差好，见见世面。”
母亲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手：“南方热，多带两件汗衫。钱够不够？”
“厂里借了五百。”
“省着点花。”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塞进我口袋，“穷家富路。”
那二十块钱皱巴巴的，还带着体温。
出发那天是周三。火车站人山人海。
我背着帆布包，提着人造革行李箱——那是舅舅用旧的，边角已经开裂，用胶带缠了好几圈。周岚就一个黑色公文包，轻装上阵。
“票取了吗？”我问。
“取了。”她从包里拿出两张票，瞥了一眼，又收回去，“上车给我。”
候车室弥漫着汗味和食物混合的气味。我们坐在长椅上等。周岚看文件，我盯着地面瓷砖的裂纹。
“这次去，主要是见三个客户。”她突然开口，“广州的赵老板，深圳的李厂长，佛山的陈总。资料你看了吗？”
“看了。”
“有什么想法？”
我愣了愣。说实话，那些资料我看了，但云里雾里。什么型号参数，什么交货周期，什么结算方式。在科里八个月，我干的全是复印、送文件、整理表格。
“我觉得……赵老板那里，价格可以再谈。”我试着说。
周岚笑了，是那种短促的、不带温度的笑。
“赵老板不在乎价格。他在乎的是交货速度。他上个月从浙江拿的货，晚了半个月，生产线停了三天。”她合上文件，“看资料要看重点，杨树。”
我的脸发烫。
广播开始通知检票。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检票口。我被挤得东倒西歪，周岚却灵活得像条鱼，几下就蹿到前面。
绿皮车停靠在站台，车厢外壁满是污渍。
我跟着周岚找到座位——不，是卧铺。她拿着票，径直走向卧铺车厢。我站在过道，以为她会给我另一张票。
“愣着干什么？”她回头。
“我的票……”
“上车再说。”
列车缓缓启动。我拖着箱子穿过硬座车厢——那里挤得水泄不通，行李架上塞满了，座位底下也塞满了。有人坐在过道的小马扎上，有人直接铺张报纸坐地上。
卧铺车厢安静得多。六人间，上中下铺。周岚的是下铺，靠近过道。
“坐。”她拍拍床铺。
我放下行李，局促地坐下。床单是洗得发白的蓝色条纹，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这次出差的费用，统一由我保管。”周岚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每天的支出要记账，发票要收好。回来要报账。”
“好。”
“你的五百块，先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从内袋掏出那沓钱——五张一百的，财务科刚领的，崭新挺括。周岚接过，数都没数，夹进笔记本。
“那二十块你自己留着，零用。”她说。
我心里一惊。她怎么知道我有二十块？
列车驶出城市，窗外是连绵的农田。四月的华北，麦子刚返青，一片浅绿。
“睡会儿吧。”周岚说，“晚上到郑州要换车，没时间休息。”
她脱了鞋，侧身躺下，面朝里。我坐在床沿，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哪儿。这是卧铺，按理说一个人一张床。可我现在……
“你也躺会儿。”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晚上有你累的。”
我僵硬地躺下。床很窄，两人平躺不可能，我只能侧着，背对着她。她的呼吸很轻，但我能感觉到那股温热。
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去南方，第一次和女同事——还是主管——这么近。我想起老刘的话，想起财务科小陈的提醒，想起周岚看我的眼神。
那眼神里没有温度，只有衡量。
车摇摇晃晃。不知过了多久，乘务员推着小车卖盒饭。周岚坐起来：“吃吗？”
“我不饿。”
“晚上要熬夜，吃点。”
她买了两个盒饭。米饭，白菜炒肉片，几片胡萝卜。五块钱一盒。我拿出那二十块，她摆摆手：“从公费出。”
我们坐在下铺吃饭。她吃得很快，几乎不咀嚼。我吃得慢，肉片很肥，白菜煮得烂烂的。
“周姐，”我试探着问，“到了广州，我们住哪儿？”
“招待所。”
“是……两个房间吗？”
她停下筷子，看我：“你想住两个房间？”
“不是，我是说……”
“厂里标准，只能开一间。”她继续吃饭，“标间，两张床。你担心什么？”
我脸红了：“我没担心。”
“那就好。”她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出门在外，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把事情办成，把钱拿回来，才是正经。”
吃完饭，她收走饭盒。我坐在窗边看风景。天色渐暗，远山变成剪影。
晚上八点，列车停靠郑州站。我们要在这里换乘去广州的车。
站台上人声鼎沸。周岚提着公文包走在前面，我拖着箱子跟在后面。换乘要走地下通道，台阶又长又陡。箱子很重，我提着吃力。
“快点。”周岚在下面喊。
我咬牙提起箱子，一步一步往下挪。汗从额头滴下来，流进眼睛，刺得生疼。
上了另一趟车，还是卧铺车厢。但这次，周岚只拿出一张票给乘务员。
“一张？”乘务员看看我。
“就一张。”周岚说。
乘务员没再问，撕了副券放行。我跟在后面，心里越来越沉。
来到铺位，还是下铺。周岚把公文包放好，坐下脱鞋。
“周姐，”我终于忍不住，“我的票呢？”
“没买。”她说得很自然，“硬卧没了，硬座也没了。现在是旺季，能买到一张卧铺就不错了。”
“可、可我们两个人……”
“所以你得想办法。”她躺下，“车上会有空位，或者补票。实在不行，站一晚上也没什么。年轻人，吃点苦是应该的。”
我站在原地，像被钉住了。
车厢里灯光明亮。其他铺位的乘客都看过来——上铺是个中年男人，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对面下铺是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摇头，老爷子叹了口气。
“那……我去补票。”我说。
“随你。”周岚翻个身，“不过提醒你，补票要去九号车厢，排队最少一小时。而且现在，大概率没票。”
我站了两分钟，转身往外走。
过道里挤满了人。硬座车厢的乘客涌到这里打水、上洗手间。我挤过去，汗湿的后背贴着别人的前胸。
九号车厢果然排着长队。队伍蠕动得很慢。我排在末尾，踮脚往前看。
窗口的乘务员面无表情：“没票，站票都没有。回车厢等着，有退票会通知。”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哀求。我站了四十分钟，队伍几乎没动。
回到卧铺车厢时，腿已经酸了。
周岚还没睡，靠在上铺看杂志。我的箱子还放在过道。
“没补到？”她问。
我摇摇头。
“那就找个地方凑合。”她指了指过道连接处，“那儿有空间，铺张报纸坐坐。明早到广州就好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陌生。这张脸在昏暗的车灯下显得很平静，甚至有点冷酷。
这就是职场吗？这就是“锻炼”？
我提起箱子，走到车厢连接处。那里已经有三个人了——两个农民工模样的大叔，一个学生。我靠着车厢壁坐下，冰凉的感觉透过衬衫。
列车在夜色中疾驰。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轰鸣。
我闭上眼，想起离家时母亲塞的二十块钱。想起父亲说的“见见世面”。想起厂里那些老销售喝茶时的表情。
原来世面是这样的。
凌晨三点，我醒了。
其实是根本没睡着。车厢连接处太冷，铁皮车厢透风。我蜷着身子，还是冻得发抖。那三个同伴倒是睡得熟，一个在打呼噜，声音像拉风箱。
腿麻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过道里只有夜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横七竖八的人影。有人睡在座位底下，有人趴在小桌上。
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想去洗手间。
经过卧铺车厢时，往里看了一眼。周岚的下铺空着，被子叠得整齐。人呢？
走到车厢中部，看见她了。
她在乘务员室门口，和列车员说话。两人挨得很近，列车员是个年轻小伙子，笑得殷勤。周岚也笑着，那笑容是我没见过的——柔和，甚至有点妩媚。
她手里拿着个苹果，递给列车员。列车员推让两下，接了。
我闪身躲进阴影里。
他们在说什么听不清，但肢体语言很明显。周岚轻轻碰了下列车员的胳膊，列车员点头，转身进了乘务员室，不一会儿拿着个东西出来——是个折叠小马扎。
周岚接过，道谢，转身往回走。
我赶紧退回连接处，假装刚睡醒。她经过时看了我一眼，脚步没停。
等她过去，我探出头。看见她回到铺位，把小马扎放在过道，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本书。
她没睡。或者说，睡醒了。
我去了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布满血丝，头发乱糟糟。用冷水抹了把脸，清醒了些。
回到连接处，那三个同伴也醒了。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看看我：“兄弟，没地方睡？”
“嗯。”
“我们挤挤，能坐开。”他往旁边挪了挪。
我感激地坐下。四个人挤在不到两平米的空间，腿都伸不直，但至少有点人气。
“去哪儿？”农民工大叔问。
“广州。”
“打工？”
“出差。”
“哦，坐办公室的。”大叔眼神变了变，不再说话。
天快亮时，列车广播响起。前方到站长沙，停车十分钟。
车厢里骚动起来。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过道里更挤了。我站起来活动筋骨，看见周岚在收拾东西。她把小马扎折好，收进包里。
“准备下车？”我问。
“不下。”她头也不抬，“但快到了，收拾一下。”
果然，二十分钟后，列车驶入长沙站。月台上人潮涌动。我们车厢下了几个人，又上来几个。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挤过来，看看手里的票，又看看铺位号。
“大姐，这是我的铺。”她怯生生地对周岚说。
周岚抬头：“你几号？”
“十二下。”
“这是我的。”周岚拿出票。
妇女仔细看了看票，又看看周岚，脸色变了：“你这票……是昨天的。”
空气凝固了。
周岚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但很快恢复：“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妇女指着票面日期，“今天是四月十六，你这票是四月十五的。过期的票不能坐。”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上铺的中年男人又探头。对面那对老夫妻也坐起来了。
周岚站起来，接过票看了看，笑了：“还真是。不好意思，我拿错了。”
她从包里又掏出一张票：“这张才是今天的。”
妇女核对后，松了口气，抱着孩子坐下。孩子哭起来，她连忙哄。
周岚拿着那张“过期票”，走向乘务员。我远远看着，她和乘务员说了几句，乘务员点点头，撕了票。
我忽然明白了。
昨天那张票是真的，但日期是昨天。今天这张，也许是后来补的，也许是……其他渠道来的。但无论如何，她昨天就有今天的票，却告诉我只有一张。
胸口堵得慌。
列车再次启动。周岚回来，看见我站在过道，眉头微皱：“找地方坐，别挡道。”
“周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你其实有两张票，对吗？”
她停住脚步，转身看我。那眼神锐利得像针。
“你想说什么？”
“昨天那张票，是今天的。你早就买好了两张，对吗？”
“是又怎样？”她压低声音，“杨树，我提醒你，出门在外，少问多看。对你没坏处。”
“可我站了一晚上！”
“那又怎样？”她冷笑，“厂里给你的出差补贴，是按标准发的。至于你怎么去，睡哪儿，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有义务给你买票吗？”
我哑口无言。
是啊，她没义务。出差通知上没写“包卧铺”，财务科的标准里没列“交通实报实销”。一切都是模糊的，可操作的。
“你要是觉得委屈，回去可以找经理说。”她靠近一步，声音更低了，“但你想清楚，经理是信你，还是信我。这趟差，是我带你出来的。你的表现，你的考核，是我写评语。”
我攥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年轻人，”她拍拍我的肩，力道不轻，“吃点亏，长点记性。这世上没人该对你负责，除了你自己。”
她回到铺位，躺下，闭目养神。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不是车厢的冷，是从心里渗出来的。
天亮了。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尘埃在光柱里飞舞。
列车员推着早餐车经过：“稀饭馒头咸菜，三块一份。”
我摸摸口袋，那二十块钱还在。但我不想花。不是舍不得，是憋着一口气。
周岚买了一份，慢条斯理地吃。稀饭的热气熏着她的脸，她吃得很专注，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上午十点，车到广州。
人群涌向车门。我拖着箱子，跟着人流往下挤。脚踩到实地时，腿一软，差点摔倒。
广州站比郑州站更大，更吵。粤语、普通话、各地方言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空气湿热，和华北的干冷完全不同，像进了蒸笼。
周岚显然熟门熟路。她带着我穿过广场，来到公交站。等车时，她买了份报纸，边看边等。
“我们住哪儿？”我问。
“白云区，厂里办事处。”
公交车来了，挤得吓人。我们从前门挤上去，箱子卡在门口，售票员用粤语喊了几句，大概是让往里走。我被挤在两个人中间，动弹不得。
车开得摇摇晃晃。窗外是陌生的城市：高楼不多，多是五六层的楼房，招牌上全是繁体字。骑自行车的人流像潮水，铃声此起彼伏。
四十分钟后下车。又走了十分钟，来到一栋旧楼前。
“就这儿。”周岚说。
办事处在一楼，两间房。外面是办公室，摆着两张旧桌子，一部电话。里面是卧室，两张单人床，中间用布帘隔着。
“条件简陋，凑合住。”周岚放下包，“你先洗把脸，下午去见客户。”
洗手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水龙头锈迹斑斑，水流很小。我用凉水冲头，试图让自己清醒。
镜子里的脸更憔悴了。胡子冒出来，眼袋明显。我拿出牙刷刷牙，泡沫是灰色的——火车上的煤灰。
回到房间，周岚已经在打电话。粤语，我听不懂，但能听出语气很熟稔。她边说边笑，手指卷着电话线。
挂了电话，她看看我：“收拾好了？出发。”
“现在？”
“赵老板下午有空，现在过去正好。”
我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提着样品箱就跟她出门。样品箱很重，里面是厂里的产品样本和几台小型机器。
又坐公交车。这次是去郊区，路越来越偏。最后在一个工业区下车。
厂子不大，门口挂着“永发五金厂”的牌子。保安拦住我们，周岚用粤语说了几句，保安放行。
赵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秃顶，穿着花衬衫。见到周岚，热情地握手：“周小姐，好久不见啦！”
“赵老板生意兴隆。”周岚笑靥如花。
他们寒暄，用的是粤语。我像根木头站在旁边，完全听不懂。赵老板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周岚回答，大概是在介绍我。赵老板点点头，不再理我。
进到办公室，喝茶。茶具很精致，赵老板亲自泡茶。他们聊天气，聊物价，聊最近的生意，就是不聊正事。
我坐着，手脚没处放。样品箱放在脚边，很重，但我不好意思挪。
终于聊到正题。周岚用普通话了：“赵老板，这次的新型号，性能比之前提升百分之二十，但价格只涨五个点。”
“五个点也高啦。”赵老板摇头，“现在生意难做，浙江那边价格压得很低。”
“浙江的货，您上次不是吃过亏？”周岚微笑，“晚交货半个月，您生产线停三天。我们厂的信用，您知道的。”
“信用是好，但价格也要考虑。”赵老板给我递了根烟，我摆手，他自顾自点上，“这样，你们如果能接受现款现货，我多要三成。价格嘛，按原来的，不提价。”
周岚沉吟。
“赵老板，原材料在涨……”
“我知道我知道。”赵老板摆摆手，“但市场不好，我也难。你考虑考虑。”
从厂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周岚一路没说话，走得很快。我提着样品箱跟在后面，肩膀被勒得生疼。
“周姐，谈成了吗？”
“成不成，不是你该问的。”她冷冷道。
公交车上，她一直看窗外。我累得眼皮打架，但不敢睡。
回到办事处，天已经黑了。周岚说出去吃饭，带我走进一条小巷。大排档，塑料棚子下摆着桌椅。她点了两个炒菜，两碗米饭。
菜很油，但我饿坏了，扒了两碗饭。周岚吃得少，一直在想事。
“明天去深圳。”她说，“李厂长那边比较关键。你今晚把样品再检查一遍，特别是那台样机，不能出问题。”
“好。”
“还有，”她看着我，“明天见到客户，多看，多听，少说话。不该问的别问。”
“我明白。”
吃完饭回去，她先去洗澡。我检查样品。样机是台小型冲压机，重十几斤。我插上电试了试，运转正常。
周岚洗完出来，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的。“你也去洗。热水不多，抓紧。”
洗澡间很小，热水果然很快没了。我用凉水草草冲了冲，换上干净衣服。
回到房间，她已经躺在靠里的床上，布帘拉着。我在另一张床坐下，浑身酸痛。
灯关了。黑暗里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
“杨树。”她突然开口。
“嗯？”
“今天的事，你怎么看？”
我愣住：“什么事？”
“赵老板的订单。”
我想了想：“我觉得……价格可以再谈。他想要现款现货，可能是资金周转有问题。我们可以让一点价，但要求缩短账期。”
布帘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你倒不笨。”她说，“但你看漏了一点——他不是资金周转问题，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他上个月从浙江拿的货，确实晚了，但价格比我们低两成。他在比价，也在比人。”
“比人？”
“比谁更好说话，谁更能让步。”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很平静，“生意场上，你退一步，对方就进一步。到最后，不是双赢，是你输光。”
我没说话。
“睡吧。”她翻了个身，“明天六点起。”
我躺下，却睡不着。今天的一切在脑子里过电影：火车上的冷，过期的票，赵老板的笑脸，周岚冷静的分析。
我忽然意识到，这趟差，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的业务，是介绍产品，谈价格，签合同。但真实的业务，是揣摩人心，是权衡利弊，是看不见的较量。
而周岚，显然是个中高手。
可为什么，她对我要这样？如果真想教我，为什么连张车票都不愿意买？如果只是需要一个跟班，为什么带我来？
想不通。
窗外传来摩托车的轰鸣，由近及远。远处有火车鸣笛，长长的，像叹息。
我闭上眼睛。
早上六点，天还没全亮。
周岚已经收拾好了。她站在窗前打电话，还是粤语，声音压得很低。我轻手轻脚爬起来，把样机重新装箱。
“醒了就快点。”她挂了电话，“七点的车去深圳。”
“这么早？”
“李厂长只上午有空。”她瞥我一眼，“你脸色很差。”
我没接话。洗脸时看着镜子，眼皮浮肿，眼球有血丝。用凉水狠狠拍了几下，稍微精神点。
出门时，办事处隔壁的门开了。一个老头探出头，看了我们一眼，又缩回去。周岚小声说：“办事处看门的，姓陈。少跟他打交道。”
清晨的广州有雾，湿漉漉的。街边早茶摊已经出摊，蒸笼冒着白气。周岚买了几个包子，递给我两个：“车上吃。”
长途汽车站人更多。我们去深圳的车是辆旧大巴，座椅套磨得发亮，一股烟味和汗味混合的气味。周岚挑了靠窗的位置，我坐旁边。
车开动后，她开始看资料。我啃着包子，肉馅很油，有点腻。
“李厂长的厂子做家电配件，主要是外壳冲压。”周岚突然说，“我们厂的冲床，精度是强项。但他之前用的浙江货，价格便宜三成。”
“那我们的优势是……”
“寿命长，故障率低。”她合上资料，“但这话不能直接说。要说‘综合使用成本低’，‘维护省心’，‘提高生产效率’。懂吗？”
我点点头，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
车出城，上公路。窗外是南方的田野，绿得发亮，和北方的苍黄完全不同。水塘一片连一片，有白鹭在飞。
“等会儿到了，你主要负责演示样机。”周岚说，“我让你开机你就开机，让你调参数你就调。别多说，也别多问。”
“明白。”
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细微的皱纹。三十二岁，在这个行业不算大，但她眼里有种超越年龄的疲惫。
两个小时后，车到深圳。
深圳和广州又是不同。街道更宽，楼更高，到处都在施工。脚手架像森林，起重机的铁臂划过天空。空气里有尘土味，也有海腥味。
转了两趟公交，来到关外一个工业区。厂子比赵老板的大，门口有电动伸缩门，保安穿制服。
登记，打电话确认，等。十分钟后，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出来接我们。
“周小姐是吧？李厂长在开会，让我先带你们去车间看看。”
车间很大，轰隆隆的机器声震耳欲聋。生产线上一排排冲床在工作，工人穿着工服，戴着耳塞。空气里有金属和机油的味道。
年轻人边走边介绍：“我们主要做电视机外壳，还有空调面板。对冲床的精度要求很高，误差不能超过零点一毫米。”
周岚点头：“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零点零五。”
“那最好不过。”年轻人停在一台冲床前，“这台是浙江的，用了半年，精度已经开始下降了。修了几次，效果不好。”
周岚示意我开箱。我把样机搬出来，接上电源。机器启动，发出低沉的嗡鸣。
“可以试试吗？”周岚问。
年轻人拿来一块钢板。我调整参数，按照周岚的眼色操作。冲头落下，一声闷响。钢板被冲出一个圆孔，边缘光滑。
年轻人用游标卡尺量了量，点头：“不错。”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穿着衬衫西裤，肚子微凸。年轻人立刻说：“李厂长，他们来了。”
李厂长打量我们，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转向周岚：“周小姐，又见面了。”
“李厂长好。”周岚微笑，“这是我们厂的新型号，带过来请您看看。”
“看了。”李厂长指着样机，“东西是不错，但价格呢？”
“比上一代贵五个点，但精度提高百分之二十，能耗降低百分之十五。”
“五个点……”李厂长摇头，“太高。现在市场竞争多激烈你不是不知道。浙江那边，同样精度，价格比你们低两成。”
“但他们的设备寿命短，维护成本高。”周岚不疾不徐，“您刚才也看到了，那台浙江的，用半年就出问题。我们的，至少三年内不会有大修。”
“三年？”李厂长笑了，“你保证？”
“合同里可以写。”周岚说，“三年内非人为故障，我们免费维修，赔偿停产损失。”
这话很有分量。李厂长收起笑容，沉思。
车间里机器声轰鸣。有工人推着小车经过，车上堆满冲压件。我站在旁边，手心出汗。样机还在运转，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去办公室谈。”李厂长终于说。
办公室在二楼，有空调，一下子凉快了。秘书倒茶，茶叶在杯子里打转。
李厂长点了支烟：“周小姐，你说的条件，我可以考虑。但价格，必须降。三个点，不能再多。”
“李厂长，三个点我们成本都包不住。”周岚说，“这样，四个点，我额外送您一年保养。”
“保养本来就应该送。”李厂长弹弹烟灰，“三个点，送两年保养。同意，现在就签意向书。不同意，我下午还要见浙江的供应商。”
很直接的将军。周岚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我看见她手指捏紧杯子，指节发白。
“好。”她放下杯子，“三个点，两年保养。但付款方式，要现款现货，不接受账期。”
“可以。”李厂长很爽快，“首批订二十台，下个月交货。后续看情况，可能再加三十台。”
五十台。我心跳加速。这是个大单，厂里半年都没接过这么大的单子。
“合同我带回去，盖章后寄给您。”周岚从包里拿出意向书，递过去。
李厂长看了，签了字。双方各执一份。
从厂里出来，已经中午十二点。阳光炽烈，晒得人发晕。周岚走在前面，脚步轻快。
“周姐，成了？”
“成了。”她难得露出笑容，“五十台，够厂里忙三个月了。”
“那……回去能交差了。”
“交差？”她回头看我，“这才第一个。佛山陈总那边，才是重头戏。”
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小馆子吃饭。周岚点了三个菜，还叫了瓶啤酒。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
“喝点，庆祝一下。”
我受宠若惊，端起杯子。啤酒是凉的，喝下去舒服。
“今天表现不错。”她说，“演示得很稳，没出岔子。”
“是您教得好。”
“我教什么了？”她笑，“车票都不给你买，还教？”
我语塞。
“杨树，职场就是这样。”她喝了口酒，“没有人有义务教你，带你。你能学到什么，看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脑子。我今天跟李厂长谈，你听出什么了？”
我想了想：“您用三年质保换价格让步。”
“还有呢？”
“还有……您坚持现款现货，是怕他拖款？”
“这是一方面。”她夹了块鸡肉，“更重要的是，现款现货，合同就干净。后续交货、验收，少很多扯皮的事。很多生意，不是死在价格上，是死在付款上。”
我默默记下。
“下午去佛山，见陈总。”她放下筷子，“这个人不一样，是技术出身。跟他谈，少玩虚的，多讲参数，讲数据。你准备一下，把样机的技术指标背熟。”
“好。”
吃完饭，她去结账。我看着她从那个笔记本里掏钱——我的五百块也在里面。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没说什么。
去佛山的车程一个多小时。我靠着车窗背数据：冲程、压力、精度、能耗……数字在脑子里打转。周岚在睡觉，头一点一点的。
佛山到了。又是一个工业区，但更旧，厂房是红砖的，墙上爬着藤蔓。
陈总的厂子在巷子深处，很不起眼。门口连牌子都没有，就一个铁门。敲门，一个老师傅开门：“找谁？”
“陈总在吗？约好的，华北机械厂。”
老师傅打量我们：“等着。”
过了几分钟，他回来：“进来吧。”
厂子不大，就一个车间，几台机器。但很干净，工具摆放整齐。一个穿工服的男人蹲在机器旁，满手油污。
“陈总。”周岚喊了一声。
男人抬头，四十多岁，瘦，戴眼镜，镜片上沾着油点。他站起来，在抹布上擦擦手：“周小姐，准时。”
“陈总亲自修机器？”
“小毛病，自己弄弄。”陈总走到水槽边洗手，“你们的东西带来了？”
“带来了。”我打开箱子。
陈总走过来，没看样机，先看我：“你是技术员？”
“我……是销售。”我说。
“销售懂技术吗？”
“懂一点。”
“一点是多少？”他问得很直接。
我有点慌，看向周岚。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自己说。
“我是技校毕业，学机械的。在厂里也跟过生产线，懂原理和基本维修。”我说。
陈总点点头，这才低头看样机。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部件都用手摸，用眼睛量。然后说：“通电试试。”
我接通电源。样机启动，声音平稳。
陈总拿过一块钢板，是特殊合金的，比普通钢板硬。“冲这个，孔径十毫米，精度正负零点零二。”
我调参数。这个要求很高，样机的标称精度是正负零点零五。我尽量调准，按下启动键。
冲头落下。钢板冲穿。
陈总用千分尺量，量了很久。车间里很安静，只有机器的余音。
“零点零一八。”他说，“超精度了。”
我松了口气。
“但这是新机器。”陈总放下千分尺，“用三个月，还能保持吗？用一年呢？”
“我们的材料是进口的，耐磨。”周岚接话，“这是检测报告。”
陈总没看报告，而是看着我：“你说，为什么用进口材料？”
这问题突然。我脑子转了一下：“因为……国产的材料，热处理不过关，用久了容易变形，导致精度下降。”
“还有呢？”
“进口材料韧性好，抗疲劳强度高。冲压是高频冲击，材料疲劳是精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陈总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像是笑，又不像：“你真是销售？”
“真是。”
“可惜了。”他说，“该干技术。”
周岚适时插话：“陈总，我们小杨虽然年轻，但肯钻研。您要是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跟他多交流。”
陈总摆摆手，对周岚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但我这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小厂，单子散，要货量不稳定。你们厂是大厂，愿意接我们这种小单？”
“陈总说笑了。”周岚说，“您虽然单子散，但要求高。能做您的货，对我们厂是技术上的认可。而且，您做的零件，是给德国设备配套的，这说明您的水平。”
陈总点了支烟，慢慢抽：“德国人，不好伺候。公差要求严，交货要准时。我上一家供应商，就是总出问题，我才换的。”
“所以我们来了。”周岚微笑，“您试试我们的样机。满意，咱们谈合作。不满意，我们走人，不耽误您时间。”
“试用多久？”
“一个月。放您这儿，您随便用。坏了我们修，不满意我们拉走。”
这条件很优厚。陈总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试试。但话先说前头，试用期不付钱。”
“当然。”
从陈总厂里出来，天阴了。要下雨的样子。
周岚一直没说话，直到走出巷子，才说：“你刚才回答得不错。”
“我……就是照实说。”
“技术出身就是不一样。”她看看我，“陈总这人，不吃场面话，就认技术。你算是撞他枪口上了。”
“那这单……”
“有戏。”她说，“但别高兴太早。试用一个月，变数多。回去得跟技术部打招呼，让他们重点盯这个客户。”
公交车站等车时，下雨了。雨不大，但密。我们躲在屋檐下。周岚从包里拿出伞，递给我：“你去路边看看车来了没。”
我撑伞出去。雨打在伞面上，噼啪响。街道湿了，反着路灯的光。
车一直没来。
我回头，看见周岚在屋檐下打电话。雨声里，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对，谈下来了……李厂长那边五十台……陈总这里试用……钱？放心，在我这儿……不会少你的……”
她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个词：钱，分成，回扣。
心里一紧。
车来了。我喊她。她挂了电话，跑过来，钻进伞下。雨淋湿了她半边肩膀。
车上人少。我们坐最后排。她靠着窗，看外面雨幕。我攥着伞柄，手心有汗。
“周姐。”我终于开口。
“嗯？”
“李厂长那个单……提成怎么算？”
她转过头，眼神锐利：“问这个干什么？”
“就……问问。我是新人，不懂规矩。”
“规矩是，签单有提成。你是助理，分百分之十。”她说，“这次如果三个单都成，你能拿不少。”
“那您呢？”
“我？”她笑了，“我是主管，我拿大头。怎么，嫌少？”
“不是。”我犹豫了一下，“就是觉得……这次出差，您挺照顾我的。”
“照顾？”她又笑了，这次笑得很淡，“杨树，我不是照顾你。我是用你。你用得上，我就用。用不上，你就回去继续当你的新人。职场就是这样，价值交换，懂吗？”
我懂，但心里发凉。
回到广州办事处，已经晚上八点。雨停了，地上湿漉漉的。
隔壁陈老头又探出头，这次端了个碗在吃饭。周岚没理他，直接开门进屋。
“今天早点睡。”她说，“明天上午去赵老板那儿签合同，下午的车回程。”
“赵老板那边……不是没谈妥吗？”
“我下午发了传真，同意了现款现货，价格按原来的。”她脱外套，“他刚回话，明天上午签。”
“可您不是说，不能轻易让步……”
“那是在谈判桌上。”她打断我，“现在李厂长的单子定了，我有底气了。赵老板的单子，成了锦上添花，不成也无所谓。但既然他松口，为什么不签？”
我明白了。她是在用李厂长的单子，撬赵老板的墙脚。
洗漱完，躺在床上。累，但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今天的事：李厂长锐利的眼睛，陈总满手机油的手，周岚在雨中的电话。
还有那几个词：钱，分成，回扣。
厂里的规定我知道。销售提成是公开的，但回扣是明令禁止的。如果被抓到……
我翻身，布帘那边，周岚的呼吸均匀，像是睡了。
突然，她手机响了。震动声在寂静中很刺耳。
她接起来，声音带着睡意：“喂？”
电话那头说什么听不清。但周岚坐了起来。她的声音很低，很冷：“……我说了，那笔钱不能动……你别逼我……”
寂静。
“……好，明天。但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窗外路灯的光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很长，很暗。
过了很久，她躺下。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
那一夜我睡得不安稳。
半梦半醒间，总能听见周岚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天快亮时，我才迷糊过去，但很快又被窗外早起的摩托车声吵醒。
六点半，周岚已经起床了。她站在镜子前梳头，动作有些急促。我从布帘缝隙看见她的脸，比昨天更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青黑。
“醒了就起。”她声音沙哑，“八点要去赵老板那儿。”
我爬起来洗漱。冷水拍在脸上，清醒了些。回到房间时，周岚正在收拾公文包。她把笔记本、合同、计算器一样样放进去，动作很重，像是在发泄什么。
“周姐，您没事吧？”我忍不住问。
她手一顿，抬眼从镜子里看我：“我能有什么事？”
我没接话，默默整理自己的行李。今天下午就要坐车回去，东西得提前收好。
七点出门，在巷口吃了碗云吞面。周岚吃得很少，只吃了两三口就放下筷子，不停地看手表。
“时间还早。”我说。
“早点去，早点完事。”她起身付钱。
去赵老板厂里的公交车上，她一直望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膝盖。那是一种焦虑的表现，我在她身上从未见过。
赵老板的厂子还是老样子。保安认出我们，直接放行。办公室里，赵老板正在泡茶，见我们进来，笑呵呵地招呼：“周小姐，准时啊。”
“赵老板客气。”周萍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合同，“您看看，按昨天谈的，现款现货，价格按去年的标准，首批三十台。”
赵老板接过合同，戴上老花镜，看得很慢。办公室里只有翻页的沙沙声。
我坐在旁边，心里有些不安。周岚太急了，这不是她平时的风格。谈生意讲究节奏，她教过我，谁急谁就被动。
果然，赵老板放下合同，摘下眼镜：“周小姐，这个价格，我昨天想了想，还是高了。”
周岚的表情僵了一下：“赵老板，我们昨天在电话里说好的。”
“电话里是电话里。”赵老板往后一靠，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昨晚浙江的刘老板找我，同样的配置，价格比你低八个点。还答应给我三个月的账期。”
“浙江货的质量您清楚。”
“质量是差一点，但价格实在。”赵老板笑眯眯的，“生意嘛，能省一点是一点。你说对不对？”
周岚的手指攥紧了。我看见她手背上的青筋。
“那赵老板的意思……”
“再降五个点。”赵老板说，“我马上签，今天就可以打定金。”
空气凝固了。窗外的机器声传进来，嗡嗡的，让人心烦。
周岚沉默了很久。太久了，久到赵老板脸上的笑容都有些挂不住。她不该沉默，她该反驳，该谈判，该用她那一套话术——质量、服务、长期合作。
可她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好。”她终于说，声音很轻。
赵老板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她答应得这么干脆。我也愣住了。
“周小姐爽快！”赵老板立刻眉开眼笑，拿起笔，“那我现在就签。”
“等等。”周岚抬头，“五个点可以，但我要现款，全款。合同签完，款到发货。”
“这……”赵老板犹豫了。
“赵老板，”周岚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我已经让步了。您要是还想拖款，那这生意就算了。我现在就去火车站，下午的火车回华北。浙江的刘老板，您慢慢联系。”
这话说得硬，甚至有些失礼。赵老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周岚看了几秒，然后哈哈一笑：“周小姐这是生气了？好好好，现款就现款。我签。”
他刷刷签了字，盖了章。周岚也签了，字迹有些潦草。
从厂里出来，才九点半。阳光很好，但周岚的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
“周姐，”我小心地问，“降五个点，我们还有利润吗？”
“有。”她只说了一个字。
“可是……”
“别问了。”她打断我，快步往前走。
我们没回办事处，直接去了火车站。车票是下午两点的，但周岚说不想等了，去车站看看能不能改签。她走得很快，我在后面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火车站人山人海。周岚挤到改签窗口，排队，等了二十分钟。轮到她时，她说要改签最早一班回华北的车。
“只有站票了。”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
“站票也行。”
“那你原来的卧铺票要补差价退不了。”
“我知道。”
她拿了站票，转身就走。我跟在她身后，心里那点不安越来越重。这不是周岚，至少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周岚。她做事从来冷静，从来计较得失，不会为了早几个小时回去，就放弃卧铺去站十几个小时。
我们在候车室等车。周岚坐在椅子上，闭着眼，但眼皮在颤动。她没睡着，她在想事。
“周姐，”我轻声说，“您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如果……如果需要帮忙，您说。”
她睁开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疲惫，有嘲讽，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杨树，”她说，“你还年轻。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
“这次出差，你表现可以。”她转移话题，“回去我会跟经理说，给你申请奖金。李厂长那个单子，你有百分之十的提成。赵老板这个……虽然降了点，但也有。”
“我不在乎提成。”我说，“我就是觉得，您今天不太对劲。”
她笑了，笑得很难看：“不对劲？是啊，是不对劲。可人这一辈子，谁没点不对劲的时候？”
广播通知检票。她提起公文包，起身往检票口走。背影挺直，但脚步有些虚浮。
绿皮车，硬座车厢。连站票都没有座位，我们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这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行李堆在脚下，空气浑浊。
周岚靠在车厢壁上，闭着眼。我站在她旁边，用身体隔开挤来挤去的人流。
车开了。摇晃，颠簸，嘈杂。
过了大约一小时，周岚突然睁开眼睛：“我去趟洗手间。”
她挤过人群，往车厢中部走。我看着她消失在人堆里，心里那点不安达到了顶点。犹豫了几秒，我跟了上去。
洗手间门口排着队。周岚没排队，她直接走到车厢另一头的连接处，那里人少些。她拿出手机，拨号。
我躲在人群后面，竖起耳朵。
“……我签了，钱今天能到……对，降了五个点，现款……我知道亏了，但我没办法……你答应我的，这是最后一次……钱到账，我就转给你，以后别再找我……”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颤音。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说了什么，她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我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你再逼我，我就……我就去自首！大家一起完蛋！”
自首？我心头一震。
她挂了电话，双手捂住脸，肩膀在抖。她在哭，虽然没出声，但那个姿势，我认得。
我悄悄退回原来的位置，心怦怦直跳。自首？亏钱？最后一次？这些词在我脑子里乱撞。
过了十几分钟，她回来了。眼睛有些红，但表情已经平静。她从包里拿出一瓶水，喝了一口。
“周姐，”我假装随意地问，“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
她看我一眼：“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觉得，您这几天好像心里有事。”
“谁心里没事？”她拧上瓶盖，“杨树，我教你一句话：在职场，别打听别人的私事。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
我不说话了。
车一路向北。窗外景色从南方的翠绿，渐渐变成北方的灰黄。路过长江时，江面宽阔，船来船往。周岚一直看着窗外，侧脸在午后阳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下午四点，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走到人少的地方接听。这次她没回避我，也许觉得没必要了。
“到了？多少？……好，我现在转。你收到钱，立刻消失，别再联系我。”
她挂断电话，打开手机银行。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操作，眉头紧锁。操作完，她长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但下一秒，手机又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手抖得厉害，手机差点掉地上。
她没接，任由它响。铃声在嘈杂的车厢里并不突出，但对她来说，像是催命符。
响了十几声，停了。但很快，又响了。
“接吧。”我说。
她看我一眼，眼神里有恐惧，有绝望。她按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边。
我听不见对方说什么，但我看见周岚的脸一点点失去血色。她的嘴唇在抖，眼睛瞪得很大，像是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
“怎么会……”她声音嘶哑，“你答应我的……你明明答应……”
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很久。周岚的身体慢慢滑下去，蹲在了地上。周围的人奇怪地看着她，但她浑然不觉。
“好……我知道了……”她说完这句，挂了电话。
手机从她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屏幕碎了。
我捡起手机，递给她。她没接，只是蹲在那里，把头埋在膝盖里。她在发抖，整个人缩成一团。
“周姐？”我小声叫她。
她没反应。
我蹲下来，看着她。这个一路上冷静、精明、甚至有些冷酷的女人，此刻脆弱得像一片纸。我想起她在火车上踢我一脚的样子，想起她和李厂长谈判时的从容，想起她在陈总面前的不卑不亢。
那些都是真的。可眼前这个，也是真的。
“出什么事了？”我问，“也许……我能帮上忙。”
她终于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杨树，”她说，“我完了。”
“你完了”这三个字，像三根钉子，把我钉在原地。
周围嘈杂的人声、车轮声、广播声，都变成了模糊的背景音。我只看见周岚满是泪的脸，听见她粗重的喘息。
“什么叫……完了？”我问。
她摇头，不说话，只是哭。那是一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听着让人心里发毛。
旁边有人看过来，指指点点。我扶她站起来，挤到车厢连接处的角落。这里相对安静些。
“周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压低声音，“你说出来，也许有办法。”
“没办法了……”她喃喃道，眼神空洞，“钱没了……全没了……”
“什么钱？”
“赵老板的定金，李厂长的预付款……还有我之前……之前挪用的……”她语无伦次，声音越来越低，“一共三十多万……全没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三十多万？一九九二年，这是一笔巨款。厂里一年的利润也就百来万。
“你挪用了公款？”我不敢相信。
“不是我！是他！是他逼我的！”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他说最后一次，说还了债就再也不赌了……我相信他了……可他又输了，全输了……现在人跑了，债主找到厂里了……”
“他是谁？”
“我弟弟……”她松开手，瘫软下去，“我亲弟弟……”
列车在此时驶入隧道，突如其来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只有车厢顶灯昏暗地亮着，照着她惨白的脸。
隧道很长，轰鸣声在封闭空间里放大。在这震耳欲聋的黑暗里，周岚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一个故事。
她弟弟，周勇，比她小五岁。父母早逝，她把这个弟弟拉扯大，供他读书。可他没考上大学，在镇上闲混，后来跟人做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债。债主追到家里，她用自己的积蓄还了一部分。
可弟弟没收敛，迷上了赌博，越输越多。债主扬言要砍他的手，她没办法，第一次动了厂里的钱——那是一个客户的尾款，暂时没入账。她想着，等弟弟周转过来就还上。
可赌博是个无底洞。还了旧债，又欠新债。她一次次挪，一次次补，窟窿越来越大。直到这次出差前，弟弟又来找她，说欠了十万，不还就没命。她拿不出，弟弟跪下来求她，说这是最后一次，还了钱就戒赌，好好找工作。
她信了。所以这次出差，她拼了命要签单，要拿预付款，要尽快拿到钱去填窟窿。她甚至不惜降价，不惜接受苛刻条件，只为了快点拿到现金。
“李厂长的预付款，昨天下午到的账。赵老板的定金，今天上午到的。我全转给他了……”她捂着脸，“可他根本没还债……他又去赌了，全输光了……现在人不见了，债主直接找到厂里，说今天再不还钱，就去厂里闹……”
隧道到头了，光明重新涌进来。周岚的脸暴露在阳光下，憔悴不堪。
“你怎么不早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早说，也许……”
“早说有什么用？”她苦笑，“告诉你，你能帮我？还是告诉经理，让他报警抓我？”
我无言以对。她说得对，我只是个新人，我能做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她眼神涣散，“回去……回去再说吧。该坐牢坐牢，该赔钱赔钱……反正，我完了。”
车还在开，但时间仿佛凝固了。我们站在角落里，像两个等待宣判的犯人。周岚不哭了，她靠着车厢壁，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眼神空洞。
我突然想起老刘的话：“这女人，厉害。”是啊，厉害。可厉害的背后，是这样不堪重负的人生。
也想起财务科小陈的话：“周主管上午来，把标准提到了七十。”她多报差旅费，也是为了填补窟窿吧？
还有火车上那张过期的票，还有她对我苛刻的态度，还有那些深夜的电话……一切都有了解释。她不是针对我，她只是被生活逼到了墙角，拼命想抓住每一根稻草，哪怕是压榨一个新人的那点微薄利益。
“那个债主，”我问，“他说今天去厂里闹？”
“嗯。”周岚机械地点头，“他说下午三点，不见钱就去。”
我看了一眼手表，两点十分。车是晚上八点到，来不及了。
“给经理打电话。”我说，“提前告诉他，让他有准备。”
“不行……”她猛地摇头，“经理知道了，我就真的完了……他会报警，我会坐牢，我这一辈子就……”
“你现在不说，等债主闹到厂里，全厂都会知道！那时候更难看！”我抓住她的肩膀，“周姐，你现在说，经理也许还能帮你想办法。瞒不住的！”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松动，但更多的是恐惧。
“我……我不敢……”
“我帮你打。”我掏出我的手机——一个笨重的摩托罗拉，是我工作后攒钱买的，平时舍不得用。
周岚看着我，嘴唇颤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拨通了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有人接。
“喂，经理，我是杨树。”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和周主管在回程火车上，有件急事要向您汇报。”
经理显然很意外：“杨树？什么事？”
我看了一眼周岚，她闭着眼，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周主管家里出了点事，她弟弟欠了债，债主可能会到厂里来。您最好有个准备。”我没说挪用公款的事，那是周岚自己必须坦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后，经理的声音变得严肃：“欠了多少？债主什么人？”
“具体数额我不清楚，但对方说今天下午三点要去厂里。”我说，“周主管很着急，我们晚上八点到。”
“知道了。”经理顿了顿，“让她接电话。”
我把手机递给周岚。她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她把手机贴到耳边，声音小得像蚊子：“经理……”
我听不见经理说什么，只看见周岚的脸色越来越白，最后变成了死灰。她只是点头，说“是”，说“对不起”，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顺着车厢壁滑坐到地上。
“经理说……让我回去直接去他办公室。”她喃喃道，“他已经让保卫科注意了，如果有可疑的人，先拦下。”
“经理没说要报警？”
“现在没有。”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丝微弱的光，“他说，回去再说。”
这也许是经理给她的一次机会。也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接下来的路程，我们都沉默着。周岚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像一尊雕塑。我站在她旁边，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心里乱成一团。
晚上八点二十，火车晚点二十分钟到达。
出站时，周岚走在前面，背影僵硬。夜风很冷，和南方的湿热截然不同。我们打了辆车，直奔厂里。
厂区大门亮着灯，保安室里有人。车停下，周岚没动。我付了车钱，帮她拉开车门。
“走吧。”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下车。腿有些软，我扶了她一把。她的手冰凉。
经理办公室在三楼，灯还亮着。我们上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周岚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
“进来。”经理的声音。
推门进去，经理坐在办公桌后，脸色阴沉。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是财务科的王科长。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经理，王科长。”周岚的声音在抖。
“坐。”经理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周岚坐下，我站在她旁边。王科长看了我一眼：“小杨，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我想说点什么。
“回去。”经理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看向周岚，她对我点点头，眼神里有感激，也有认命。我只好退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但我没走远，就站在门外。楼道里很安静，我能隐约听见里面的谈话声。
先是周岚的哭声，断断续续的诉说。然后是经理的质问，声音不大，但很严厉。王科长偶尔插话，问一些数字和时间。
我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想象。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时间跨度不短。这是严重的违规，甚至违法。
大约半小时后，门开了。周岚走出来，眼睛红肿，但表情平静了很多。经理跟在后面，看见我，皱了皱眉：“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我等周姐。”我说。
经理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审视，也有别的什么。他没说话，转身对周岚说：“你先回家，这几天别来厂里。等厂里的处理决定。”
“经理，我……”
“回去吧。”经理摆摆手，很疲惫的样子。
周岚对我点点头，转身下楼。她的背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很孤单。
我想跟上去，经理叫住我：“杨树，你进来。”
我进了办公室。王科长已经走了，只有经理一个人。他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坐。”
我坐下。
“周岚的事，你知道多少？”他问。
“我只知道她弟弟欠了债，她挪用了公款去还。其他的不清楚。”我如实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今天在火车上。”
经理沉默地抽烟，烟雾缭绕。办公室的灯是日光灯，惨白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
“三十八万。”他突然说，“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分七次挪的。最大的一笔是这次，赵老板和李厂长的预付款，十五万。”
我倒吸一口凉气。三十八万，足够判刑了。
“厂里打算怎么处理？”我问。
“还能怎么处理？”经理苦笑，“报警，她得坐牢。不报警，这窟窿谁补？厂里现在效益不好，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那……”
“你先回去休息。”经理掐灭烟，“今天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等厂里开会决定。”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经理，周主管她……这些年，也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
经理看着我，眼神很深：“我知道。但功是功，过是过。”
我走出办公楼。夜已深，厂区里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远处传来机器运转的嗡嗡声，夜班工人在干活。
周岚已经不见了。她家住在城西，离厂里很远。这么晚，不知道她怎么回去。
我走到车棚，推出我的自行车。骑出厂门时，保安老张从窗口探出头：“小杨，才回来？”
“嗯，刚出差回来。”
“听说你们这趟签了大单？”
“还行。”我勉强笑笑，骑上车。
晚风很冷，我骑得很快。脑子里全是周岚苍白的脸，经理阴沉的表情，还有那三十八万的数字。
回到家，父母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洗漱，躺到床上，却毫无睡意。
窗户开着一条缝，夜风吹进来，带着初春的寒意。我想起南下前母亲塞给我的二十块钱，想起火车上周岚踢我的那一脚，想起她在陈总厂里和工人讨论技术参数的样子。
她是个有能力的人，也是个可怜的人。
可错了就是错了。
我睁着眼，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经理昨天让我休息，我也确实需要时间理清头绪。但我没睡懒觉，一早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母亲敲门进来：“树，不舒服？”
“没有，就是累。”
“出差辛苦，多睡会儿。”她把一碗粥放在桌上，“趁热吃。”
我爬起来，粥是小米粥，熬得黏稠，配着咸菜。吃着吃着，突然想起在火车上，周岚买的那两个盒饭。五块钱一盒，她从那个笔记本里掏钱——那里面也有我的五百块。
那五百块，她后来还我了吗？我回忆了一下，没有。从广州回来，一路兵荒马乱，谁也没提钱的事。
正想着，电话响了。是厂里打来的，让我下午去一趟。
下午两点，我到了厂里。气氛明显不一样。平时懒散的办公室，今天人人正襟危坐，说话都压着声音。看见我进来，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有探究，有同情，也有幸灾乐祸。
老刘凑过来，压低声音：“小杨，听说没？周岚出事了。”
“什么事？”我假装不懂。
“挪用公款！三十多万！”老刘表情夸张，“财务科都炸了！王科长一早就在经理办公室，脸色难看得要死。”
“你怎么知道？”
“嗨，厂里哪有秘密？”老刘挤挤眼，“听说昨天下午，真有人来厂里要债，被保安拦住了。吵得可凶了，说周岚弟弟欠了他们钱，周岚是担保人，再不还钱就要去公安局报案。”
我心里一沉：“后来呢？”
“后来经理出面，把人劝走了。说今天给答复。”老刘叹口气，“周岚这女人，平时看着精明，怎么这么糊涂？那可是三十多万啊，够买好几套房了。”
我没接话，走到自己工位。桌上堆着一些文件，是出差前没处理完的。我坐下，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三点，经理让我去他办公室。
推门进去，除了经理和王科长，还有一个人——厂里的书记，老郑。他平时不管具体业务，但这种事，他必须在场。
“小杨，坐。”经理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书记坐在我对面，表情严肃。王科长在旁边翻着账本。
“杨树同志，”书记开口，声音沉稳，“你和周岚一起出的差，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你要如实回答。”
“是。”
“这次出差，周岚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比如，在财务方面？”
我想了想，说：“有。她把我的差旅费也收走了，说统一保管。另外，她提高了住宿和伙食标准，说是南方消费高。”
“钱呢？她有没有私下动过？”
“我不清楚。钱都在她那儿，支出都是她记账。”我顿了顿，“但回来的火车上，她接了个电话，情绪很激动，说什么‘钱到了’、‘这是最后一次’、‘别逼我自首’。”
书记和经理对视一眼。
“还有呢？”
“到站后，她接到一个电话，脸色很不好，说‘钱没了，全没了’。”我补充道，“我问她，她才说是她弟弟欠了赌债，她挪用了公款去还，结果弟弟又赌输了，人跑了。”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王科长翻账本的声音，沙沙的。
“三十八万。”书记缓缓说，“这不是小数目。如果报警，她至少判十年。”
我心里一紧。
“但厂里考虑，她这些年确实有贡献，而且这笔钱，一部分是客户的预付款，如果事情闹大，影响厂里信誉。”经理接话，“所以我们初步决定，给她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钱，她必须还。分三年，从工资里扣。另外，降职，调离销售科，去车间当普通工人。”书记说，“这是最轻的处理了。如果她同意，厂里不报警，也不对外公开，只说是正常岗位调整。”
我沉默。这处理确实很轻了。三十八万，分三年，她一个月工资不到五百，扣完基本生活费，一个月能还多少？这债要还到猴年马月？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我老实说，“但她昨天在火车上说，她完了。我想，她应该没有选择。”
书记点点头：“我们找她谈过了，她同意了。今天就去车间报到。”
这么快。我有些恍惚。昨天还在南方谈生意，今天就下车间了。人生际遇，真是难以预料。
“叫你过来，还有一件事。”经理看着我，“周岚手里的客户，需要有人接手。李厂长和赵老板的单子，是你全程跟的，后续交货、验货，你负责。陈总那边的试用，你也盯着。另外，销售科暂时由我直管，你配合我工作。”
我愣住了：“经理，我……我是新人，恐怕……”
“新人怎么了？”书记打断我，“这次出差，你的表现周岚跟我汇报过。李厂长那个单子，你演示得不错。陈总那边，你也应对得体。现在科里缺人，你要顶上去。”
“可我没有经验……”
“经验是干出来的。”经理拍拍我的肩，“就这么定了。下午去跟周岚交接一下工作，她手上的客户资料、合同文件，全部移交给你。”
从办公室出来，我还有点懵。走到销售科门口，听见里面在议论。
“听说了吗？周岚下车间了！”
“活该！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这下摔惨了吧？”
“三十多万啊，她怎么敢？”
“听说她弟弟赌钱，她填窟窿。真是扶弟魔，把自己搭进去了。”
“要我说，厂里还是心软，该报警抓她！”
我推门进去，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复杂。我走到自己工位，开始收拾周岚的东西——她的办公桌在我对面，现在空了。
抽屉没锁。里面有些文件，几本笔记本，一个计算器，还有几支笔。我拿出来，一一整理。在最下面的抽屉，我摸到一个硬皮本，拿出来一看，是那本记账的笔记本。
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账目。出差的花销，客户的招待费，甚至一些说不清的支出，都记在上面。最后一页，是这次出差的账：车票、住宿、吃饭、交通……还有那五百块，我的五百块，她记着“杨树借款”，后面打了个勾，意思是还了。
可她没还。至少，没还到我手里。
我合上本子，心里五味杂陈。
下午四点，我去车间找周岚。她在装配车间，穿着工服，戴着帽子，正在流水线上装零件。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继续手里的活。
我等她做完一个，才走过去：“周姐，经理让我来跟你交接。”
“嗯。”她没抬头，“资料都在办公室，你拿走就行。”
“有些事，还得问你。”
“问吧。”她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
“李厂长的单子，下个月五号交第一批货，要跟技术部确认生产进度。赵老板的定金到了，但合同上写的是现款现货，发货前尾款要结清。陈总那边，试用一个月，月底前要回访。”我一口气说完。
“知道了。”她说，“李厂长那边，你盯紧点，他要求高，交货前一天最好再确认一次。赵老板喜欢拖款，发货前必须全款到账，否则别发。陈总是技术控，回访时带技术员去，别自己瞎说。”
“好。”
“还有，”她终于抬头看我，脸上有油污，但眼神很平静，“这次出差，你的提成我会跟财务说，该给你的，不会少。”
“那个不急。”我顿了顿，“周姐，你……在车间还好吗？”
“好不好，不都得干？”她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你去忙吧，我这活儿不能停。”
我看着她低头继续装配零件，手指灵活，动作熟练。她本来就会这些，她是技校毕业，从车间干起来的。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离开车间，阳光刺眼。我抱着那摞资料，走回办公楼。路上碰到老刘，他神秘兮兮地拉我到一边。
“小杨，听说你接周岚的活儿了？”
“经理安排的。”
“哟，那可要请客啊！”老刘拍拍我的肩，“不过我可提醒你，周岚那些客户，不好搞。尤其是那个赵老板，滑头得很。还有，你得小心，别学她……”
“学她什么？”
“学她……”老刘压低声音，“手脚不干净。我可听说，她挪用的不只是公款，还有客户的回扣。这次是运气好，厂里保她。下次可没这么好运了。”
我皱眉：“刘师傅，没证据的话，别乱说。”
“嘿，你这小子……”老刘有点不高兴，“我好心提醒你，你还教训我？行，行，你自己掂量吧。”
他走了。我站在原地，心里那点同情，慢慢沉下去。
回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只是挪用公款那么简单了。那是商业贿赂，是犯罪。
我抱着资料回到办公室，锁上门，开始仔细翻看。笔记本，合同，传真，客户资料……一页一页看。
在和李厂长的往来传真里，我看到一份补充协议，是手写的，夹在文件夹里。上面写着：合同总价百分之三，作为“服务费”，单独结算。
百分之三，五十台机器，不是小数目。这笔钱，没在合同里，也没在厂里的账上。它去了哪里？
我又翻赵老板的资料。在一张便签纸上，有个银行账户，不是对公账户，是个人账户。旁边写着一串数字，像是金额。
我的手有点抖。继续翻，陈总那边相对干净，但也有几张说不清的报销单，数额不大，但次数不少。
窗外的阳光西斜，照在桌子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冷。
周岚不止挪用了公款。她还吃了回扣，而且时间不短。这次东窗事发，是因为弟弟赌债逼得太急，她挪用了客户的预付款，窟窿太大，补不上。
而厂里，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经理，书记，财务科，他们是真的想保她，还是想捂住盖子，避免更大的丑闻？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经理。但拨到一半，又放下了。
我说什么？说我发现周岚吃回扣？证据呢？几张便签，一份手写协议，能证明什么？而且，我说了，对厂里有什么好处？对周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电话突然响了，吓我一跳。我接起来。
“杨树吗？我陈总。”电话那头是陈总的声音，背景有机器声。
“陈总您好。”
“样机我用了几天，精度确实不错。但有个问题，想跟你技术员沟通一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派人过来？”
“我安排一下，尽快给您答复。”
“好。另外，”陈总顿了顿，“周小姐在吗？有些技术细节，我想跟她确认。”
“周主管她……调岗了。现在她的工作由我接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调岗？为什么？”
“厂里正常的人事调动。”我说。
陈总没再问，又说了几句样机的事，挂了电话。
我放下话筒，看着桌上那堆资料。阳光已经移到墙角，屋里暗下来。
该开灯了。但我没动，就这么坐着。
直到敲门声响起。
敲门的是经理。
他推门进来，看见我坐在黑暗中，愣了一下，顺手按亮灯。日光灯闪烁几下，亮起来，刺得我眯起眼。
“怎么不开灯？”经理走到我对面坐下，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资料，“在看周岚的东西？”
“嗯。”我点头，把那份手写补充协议推过去，“经理，这个，您见过吗？”
经理拿起来看，脸色慢慢沉下去。他看得很仔细，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放下，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知道了？”他问。
“猜到一些。”我说，“周主管她……不止挪用了公款，对吗？”
经理没直接回答，而是点了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杨树，你还年轻。有些事，不是非黑即白。”
“可这是违规，是犯法。”我说。
“是，是违规，是犯法。”经理点头，“但你知道，为什么厂里这些年效益不好吗？”
我摇头。
“因为竞争太激烈。浙江、江苏的厂子，价格比我们低，回扣给得比我们高。客户凭什么选我们？凭质量？是，我们质量是好一点，但好得有限。凭交情？这年头，交情值几个钱？”
他弹了弹烟灰：“周岚为什么能拿到单子？因为她敢给回扣，敢给客户私下里好处。李厂长那百分之三的服务费，赵老板那个私人账户，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王科长知道，书记也知道。但我们默认了，因为不这样，单子就签不下来。厂里两百多号人要吃饭，要发工资。”
我听得后背发凉。所以，整个厂子，从领导到销售，都知道，都默许？
“那这次，为什么……”
“因为窟窿太大了。”经理打断我，“三十八万，而且动了客户的预付款。这是底线，碰不得。客户的钱，是高压线。你挪了，客户一旦发现，告到法院，厂子就完了。”
“所以您保她，其实是在保厂子？”
“是，也不全是。”经理看着我，“周岚是个人才，这点你得承认。她能干，肯吃苦，对厂子有感情。她弟弟那事，她糊涂，但她没想害厂子。她是被逼急了，走投无路。”
“可错了就是错了。”
“是，错了。”经理掐灭烟，“所以她要付出代价。下车间，三年还债，这辈子别想再往上走。这是她该受的惩罚。但报警，让她坐牢，毁了她，对厂子有什么好处？除了多个污点，让竞争对手看笑话，还能有什么？”
我沉默了。经理说的，是现实，是成年人的权衡利弊。可我心里那点东西，硌得难受。
“杨树，”经理的声音缓和下来，“我叫你来，不是让你查案的。是让你接她的工作，把客户稳住。李厂长的单子，赵老板的尾款，陈总的试用，这些才是你现在该操心的。厂子要活下去，就得有订单。有了订单，大家才有饭吃，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
“明白就好。”他站起来，“那些资料，该烧的烧，该藏的藏。周岚的事，到此为止。对外，她就是工作调整。对内，你知道该怎么做。”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你这次出差表现不错，提成和奖金，财务会算给你。好好干，销售科以后要靠你们年轻人。”
他走了。办公室里又剩我一个人，和那堆摊开的资料。
我看着那份补充协议，看着那个私人账户，看着那些说不清的报销单。然后，我拿起打火机，走到洗手间，点燃，看着它们烧成灰烬，冲进下水道。
火光跳动，映在瓷砖上，像一场无声的祭奠。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工作。给李厂长打电话，确认交货细节。给赵老板发传真，催要尾款。联系技术部，安排人去陈总厂里回访。一件一件，有条不紊。
晚上八点，我才下班。推着自行车出厂门，保安老张又探出头：“小杨，才走啊？”
“嗯，加班。”
“年轻人，好好干！”他笑道，“以后当了大领导，可别忘了老张！”
我笑笑，骑上车。晚风很凉，我骑得很慢。
路过车间时，我看见里面还亮着灯。夜班工人在忙碌，机器声轰鸣。我停下车，从窗户看进去。流水线上，周岚还在那里，低着头，手在快速动作。灯光照在她身上，在墙上投下巨大的影子。
她看起来很小，很单薄。和那个在火车上冷静精明的女主管，判若两人。
我没进去，看了一会儿，骑上车走了。
回到家，母亲在等我吃饭。菜热在锅里，是我爱吃的土豆丝和红烧肉。我埋头吃饭，母亲坐在对面，看着我。
“今天厂里没事吧？”她问。
“没事。”我扒拉着饭。
“周主管呢？你们一起出的差，她还好吧？”
“她……调岗了，去车间了。”
母亲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可惜了。她挺能干的。”
“妈，”我抬起头，“如果一个人，为了家里人，做了错事，该被原谅吗？”
母亲放下筷子，看着我：“那得看是什么错。小错，能改，能原谅。大错，害了别人，那就得受罚。”
“可如果她也是被逼的……”
“被逼的，也是她自己选的。”母亲说，“树，妈没文化，但妈知道，人这一辈子，路都是自己走的。走错了，就得认。别人能拉你一把，但不能替你走。”
我点点头，继续吃饭。肉很香，但我吃不出味道。
第二天，我早早到厂里。继续处理周岚留下的摊子。赵老板的尾款到了，我通知发货。李厂长的第一批货生产顺利，我天天跑车间盯着。陈总那边，技术部派了人去，回来说样机运行良好，试用通过，可以签合同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厂里的议论渐渐平息，周岚成了过去式，偶尔有人提起，也是一声叹息，然后继续忙自己的。
一周后，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信封。
“你的提成和奖金。周岚那份，厂里扣下了，抵债。”
我接过，信封很薄。打开，是一沓钱。数了数，一千二。其中五百是我的出差借款，七百是提成和奖金。
“另外，”经理说，“销售科副科长的位置，空出来了。我向厂里推荐了你，但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把几个大客户稳住，年底前，再签两个新单子，副科长就是你的。”
“经理，我……”
“别推辞。”他拍拍我的肩，“厂里需要年轻人顶上来。你踏实，肯学，这次出差也证明了你能力。好好干，别学周岚。”
我握紧信封，点点头。
走出办公室，阳光很好。我走到财务科，把五百块还了。小陈在，看见我，眼神复杂。
“树哥，周主管她……”
“过去了。”我说。
“嗯，过去了。”小陈低下头，继续做账。
我把剩下的七百块揣进口袋，很薄，但很踏实。这是我的第一笔提成，靠自己的努力，干干净净挣来的。
下午，我去车间看生产进度。路过装配线，下意识看了一眼。周岚不在那个工位了。我问了工段长，他说周岚调去仓库了，清点物料，那个活轻松点。
我去仓库找她。仓库在厂区最里面，很大，堆满了材料和零件。她在角落里，拿着本子，清点螺丝。看见我，她点点头，继续数。
“周姐。”我叫她。
“嗯。”她没抬头。
“李厂长的货明天发，赵老板的尾款到了，陈总那边试用通过，准备签合同了。”我说。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
“副科长的位置，经理说推荐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她。
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脸上没有妆，有细纹，但眼神很平静。
“你该得的。”她说，“好好干，别走我的路。”
“我知道。”
“那个笔记本，”她突然说，“你烧了吧？”
我愣了一下，点头。
“烧了就好。”她又低下头，继续数螺丝，“干净点，对你好。”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数。一颗，两颗，三颗……数得很认真，很专注。阳光从高窗照进来，照着她，也照着她手里那些冰冷的、沉默的零件。
我想起火车上，她踢我一脚，说“发什么愣，过来一起坐啊”。
那时我以为，那是冷漠，是算计。
现在我知道，那也是她仅有的、一点点或许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度。在那个逼仄的、充满算计和压力的世界里，那一点点温度，是她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善意了。
“我走了。”我说。
“嗯。”她没抬头。
我转身离开仓库。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数螺丝，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
走出仓库，外面阳光灿烂。机器声，人声，嘈杂而充满生机。这是厂子，是生活，是滚滚向前的日子。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七百块钱，挺直腰，朝办公楼走去。
路还长，我得一步一步，走得踏实，走得干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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