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慰安妇受害者权益组织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社会活动人士以及韩国多地学生代表，在首尔市中心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及社会正视历史、真诚谢罪道歉，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而这样的场面，在首尔已经重复了超过一千七百次。
从1992年冬天开始，每逢周三，几乎雷打不动。34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中年，而抗议队伍里白发苍苍的幸存者，却从当年的几十人减少到如今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但人少并不意味着声势弱。恰恰相反，这些年来，日本使馆门前的抗议声反而变成了一种测震仪——测的不是地壳运动，而是韩日关系底下那条谁都无法假装看不见的裂缝。
这次集会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管辖日本使馆的钟路警察署宣布，将在下一次“周三集会”前撤走象征“慰安妇”的“和平少女像”周围摆了将近六年的路障。
2020年的时候，因为担心保守团体破坏雕像，应主办方要求设置了围栏。在当时的气氛里，那圈铁栅栏像一圈绷紧的神经，把韩国社会围绕历史问题的分裂暴露无遗，即一边是坚持每周三讨要说法的民间团体，另一边是急于跟日本“面向未来”的政治力量。
如今路障要拆了，并不是问题解决了，只是水分从天平的一边又晃回了另一边。政权更迭，气氛就跟着变。
这些年韩国民间的尴尬在于，他们要同时面对两个对象：日本政府的沉默，以及本国政府的让步。尹锡悦时期自不待言，政府把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问题打包成“过去的事”，换来了美日韩的安全协调。
当时的在野党领袖李在明骂这是“屈从外交”“亲日行为”，愤怒的民间团体直接把尹锡悦政府叫做“内乱犯”。那个阶段，日本使馆前的抗议，矛头一大半是冲着东京，另一小半是冲着龙山总统府。
有趣的事发生在政权轮替之后。李在明上台了，很多人以为这回要对日强硬了。结果2025年8月，他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历史问题“确实最大”，但“不能在这方面计较”，并维持了前任政府跟日本达成的协议，尽管他也承认“国民非常难以接受”。
这句话就像一个开关，693个市民团体立刻联合发声明，指责他“开历史倒车”。“正义记忆连带”的理事长李娜映话说得很不客气：“韩国国民希望看到的是纠正尹锡悦政府的错误，站在受害者这边。”
这给人们上了很现实的一课：在韩国，谁当总统都一样，只要在历史问题上稍微露出一点妥协姿态，民间那股力量马上就会弹起来。进步派的总统反倒可能摔得更疼，因为期望值更高。
这种韧劲不是凭空来的。韩国法院2018年就裁定，1965年的韩日协定不妨碍个人索赔权。到了2025年12月，最高法院又驳回了日本制铁的上诉，判它向强征劳工遗属赔偿1亿韩元。法律上这条路一直畅通，民间的要求就有硬邦邦的后盾。不是靠情绪喊喊而已。
而时间本身就是最沉重的压力。到今年3月，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只剩5人，平均年龄快96岁。2025年一年，就送走了好几位老人，因此，每次讣告都像一次倒计时。如今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中，240个受害者里234个已经不在了，“时间的紧迫性”谁都能感觉到。
这种时候，任何一个想把问题搁置起来的表态，都会被视为对这些将死之人的二次伤害。年轻人接过标语牌，不是因为他们有亲身记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记忆里有不能放弃的尊严。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韩国人对日本的观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仇视。2025年东亚研究院的民调显示，对日本有正面印象的韩国人首次超过负面，达到63.3%，跟几年前12%的冰点相比简直是翻了个天。
韩国年轻人追日剧、飞东京、吃拉面，毫不违和。但当被问及“日本对历史的道歉是否充分”时，每10个人里就有8个给了否定答案。连20多岁的年轻人里，都有四分之三这么认为；保守派支持者里头，这个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二。
今年初李在明访日，高市早苗安排他到故乡一块打架子鼓，媒体拍了不少“温情一幕”。可没过多久，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又把独岛写成了“日本固有领土”，侵略历史继续轻描淡写。韩国外交部立刻提抗议，流程熟练得几乎可以自动化。
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东京新宿站前出现过日本市民团体，高喊“倾听受害者声音”“否认历史不容原谅”。有的日本团体还跟韩国人一起，到日本制铁总部前要求企业和政府谢罪赔偿。
虽然，这些声音在日本不算主流，但它们至少证明一件事：所谓“韩日和解”迟迟不能到位的责任，不能都推到韩国人执著上。道歉的一方始终含含糊糊，就别怪被伤害的一方一直举着牌子。
使馆门前那些人不散，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事情过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这件事能真正“过去”，只要那个前提没实现，这场持续了三十四年的礼拜三仪式，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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