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爷今年才63岁，就已经选择躺平了。但是他在农村，没有养老金|丰盛|养老金|庄稼|橘子树

刘大爷今年才63岁，就已经选择躺平了。但是他在农村，没有养老金

一

刘大爷大名刘长河，六十三岁，这个岁数搁城里，好些人还在返聘岗位上喝茶看报，而他已经躺平三年了。

他躺平的方式很简单：每天早上七点多自然醒，不着急起床，先睁着眼看一会儿房顶。房顶是去年漏过雨的，他自个儿爬上去补了两片新瓦，新瓦颜色深一些，像一块块深灰色的补丁贴在老旧的屋顶上。看完房顶，他翻个身，再眯瞪十来分钟，等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才慢悠悠地坐起来。

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蹬上解放鞋，他推开堂屋的门，站在门槛上看天。天要是好，他就多站一会儿；天要是不好，他就少站一会儿。反正不管天好天坏，他都不会因为看了天就改变这一天要做的事——准确地来说，他也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

三年前他不是这样的。

三年前他还种着六亩地，水稻、玉米、花生，轮着种。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晚上摸黑才回来，腰累得直不起来，拿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照样下田。他那时候身体硬朗，挑一百斤的担子走二里地不带喘的。村里人都说，刘长河这人闲不住，让他歇一天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是人这东西，说不干也就不干了。

三年前的那个秋天，他蹲在田埂上算了一笔账。六亩地，一年到头从播种到收割，种子、化肥、农药、水费，加上自己搭进去的力气，刨去所有成本，净赚了四千二百块。四千二百块，这是他辛辛苦苦一整年的收成。他掰着手指头算了三遍，每一遍都是这个数。他忽然不想算了，把账本摔在地上，仰面躺在田埂上，看着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这庄稼——种下去，长出来，收上去，到头来什么也落不下。

那一年，他六十岁。

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种地了。地没撂荒，东边两亩包给了隔壁的王老四，一年收八百斤稻谷；西边四亩不种粮食了，栽了二百多棵橘子树，头两年不挂果，第三年挂了一点，但果子酸得很，卖不上价。他也没心思管，任由那些橘子树在田里自生自灭。杂草长得比树还高的时候，村里有人笑话他：“长河叔，你这是种树还是种草？”他听了也不恼，笑笑说：“都长得差不多。”

差不多。这是他这些年说得最多的三个字。

种地差不多，种树差不多，一个人过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

二

刘大爷的老伴儿走了十二年，是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从确诊到走，前后不到两个月。那两个月他瘦了三十斤，整个人脱了相。老伴儿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第二天早上起来，满地的烟头，像坟头前烧剩的纸灰。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儿子，都在外地。老大在深圳，老二在杭州，老三——就是儿子——在苏州。三个孩子都算是成了家，过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大闺女在商场卖衣服，一个月挣五六千，房租就去了两千多；二闺女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经常上夜班，三班倒，人熬得干瘦；儿子在苏州一家装修公司做设计，说是设计，其实就是用电脑画图，一天到晚对着屏幕，眼睛近视到八百度。

孩子们都不容易，他心里清楚。所以他不找孩子们要钱。前些年孩子们过年回来，多少会给他留一点，几百块或千把块，他推辞几下，最后还是收下了。但这几年孩子们也不提给钱了，他也就不问。他不问，不是不想要，是不好意思要。六十多岁的人了，伸手跟儿女要钱，他张不开这个嘴。

没有养老金，这是最要命的。

他年轻的时候交过几年“老农保”，后来国家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又接着交了几年，但交的是最低档，一年一百块。六十岁那年他去领钱，每个月五十六块八毛。他去镇上信用社取钱的时候，柜员把存折递给他，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愣了好大一会儿。五十六块八，够干什么？买两斤肉，再买一包烟，就没了。

他站在信用社门口，把存折揣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确认放好了。五十六块八也是钱，他心里想，总比没有强。

可说实话，五十六块八跟没有，也差不了多少。

三

刘大爷的一天是这样过的——

早上醒了不起床，在床上躺着想事儿。想什么？什么都想，也什么都不想。有时候想起年轻时候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挣八分，折合下来两毛钱。两毛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了，能买一碗素面，还能加个荷包蛋。有时候想起老伴儿还在的时候，一到冬天就把他的棉袄拿出来晒，晒得蓬蓬松松的，穿上去暖洋洋的。老伴儿走后，那件棉袄他再也没穿过，挂在衣柜里，每次打开柜门都闻到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但他舍不得扔。

想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眶会潮一下，但不会掉眼泪。年轻人哭，是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老年人哭，是眼睛潮，雾蒙蒙的，像春天返潮的地面。

想够了就起床。早饭很简单，一碗白粥，一碟咸菜，有时候加一个水煮蛋。鸡蛋是自家养的几只老母鸡下的，三只鸡，一天能下一两个蛋。他舍不得多吃，隔一天吃一个，剩下的攒起来，逢集的时候拿到镇上去卖。一个蛋卖一块钱，十个蛋就能卖十块钱。

吃完早饭，他去院子里转一圈。院子不大，三十来个平方，靠墙种了一排丝瓜和南瓜。丝瓜长得快，几天就能摘一条，嫩的时候炒着吃，老了就留着做丝瓜络，洗碗用。南瓜也好种，埋一颗种子下去，不用怎么管，到了秋天结好几个大南瓜，一个能吃好几顿。院子里还养了一条黄狗，土狗，不是什么名贵品种，是前年王老四家的母狗下了一窝崽，他抱了一只回来。狗不挑食，剩饭剩菜倒给它，它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就摇尾巴，摇得整个屁股都在晃。

他有时候蹲下来摸狗的头，狗就把脑袋往他手心里拱，哼哼唧唧地撒娇。他就笑，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在一起。

“你也就能跟我这个老头子说说话了。”他摸着狗说。

狗听不懂，但摇了摇尾巴。

上午的时间最长，最难熬。他有时候去村口的杂货店坐坐，跟几个老伙计打打牌。打牌是村里老年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五毛钱一局，输赢不大，但打得认真。刘大爷的牌技一般，十局能赢三四局就不错了。每次输了牌，他都会嘟囔两句，旁边的人就笑他：“长河，输不起就别打。”他梗着脖子说：“谁输不起了？我是在总结经验。”

其实他输得起。五毛钱的事，有什么输不起的。他就是想在牌桌上多待一会儿，多听人说说话。杂货店的老板姓周，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特别大，像是跟人在吵架。每次有人去买东西，老周都会扯着嗓子问：“要什么————？”那个“么”字拖得老长，整条巷子都听得见。刘大爷每次听到这个声音都想笑，有时候没忍住笑出了声，老周就瞪他一眼：“笑什么笑？你牙掉了还笑。”

刘大爷的牙确实掉了两颗，左边下面的大牙，去年掉的。他也没去补，反正咬东西用右边的牙，将就着能吃就行。

杂货店门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夏天的时候，几个老头就坐在树荫下，一边摇蒲扇一边聊天。聊的内容没什么新鲜的，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儿子在外面发了财，谁家的媳妇跟婆婆吵架了，谁谁谁又走了。走，就是死了的意思。村里老人多，隔几个月就要走一个。每次听到有人走了，大家就沉默一会儿，然后有人叹气说：“啥时候轮到咱？”另一个就接话：“急什么，早晚的事。”

刘大爷一般不接这种话。他不怕死，但他也不急着死。死有什么好急的呢？来都来了，多活一天是一天。

四

中午的饭比早饭丰盛一点，但也就丰盛那么一点点。有时候煮一碗面，有时候炒个菜就着米饭吃。肉不常吃，一来贵，二来一个人也懒得做。逢年过节，或者孩子们说要回来的时候，他才去镇上买两斤肉，一斤排骨，提前炖上，炖得烂烂的，香味能飘出去老远。

不过孩子们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年过年，三个孩子都回来了，家里难得热闹了一回。大闺女带了一件羊毛衫，二闺女带了两瓶酒，儿子带了一箱牛奶。他嘴上说“带这些干什么”，心里高兴得不行。除夕那天晚上，儿子买了烟花在院子里放，轰轰烈烈地炸了五分钟，亮得他睁不开眼。烟花放完，空气里全是硫磺味，他站在院子里闻了好一会儿。那是过年的味道，也是团圆的味道。

过了初二，孩子们就开始陆续走了。大闺女初三一大早走的，二闺女初四中午走的，儿子初五下午走的。初五那天傍晚，他站在村口看着儿子的车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站了很久，一直到天快黑了才转身往回走。

回到家，堂屋里安安静静的，桌上还摆着昨天吃剩的菜。他看着那几盘剩菜，忽然没了胃口。他把菜端到厨房，用保鲜膜盖上，放进冰箱。冰箱是前年儿子买的，双开门的，花了两千多，说是给他改善生活。他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大的冰箱？里面空荡荡的，放点剩菜，放几个鸡蛋，放半块豆腐，再没别的了。冰箱运行起来嗡嗡响，安静的时候听得格外清楚，像一只大蜜蜂在屋子里飞。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孩子们小时候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样子，三个小脑袋并排躺在枕头上，一个挤一个，打着细细的鼾声。他那时候下了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他们，摸摸他们的手，帮他们掖掖被角。现在他们都大了，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他不怨他们，他怨的是自己老了，老了就没用了，没用了就成了累赘。孩子们嘴上不说，但他心里明白。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走到堂屋的日历跟前，把旧的一页撕掉，下面那一页上印着“初六”两个字。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日子真慢，慢得像蜗牛爬，爬了一天又一天，还在原地打转。

五

午睡是雷打不动的习惯。吃了午饭，他会歪在躺椅上眯一会儿。躺椅是竹子的，用了七八年，边上的竹片断了几根，他用布条缠了缠，继续用。躺下去的时候嘎吱响一声，像在抗议，又像在叹气。

午睡起来大约两三点钟。这个时间最难打发，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不该做的事他也不会去做。他有时候去田里看看那些橘子树，橘子熟了的时候摘几个尝尝，酸得龇牙咧嘴，但他还是年年尝。有时候沿着村后的那条小河走一走，河里的水越来越少，以前能淹到膝盖，现在刚没过脚脖子。河床上长满了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他有一次差点摔了一跤，之后就不敢再走了，站在岸上看。

河边有一棵大柳树，树干歪着长，斜斜地伸向河面，像一个驼背的老人在照镜子。他总觉得那棵柳树跟自己有点像，都是老了，都歪了，都还在撑着。他每次路过都会拍拍树皮，粗糙的树皮硌得手疼，但那种实在的感觉让人心里踏实。

偶尔会有人跟他打招呼：“长河叔，出来走走啊？”

他点点头：“走一走。”

“你这一天天的，也不干活了，闲着不无聊啊？”

问这话的一般是年轻人，四五十岁的，还在外面打工或者在地里刨食的。在他们眼里，六十多岁的人不干活，就是“闲着”，就是“吃闲饭”。刘大爷不跟他们争，笑笑说：“不无聊，挺好的。”但他心里知道，不是不无聊，是无趣。无聊是可以打发的，无趣是骨子里的，像风湿病一样，阴天下雨就犯，躲都躲不掉。

有一个人跟他处境差不多——老孙头，比他小两岁，今年六十一。也是个光棍，老婆跑了，儿子在城里送外卖，一年到头也不回来。老孙头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老孙头有手艺，会木工。村里有人要做个柜子、修个板凳，都找老孙头。老孙头做活收钱，也不多收，意思意思几十块钱，够买两包烟就行。刘大爷不会木工，也不会瓦工，种了一辈子地，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现在地不种了，他整个人就像一台断了电的机器，停在原地，一动不动，有时候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多余。

老孙头跟他喝过两次酒。一次是去年中秋，一次是今年端午。都是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散装白酒，八块钱一斤，便宜，但上头快。两个人坐在刘大爷家的院子里，一人倒一碗，就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盘炒鸡蛋，从傍晚喝到天黑。

老孙头喝多了喜欢说胡话，说儿子不孝顺，说老了没人管，说死了都没人知道。

刘大爷不怎么说，只是听着，偶尔应一句“嗯”或者“是啊”。

“长河，你说咱这辈子图个啥？”老孙头红着眼睛问他。

刘大爷端着酒碗，想了很久才说：“图个自在吧。”

“自在？你自在个屁，”老孙头打了个酒嗝，“你一个人，没钱，没养老金，地不种了，儿女在外头，你自在个啥？”

刘大爷没接话，喝了一口酒，辣的，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他抬起头，看见天上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不太亮，但一直在那里。

六

躺平三年，刘大爷不是没有挣扎过。

第一年的时候，他去镇上找过活干。建筑工地搬砖，一天八十，他去了。干了两天，腰疼得直不起来，工头看他那样，说：“叔，你这年纪别干了，出点事我担不起。”他没说什么，拿了工钱走了。一百六十块，他攥在手里，觉得这钱烫手。

后来又去了一家养猪场，帮忙清理猪圈。那活又脏又累，味儿大得一天吃不下饭。他坚持了一个星期，瘦了五斤，还是没干了。不是因为吃不消，是因为老板嫌他手脚慢，一天五十还要挑三拣四，最后也没要他。

他这才意识到，六十多岁的人了，在这个社会上，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让他很难受。不是因为挣不到钱，而是因为“没用”这两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从头凉到脚。他活了大半辈子，种地养孩子，该做的都做了，到头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没有养老金，没有储蓄，没有手艺，没有用处。这社会不需要他这样的人了，就像一件穿破了的衣服，扔了也不可惜。

那段时间他情绪很低落，低落到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天，除了喂狗什么都不做。后来是那只黄狗把他拽出来的——狗饿得直叫，扒门，挠门，他烦了，推开门走出去，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他站在门口，忽然闻到一股桂花香，很淡，若有若无的，但确实是桂花香。他顺着香味走过去，发现院子外面那棵桂花树开了，金黄色的小花开满了一树，细碎的，密密的，像满天的星星落到了树枝上。

他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捡了一把落在地上的桂花，放在鼻子底下闻。那个味道甜丝丝的，香得很克制，不像别的花那么张扬，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香着。

他忽然觉得，活着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

七

今年春天，村里来了一支医疗队，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刘大爷六十三，差两岁，没资格。他站在旁边看那些比他大几岁的老人们排队量血压、抽血、做B超，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替自己庆幸，又替自己难过——庆幸的是身体还好，难过的是连体检都没他的份儿。

村支书老陈路过的时候看见他，打了个招呼：“长河，你站这儿干啥？”

“看看。”

“你的身体好着呢，不用查。”老陈递给他一根烟，他摆了摆手，说不抽了。三年前他把烟戒了，不是因为健康，是因为没钱。一个月省下来一百多块的烟钱，能多吃几顿肉。

老陈自己点上了烟，吸了一口，问他：“长河，你接下来有啥打算？”

“什么打算？”

“就是以后怎么过。你还不到六十五，领不了那个基础养老金，就算能领，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块，够干啥的？你又没别的收入，孩子们在外头也顾不上你，你自己得有个打算。”

刘大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满脸褶子，像一个干瘪的核桃。他看着老陈，认真地说：“陈书记，我打算好好活着。”

老陈也愣了一下，然后也跟着笑了：“那可不，活着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