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和几个大夫朋友聚餐,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抽烟喝酒
我叫陈默,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我的人生中有几个发小,其中一个叫老赵,是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我们俩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关系铁得很。他结婚的时候我是伴郎,他儿子满月的时候我是干爹。虽然成年后各自忙各自的,见面不如小时候频繁,但每隔一两个月总要聚一次,雷打不动。
昨天晚上就是约定的“聚会日”。
老赵提前三天在微信群里发了消息:“周六晚上,老地方,六点半,别迟到。”群里一共四个人——老赵、我、老刘、小周。老刘是省中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医师,小周是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医生,加上老赵,三个大夫,一个我。
订的馆子还是城南那家川菜馆,名字叫“巷子深”,藏在一条老居民区的巷子尽头,没有招牌,只在大门口挂了一盏红灯笼。这家店开了快二十年,做的是地道的自贡盐帮菜,辣得过瘾,鲜得纯粹。老板姓吴,重庆人,炒得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仔姜跳水兔、鲜椒鱼蛋、火爆黄喉。我们几个第一次来这儿还是十年前,老赵带的头,说这家店的老板是他一个病人的家属,菜做得巴适得很。一吃就吃上了瘾,后来成了固定据点。
我到的时候刚好六点二十,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热腾腾的辣椒香气扑面而来。店里面不大,一共就六张桌子,最里面靠窗的那个角落是我们的专座——老板老吴特意给我们留的,说这么多年了,位置都不带换的。
老赵已经到了,正坐在那里刷手机。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头发比上次见面又少了一些,前额的“地中海”面积明显扩大了,灯光一照,锃光瓦亮。
“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扣在桌上,“他们俩还没到,你先坐。”
我刚坐下,老吴就端着茶壶过来了,笑眯眯地给我倒了一杯热茶:“陈老师好久没来了,今天想吃啥子?”
“老样子,等他们来了再点。”我说。
老赵毫不客气地开口了:“吴老板,先来一份仔姜跳水兔,多放仔姜,少放味精。再来一个火爆黄喉,一个鲜椒鱼蛋,一个干煸四季豆,一个酸菜粉丝汤。够不够?不够再加。”
老吴一边记一边点头,记完又问了一句:“今天几位大夫都在?我那降压药快吃完了,一会儿让赵医生帮我看看单子。”
老赵摆摆手:“你直接去门诊找我,别在这儿看,我又没带听诊器。”
老吴笑着走了。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着老赵,忽然发现他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很重,脸色也有点发灰,像是连轴转了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最近很忙?”我问。
“忙,忙得要死。”老赵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太阳穴,“这周我值了两个夜班,抢救了三个心梗的病人,有一个没救过来,六十岁出头,儿子还没结婚呢,家属在抢救室外面哭得死去活来的。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合眼,昨天晚上下了夜班本来想补个觉,结果又被叫去会诊,折腾到下午三点才回家。”
他说着,从冲锋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手里捏了捏,没点。
我看了看墙上贴的“禁止吸烟”标志,又看了看他。老赵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笑了一声:“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闻闻。”他把烟放到鼻子底下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塞回烟盒里。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烟戒了?”我说,“你自己是心内科的,天天跟病人说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你自己倒好,两样都占。”
老赵把烟盒揣回口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陈默,你是不知道,我们这行,不抽烟不喝酒的,活不下去。”
我知道他又要说他那套歪理了,懒得接话。
正说着,老刘和小周推门进来了。
老刘比我大两岁,四十四,中等身材,微胖,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像个和气生财的生意人。他在中医院干了将近二十年,从住院医一路干到主任医师,据说是院里最年轻的消化科主任。小周最小,三十五,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了一件卫衣和一条工装裤,乍一看不像医生,倒像个程序员。
四个人齐了,老吴那边的菜也开始陆续上桌。
菜上齐之后,吃得最欢、喝得最猛的是老赵。老刘也能喝,但喝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边喝边跟我聊天。小周不太能喝,但每次都陪到最后,脸喝得通红,话也开始变多。
第一杯酒是老赵提的:“来,兄弟们,走一个。敬生活。”
“敬生活。”我们说。
白酒是五粮液,老赵带的,说是一个病人送的,不知道真假,反正喝着还行。我对白酒没什么研究,喝着都一个味,辣。老刘品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应该是真的,入口绵,回味长,不像勾兑的。”小周在旁边小声补了一句:“师兄,你这个病人送的酒,你敢收啊?”老赵瞪了他一眼:“我怎么不敢?我又没跟他要,他非要给,我不收他跟我急。再说了,我给人家做了支架,一条命都救回来了,喝他一瓶酒怎么了?”
小周不吭声了,端起酒杯闷了一口。
吃了一阵,老刘忽然从包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包花生米和几根卤鸡爪,放在桌上自嘲地笑了笑:“医院的饭实在吃不下去了,食堂的菜越做越难吃,我中午就没怎么吃,饿到现在。”
老赵夹了一筷子兔肉,边嚼边含混不清地说:“你们中医院的食堂我吃过,还行啊,比我们强多了。我们那食堂,我跟你说,上次我打了一份红烧肉,你猜怎么着?那肉硬得跟橡皮似的,我咬了一口,把我那颗补的牙给硌掉了。”
大家都笑了。小周笑得很克制,嘴角微微弯了弯,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松弛下来。
老赵的话越来越多,嗓门也越来越大。他开始讲他今天在门诊遇到的一个病人——“那个老头,七十三岁,三支血管病变,左主干狭窄百分之九十,我跟他说要做搭桥,他说不要,非要我做支架。我说你这个情况做支架风险很高,他不信,说他邻居就是放支架放好的,为什么他不行。”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跟他说了大半个小时,把各种风险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还是不信我。最后他说了一句:‘赵医生,你是不是技术不行?’”
老赵说到这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啪”地墩在桌上。
“我当时真想跟他说,你去找个技术行的吧。可我不能这么说,我得忍着,还得笑,笑完了还得继续跟他解释,解释到他听懂为止。”
老刘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说:“你这还算好的,我上周遇到一个更离谱的。一个胃癌术后半年的病人,恢复得挺好的,结果他老婆不知道听了哪个民间中医的话,让他停掉了所有西药,改吃一种什么‘神药’,一个月九千八。我说你这个不行,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成分不明,万一吃坏了怎么办。他老婆当场就跟我翻脸了,说我不懂中医,说我是西医的走狗。”
老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自嘲,但我注意到他手指夹着香烟的姿势微微紧了紧,烟灰掉在了桌上,他也没去擦。
“那你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我调了他的病历,看了他的病理报告,还好是早期,手术切得很干净,复发风险不高。我只能跟他老婆说,你要吃那个药可以,但定期复查不能停,每三个月来做一次胃镜,万一有变化我们好及时处理。”老刘弹了弹烟灰,“她答应了,高高兴兴地走了。她能高兴就行,至于那个什么神药,只要不伤肝肾,她愿意花钱买个心安,我也不拦着。”
小周在旁边默默听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你们遇到的都是成年人的事,我这边每天面对的都是小孩子。上周来了一个早产儿,二十八周,生下来只有九百克,呼吸窘迫综合征,上了呼吸机。他妈妈才二十二岁,农村来的,什么都不懂,每天坐在保温箱外面哭。我每次跟她交代病情,她都说:‘医生,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活我的孩子。’”
小周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手在桌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后来孩子救过来了,现在快出院了。出院那天,他妈妈给我跪下了,说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把她扶起来,我说你别这样,这是我的工作。她站起来以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十个土鸡蛋,说这是她婆婆让她带给我的,说谢谢我救了她孙子。”
小周的声音有点哑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辣得直皱眉头,缓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那十个鸡蛋我没要。不是不想吃,是不敢要。收病人的东西,违反规定。”
老赵在旁边哼了一声:“你就别在这儿装清高了,你那十个鸡蛋没要,我这一瓶五粮液你倒是喝得挺欢。”
小周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笑了一下。
酒过几轮,桌上的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仔姜跳水兔只剩下一盘红油,火爆黄喉也见了底,鲜椒鱼蛋的鱼蛋被捞得干干净净,盘底只剩下青红椒和姜丝。老赵吃得满头大汗,用纸巾抹了一把脸,又从桌上的手撕包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还是没有点。
“你到底点不点?”老刘从自己包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根,打火机“咔嗒”一声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喷出来,在半空中盘旋了几秒,消散在川菜馆油腻的空气里。
老赵忍了几秒钟,终于绷不住了:“给我也点上。”
老刘把自己的烟叼在嘴里,从桌上拿起打火机递给老赵。老赵接过打火机,把自己的烟点着了,猛吸了一口,然后整个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白雾,表情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种夹杂着满足、愧疚和自嘲的复杂表情。
“戒了三个月,今天破戒了。”老赵弹了弹烟灰,自嘲地笑了笑,“回家又得挨我们家那口子骂。”
我看着他夹着烟的右手,那是一只拿过无数次手术刀、做过几百台冠脉介入手术的手。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虎口处有一块小小的老茧,是长年握持导管和导丝磨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双手,现在正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烟雾缭绕中,那双手看起来跟任何一个在路边抽烟的中年男人没有任何区别。
“你这戒烟,是第几次了?”我问。
“第八次。”老赵伸出两根手指比了比,“不对,第九次了。”
老刘在旁边插嘴:“我比你强,我戒了三年没复吸。结果去年疫情的时候,天天在发热门诊连轴转,累得快崩溃了,又抽上了。”他说着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立刻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新的点上。我看着那个动作,熟练得让人心酸。
小周没有抽烟,他不太抽,但也不反对别人抽。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偶尔抿一口,听我们说话。
我忍不住问了一个我憋了很久的问题:“你们都是大夫,比谁都清楚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那为什么还……?”
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确了。
老赵和老刘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小周在角落里开了口,声音不大:“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某种沉默的闸门。
老赵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蒂上还残留着一丝青烟,他盯着那缕烟看了两秒钟,忽然开口了。
“陈默,你觉得医生是什么?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你以为我们每天上班都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穿着白大褂走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跟病人说一些温暖人心的话?”
他说着,表情慢慢变了,像是在回忆什么不太愉快的事情。
“我告诉你医生是什么。医生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早上七点半到医院,换上白大褂,查房,开医嘱,出门诊,做手术,写病历,跟家属谈话,应付各种检查,开会,学习,考试,然后值夜班。值完夜班第二天继续上班,运气好能睡四五个小时,运气不好连轴转三十六个小时。你问我们为什么抽烟喝酒?因为我们需要一点东西,来提醒自己还是个人。”
他拿起酒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仰头灌了下去,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脸上的血管因为酒精和辣椒的双重刺激泛着不正常的红。
“你知不知道,我上个月连着值了四个夜班,第五天早上从医院出来,太阳照在脸上,我第一反应不是‘天亮了真好啊’,而是‘妈的,又熬过去了一天’。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在等红灯的时候,我趴在方向盘上就睡着了。后面的车按喇叭把我吵醒的时候,我一看,绿灯已经亮了好久了。我他妈趴在那儿睡了整整一个灯。”
老刘接着老赵的话往下说,语气还是那样不急不慢的:“我们消化的病人,很多是癌症。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每天面对这些,见惯了生死。你以为见惯了就不怕了?我告诉你,见多了更怕。因为我们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的身体在发生什么。普通人咳嗽两声不会当回事,我咳嗽两声就会想,这个咳声持续多久了?有没有痰中带血?需不需要去做个CT?我们什么都懂,所以什么都怕。可我们又不能天天被这些东西吓死,总得找个出口。抽烟喝酒,就是出口。”
他端起酒杯,在手里转了转,橙黄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了一层薄薄的泪痕。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喝酒很少醉。不是酒量大,是不敢醉。万一夜里医院打电话来要我去抢救,我要是醉成一摊烂泥,怎么去?所以我喝酒就是喝个味道,喝个气氛,让脑子稍微放松一下,但不能真的松懈。这种状态你懂吗?就是你的身体在喝酒,你的脑子永远清醒着,永远在等着那个电话。”
小周在旁边安静地听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似的开口了。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年轻医生,也在走你们走过的路。”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是练习过很多次一样,“我去年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了整整一年,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因为她约我吃饭,我连续爽约了七次。第七次的时候她说:‘周明,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我想说我在乎,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确实在医院,我没有骗她。”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老赵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他摆了摆手,表示没事。
“我们科室有个师姐,三十五了还没结婚。不是不想结,是没时间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我们做医生的,把最好的耐心都给了病人,回家对家人反倒没有耐心了,所以很多医生家庭都不幸福。’我当时还不信,现在我信了。”
他说完这句话,整张桌子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闷。窗外是城南老居民区的夜景,昏黄的路灯下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无声地流淌着。
我夹了一口已经凉了的干煸四季豆,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赵又点了一根烟,这次没有犹豫,打火机“咔嗒”一声响,火苗在指间跳动了一下,烟头亮起一个橘红色的光点。他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来,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
“你知道吗,陈默,我最受不了的不是累,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老赵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不像刚才那样洪亮了,“我上周抢救的那个心梗病人,六十二岁,是个退休教师,身体一直很好,不抽烟不喝酒,每天跑步五公里。他的冠状动脉有三处严重狭窄,我们做了急诊介入,放了两个支架,但他术后的心功能一直很差,射血分数只有百分之三十。我跟他的家属说情况不稳定,还要再观察几天,他女儿拉着我的手说:‘赵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爸,他还没看到我结婚呢。’我说我们会尽力的。”
他停了一下,手指夹着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颤颤巍巍地悬在半空中。
“结果第二天凌晨,他忽然出现了恶性心律失常,我们抢救了四十分钟,没救过来。我从抢救室出来的时候,他女儿还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捧着一束花,是她想送给她爸的。她看见我出来,站起来问我:‘赵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期待的光,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老赵的眼眶红了,他把烟送到嘴边狠狠吸了一口,像是要用烟味把眼泪逼回去。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手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你学了将近二十年的医学知识,你有整个团队在你身后支持你,可你还是救不了一个人。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无能为力的普通人。”
桌上的菜已经完全凉了,没有人再动筷子。老刘把烟掐灭,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所以我们抽烟喝酒,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太怕死了。需要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活着。”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小周端起酒杯,说了一句“来,敬活着”,仰头一饮而尽。老赵和老刘也跟着干了。我也干了,白酒辣得我喉咙发紧,眼泪差点掉下来,但我分不清是因为酒辣,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老吴过来收拾桌子,看见我们几个气氛不太对,识趣地没多说话,把残羹剩饭收走了,又给每人倒了杯热茶。
我们喝着茶,慢慢平静下来。老赵的烟又抽完了一根,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烟蒂,像一个个小小的墓碑。他看着那些烟蒂,忽然笑了,笑得很自嘲。
“陈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分裂?一边劝病人戒烟戒酒,一边自己抽得比谁都凶。”
我说:“我不觉得分裂,我觉得真实。”
老赵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感激,也有苦涩。
“你知道吗,我们医院每年体检,查出肺结节的同事一大堆。做CT的时候大家互相打趣,说今年谁的肺又多了几个磨玻璃影。笑归笑,报告出来的时候谁也不敢看,要等别人帮忙看。”他把玩着那个空了的烟盒,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我们比谁都清楚烟草的危害,但我们也比谁都清楚,有些东西不是靠意志力就能解决的。”
老刘在旁边点了点头,推了推眼镜:“我有个同事,呼吸科的,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规律得像个钟表。结果呢?五十二岁查出来肺癌,晚期,半年就走了。他走之前跟说了一句话:‘老刘,我这辈子活得这么小心,最后还是得了这个病,你说我是不是亏了?’我没法回答他。”
“你怎么回答?”我问。
“我什么都没说。”老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又放下了,“我跟他说,好好休息,别想太多。可我心里在想,你亏了,确实亏了。可这话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太残忍了。”
小周这时候忽然问了一句:“师兄,你们后悔吗?后悔选这行吗?”
沉默。
老赵和老刘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老赵先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说没后悔过那是假的。尤其是值完大夜班,浑身疼,脑子发懵,开车回家都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想过无数次,要是我当年学了计算机,现在是不是已经财务自由了,天天在家躺着数钱。可每次这种念头起来,我就会想起一件事。”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彻底凉透了。
“我当住院医第一年,管过一个老太太,六十八岁,心衰,反复住院。她的情况很不好,我们用的药效果越来越差。有一天我去查房,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赵医生,我不想治了,我想回家。’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老伴一个人在家里,他不会做饭,每天就吃馒头就咸菜,我不放心。’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劝她,就把她老伴的情况跟科里的老主任说了。老主任找到她,跟她说:‘老太太,你好好治病,你老伴我来安排。’老主任真的安排了个护工去照顾她老伴,每天给做饭,还带着去公园散步。后来老太太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出院的时候她拉着老主任的手哭得不行,老主任也哭了。我在旁边看着,当时就想,这行虽然累,但值得。”
他的眼睛又红了,这次他没用烟去逼回去,任由那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灯光折射出细碎的光。
老刘接过话头:“我跟你们说个真事。去年有个病人,胃癌晚期,做了全胃切除,术后恢复得不好,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瘦得皮包骨。他的儿子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吃中药能调理,把他转到我们医院来。我给他开了健脾益气的中药,每天少食多餐,配合营养支持。治疗了一个多月,他慢慢能吃东西了,体重也开始涨了。出院那天,他儿子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四个字。我把锦旗挂在办公室墙上,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提醒自己——你至少能帮到一些人。”
小周在旁边听着,嘴角慢慢弯了起来,想笑又没笑出来。
“我也有一个,就上个月的事。”他的声音轻快了一些,“一个早产儿,才七百克,在保温箱里住了三个月,中间感染了两次,肺炎一次,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一次,每一次我们都以为他扛不过去了。可这个小孩子特别顽强,每次都能挺过来。出院那天,他妈妈抱着他给我看,那个小人儿睁着眼睛看着我,黑亮黑亮的,好像在对我说谢谢。我当时就哭了,哭得像个傻子。”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眼泪也跟着掉了出来,他赶紧用袖子擦了一把。
“所以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再选一次,我还是当医生。虽然累,虽然委屈,虽然收入对不起付出,但那种把一条命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感觉,别的职业给不了我。”
老赵端起已经空了的酒杯,朝小周举了举:“这话我爱听。来,干一个,敬儿科大夫。”
“敬小周。”老刘也举起杯子。
“敬所有还在坚持的人。”我说。
四个杯子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川菜馆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失在老吴厨房里传来的炒菜声里。
那顿饭从六点半吃到了将近十点。老吴过来收了三次桌,加了两回菜,给我们续了不知道多少回茶。最后老赵去买单,老吴怎么都不肯收,说他那条命是老赵救的,吃顿饭算什么。老赵把好几张钞票往他手里一塞,说:“吴老板,你要是这样,我们以后就不来了。”
老吴没办法,只好收了。
出了“巷子深”的大门,夜风一吹,酒意上头,几个人都有点摇摇晃晃。老赵掏出手机叫了代驾,老刘说他走回去,他家离这儿不远,正好散散步醒醒酒。小周站在路边等网约车,缩着脖子,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夜风吹得他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比三十五岁年轻好多。
我跟他们逐个告别。老赵走之前拉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热,掌心有汗,握着我的时候力气很大,像在抓一根救命稻草。
“陈默,”他说,酒气喷在我脸上,带着烟草和白酒混合的味道,“你回去以后别写我们几个。我今天说的话你别写。”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放心,我不写。你们又不是什么反面典型。”
他松开我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一下,转身走向那辆开过来的代驾车。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看见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脸上那种强撑了一晚上的劲儿忽然就卸了,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在座位上。
代驾车亮着双闪,汇入了城南的夜色里。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的尾灯一点一点变小,最后消失在远处的高架桥下。
夜风裹着初冬的凉意吹过来,我裹紧了外套,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些大夫朋友,他们每天在医院里跟病人说“要健康生活”“要戒烟限酒”“要早睡早起”,可他们自己呢?他们在值完大夜班之后,在抢救失败之后,在被人骂“庸医”之后,在他们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用什么来慰藉自己?
也许是深夜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的烟。
也许是手术成功之后同事之间碰的一杯酒。
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周六晚上,跟几个老友坐在一家小川菜馆里,吃肉,喝酒,说一些平时不会说出口的话,然后把那些话和着酒咽下去,第二天继续穿上白大褂,走进那个谁也离不开他们的地方。
他们是大夫,是普通人,也是英雄。不是那种穿着披风拯救世界的英雄,是那种半夜被叫醒还能爬起来、被骂了还能笑、拼尽全力还是救不活人之后还要跟家属解释、咽下眼泪继续干活的英雄。
而这种英雄,也需要一根烟,一杯酒,一个可以说话的老友。
我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那盏红灯笼。它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着,像在跟谁告别。老吴大概是已经开始收拾最后一张桌子了,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光,和这个清冷的夜产生了某种温柔的反差。
我想起老赵说的那句话——“医生也是人,不是神。”
是人就会累,会怕,会想要一点安慰。是人就会在明知有害的东西面前妥协,因为有些东西比健康更重要,比如紧绷了一整天之后那一口能让人松下来的烟,比如在生死之间摸爬滚打了一周之后那一杯能让神经暂时停转的酒。
我不是大夫,我无法真正体会他们每天面对的那种压力和痛苦。但作为一个朋友,我至少能做的,就是理解,不评判,然后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坐在那个角落的位置上,陪他们把那顿饭吃完,把那杯酒喝完。
今晚的月亮很亮,挂在城南的上空,像一个冷冷的圆盘。我掏出手机,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妈,我没事,跟老赵他们吃完饭了,马上就到家。”
我妈秒回:“别喝酒开车。”
我笑了,打了两个字:“放心。”
然后,我站在路灯下,打开通讯录,找到老赵的名字,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老赵,今天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你们几个在那儿撑着,没倒下,就已经很牛了。下周还约,我请客。”
过了一会儿,老赵回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在夜风里听见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酒意,但很清晰:“行,下周我多带两瓶好酒。你也别光顾着写文章,注意身体。”
我盯着屏幕上那条语音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揣进口袋,朝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巷子深”的红灯笼还在亮着,像一只温柔的眼睛,守望着这个城市里每一个疲惫的夜归人。而那几个大夫朋友,明天一早,又将在各自的岗位上,穿上白大褂,面对新的病人,新的挑战,新的无能为力,和新的、微小但又确切的希望。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抽烟喝酒。
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只是尽力活着,顺便救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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