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官方媒体日前刊登了日本媒体人木村知义的采访，而他提出的那句判断，在我个人看来，值得当作观察当下日本的入口。
“对于日本军备扩张和军事行动，外界看来无不充满危险，而日本人自己却远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可以看出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当下日本真正的危险不只在于高市早苗、小泉防卫大臣，也不只在于某一项防卫政策，而在于日本社会正在被实际动员，却仍然以为自己只是变得“现实”了一点——这就是“被动员而不自知”。
传统分析常说日本右倾化，甚至说日本社会右倾化。这个说法不是错。日本确实存在历史修正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保守鹰派和民粹政治的上升。但如果只说右倾化，就会漏掉更深的一层。
许多日本人并不是主动变成右翼，也不自认为军国主义者。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普通人、中间派、现实主义者，甚至是自由派。
他们不一定支持战争，不一定讨厌外国人，也不一定赞成战前复古，却已经接受了动员政治的基本前提：世界很危险，日本必须紧张，中国是威胁，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防卫费增加是没办法，远程导弹是现实需要，武器出口是产业政策，媒体反复讲危机是负责任。
这比“变右”更危险。变右是意识形态位置变化，被动员则是政治心理状态变化。
一个人可以价值观上仍然反战，社会议题上仍然自由，自我认知上仍然温和，但只要开始用动员体制提供的语言理解现实，他就已经被带进去了。
他会说“我不想战争，但日本不能太天真”。他会说“我也不喜欢高市，但中国确实危险”。他会说“我支持和平宪法，但安全环境已经变了”。这不是简单右倾，而是危机叙事对中间层的捕获。
这种捕获并非突然发生。
曾有一位NHK出身的日本老人，跟我很形象地评价安倍晋三。他说，第一次安倍政权是“蠢”，第二次安倍政权是“坏”。
这句话当然带有自由派知识人的讽刺，也带有老一代媒体人对安倍政治的不满，但它抓住了安倍政治的变化。
第一次安倍急躁、青涩、意识形态色彩浓，想做事却做不稳。第二次安倍则完全不同，他变得老练、坚韧、会听各方意见，也会把真正想做的事情拆成制度工程。
他没有修成宪法，却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定秘密保护法、解释改宪、安保法制，把事实上的动员体制搭了起来。
这正是问题所在。安倍不只是把日本往右推了一点，而是改变了日本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修宪没有完成，但安全国家化完成了。明文意义上的军队国家没有恢复，但国家、媒体、财政、产业、教育和社会心理，开始越来越围绕“安全环境严峻化”重新排布。
第一次安倍是口号式保守，第二次安倍是制度化保守。所谓“蠢”与“坏”的差别，正在这里：前者只是想冲，后者知道怎么改机器。
新型军国主义最厉害的地方，正在于它不再一开始就穿军装。它穿的是“防卫能力强化”的外衣，是“经济安全”的外衣，是“防卫产业振兴”的外衣，是“同盟协作”的外衣，是“现实主义”的外衣。
旧军国主义用国家总动员法，新型军国主义用供应链、军工出口、网络安全、远程导弹和太平洋防卫构想。旧军国主义直接讲扩张，新型军国主义讲“周边环境严峻”。
旧军国主义让国民上战场，新型军国主义先让企业、媒体、学校、财政、产业和普通人的心理进入准战时状态。
高市内阁废除杀伤性防卫装备出口限制，把防卫产业作为经济动力，这不是普通产业政策。它意味着武器出口从战后禁忌变成增长想象，军工从和平国家的阴影变成经济再生的工具。
防卫省部署远程导弹，设立“太平洋防卫构想室”，小泉防卫大臣强调要针对中国动向强化太平洋一侧的广阔海空域防卫体系，也不是单纯技术调整。
它意味着日本防卫范围正在从本土防卫外推到太平洋纵深，日本正在把自己重新嵌入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塑造成社会动员的核心对象。
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是迟钝的。许多人并不觉得这是危险的军国主义回潮，而觉得这是“正常国家该有的防卫”。他们没有意识到，所谓正常化本身已经被动员政治重新定义。
正常国家本应意味着自主判断、区域协调、历史反省、民生优先和风险控制。可是高市路线中的正常国家，越来越意味着更强硬的对华姿态、更深的对美依附、更高的防卫预算、更宽的武器出口、更紧的舆论动员和更弱的战略回旋。
这正是木村知义感叹的意义。外界看见的是危险，日本内部看见的却是日常。外界看见日本正在把战争准备产业化、制度化、舆论化，日本内部许多人却只觉得这是对“中国威胁”的正常反应。
外界看见日本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前沿节点，日本内部许多人却还以为这是恢复日本主体性。外界看见新型军国主义在实际动员，日本内部许多人却还以为自己只是比较现实。
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很大。
战前日本媒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被军部按着头宣传。918事变后，战争报道“卖得动”，民族主义能涨发行量，媒体主动卷入战争叙事，后来才被国家统制彻底纳入动员机器。
今天当然不是战前，但机制上并非毫无相似之处。中国威胁、台海有事、朝鲜导弹、俄罗斯动向、外国人问题，被不断制成日常新闻空气。
媒体可以批评高市，也可以批评某些右翼失言，但只要不断重复安全国家的问题设定，就在帮助动员体制扩散。
因此，对日本社会的分析，应当从旧的左右二分，转向新的动员二分。
一类是铁杆动员派，也就是本来就强硬、本来就排外、本来就民族主义、本来就历史修正的人。
另一类是被动员而不自知的中间层，也就是仍然自认为温和、现实、普通、自由，却已经接受危机叙事的人。前者是发动机，后者是燃料。
真正让动员体制成立的，往往不是铁杆右翼本身，而是中间层开始觉得铁杆右翼提出的问题“虽然刺耳，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历史的危险从来不是一天形成的。战前日本也不是突然进入战争，而是在一次次“不得不”的语言中，被改造成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
今天日本当然不是1930年代，但它正在重新习惯那套语言：“安全环境严峻”，所以军备必须扩张；“中国威胁存在”，所以社会必须紧张；同盟压力加大，所以财政必须转向；经济不振，所以军工可以成为增长动力；外部危险逼近，所以个人、企业、媒体和教育都要配合国家。
“日本社会还远未意识到危险性”这句话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不是外部批判，而是内部警报。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人人狂热，而是多数人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新型军国主义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喊口号，它只需要足够多的人在心里点头：没办法，现实就是这样。等到“没办法”成为社会共识，动员体制就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胜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