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辉：师从李学勤先生学习琐忆|侯旭东|先生|先秦史|李学勤|甲骨学

苏辉，福建浦城人， 2006年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李学勤先生，2010年获历史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社会史研究室工作，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出土文献、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学术代表作有专著《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并发表先秦史、出土文献方面的学术论文40多篇。

两度及门

昌运宫前，荷清苑中，

先生一去，遗响霜钟。

2003年，先生调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随后从昌运宫迁居荷清苑，我读硕士时去昌运宫见先生，到读博期间常去的就是荷清苑了。

送别先生的那天下午，坐公交车经过紫竹桥，望着先生曾住过的楼追忆：似乎还在望京研究生院读书那会儿，我每周和王泽文、陶磊两位师兄来昌运宫先生家中上课。往事一件件，回想一幕幕，都在凝滞的时间轴中纷纷呈现，勾起了从先生游学那些时光的无尽回忆，恍惚之间，潸然泪下。

硕士毕业前，先生把我们仨召集到家中话别，和师母在餐厅请我们吃晚饭，祝贺我们顺利完成学业。当天章启辉师姐也在座，她是岳麓书院的教师。趁此时机，我表达了继续随先生攻读博士的愿望。先生同意了，说有招生的话会通知我，如果北京没有，也可以考虑到西安，先生在西北大学还指导博士生呢。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还得看所里的安排，具体到时候再谈。

于是我就安心到所里上班，也随时留意先生招博士生的信息。所里要求刚工作的人员先坐班一年，硕士必须工作三年之后才能申请在职读博。先生很清楚这些情况，所以让我先在所里稳定了之后再说。

绛帐春风

先生的工作关系正式调入清华大学时，此前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点也已批下来了，先生开始陆续带博士生。先是李锐，接着2004年是任会斌，2005年是陈颖飞和张德良，2006年是我，不过我与上述几位同门的培养方式和学籍归属都有别，他们都在人文学院历史系，专门史方向；我考的是高等研究中心（后来改名高等研究院）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的名额。先生通知我的时候说，因为该所所长方闻先生请他担任学术委员，并培养青铜器方面的研究生，所以招生目录上我报考的专业方向是青铜器及其艺术，学籍管理方面和该所的学生一并划归高等研究中心，平常学分课程还都在人文学院选修。先生对我的学习进度要求和硕士研究生时类似，第一年先完成校内公开课的学分要求，第二年正式进入论文计划，稍有差异的是原先是在家里开小课讨论，到清华大学后可以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解。

先生在清华大学开大课是从2005年秋至2011年夏，讲授出土文献各个方面的课程，包括青铜器、甲骨学、商周金文与《尚书》对读。2011年后，因精力有限，先生虽不再开设大课，但家中为学生开设的小课仍在继续，直到住院治疗前才暂停。

2004年，清华大学在读的学生还很少，先生在家中为硕士学考古的任会斌开了甲骨文的小课，建议他选题方向为甲骨文，后来他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清华大学藏的一坑甲骨。2005年秋季开始，先生正式在清华大学开“出土文献选读”的研究生课程，内容是青铜器，教室就定于文北楼309，因为可容纳40人左右，大小正合适，投影仪也非常好用，先生只需从家里带图录来即可直接放映。我最初由于懈怠而没有赶去听课，第二节课后王泽文在所里碰到我，转述了先生的话：“怎么没有看到苏辉来？”我暗自惭愧，觉得自己不好学让先生不满，下次课得赶紧去，到课堂一听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之后，心里再也没有别的杂念，唯有后悔前两节课没来听，错过了精彩而完整的学习机会。先生考虑让学生早点下课，课间就不休息了，两节课要连续讲一个半小时，后来知道这门课仅有3学分，先生又把授课时长加到135分钟，两个多小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就这么一直站着授课，我们看着于心不忍，非常过意不去，但先生精神抖擞，脱稿侃侃而谈，偶尔拿着一页手写的提纲，胸有成竹，娓娓道来，令人折服。

先生原意是用几年的时间将“出土文献选读”课一以贯之，从甲骨文、金文到简帛都依次讲下来，但清华大学的课程申报网络系统规定，要是课名不变，就只能固定为一个课号，如此一来，学生选课只有头一学期可计学分，其他学期就没有学分了。每学期开学，课业秘书就为在系统设定课名一事头疼不已，囿于系统的规定，从2006年开始，先生只能将课名“出土文献选读”分别后缀（一）（二）（三），以使选课的学生能拿到学分，在聊天时说起这事，先生也是一脸的无奈，好在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曲折的方式解决了。虽然满堂听众，校内校外，从年轻学者到本科生，火爆异常，最挤时不仅讲台前阶下坐满人，教室门口还有一堆听众站立，后来不得已，授课地点移到了能容纳80人的204教室，其实在系统中真正式选课的学生不过四五人而已。一般选课如果不超过5人，该门课程是无法开的，但清华大学对先生显然特别优待，可以不受此条限制。因为课程内容艰深难懂，许多学生轻易不敢选，2007—2008这一学年由于讲授的是甲骨学，只有我、刘光胜和孙飞燕等几人选课，课程和学分也都计算如常。先生有次聊天时提到，还没有在课堂上讲过甲骨学，正好也为了帮助任会斌的博士论文写作，于是就这么定下了。我明白了，先生之所以费尽心思，排除各种困难开大课，一是向来主张教授要上讲台授课，二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学生裨补阙漏，也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可惜我当时没有很好地领会先生的意图和苦心，未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这些课业方向上用力，以至于成绩和收获都不如人意，辜负了先生付出的辛劳。

先生的课程安排一般都把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用作与学生的互动交流。2008年上半年课快结束时，先生已经计划秋季学期讲两周之际青铜器金文。先生的意思是近些年两周之际的青铜器金文新发现层出不穷，且地域分布较广，需要作一个全面系统的整理。德良还向我出示了先生手写的课程大纲，包括山东枣庄小邾国、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等。当年夏天，我在文北楼前碰到刘国忠师兄，他看上去特别高兴，正好边上没人，他兴奋地低声告诉我：“清华大学刚刚通过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流失到香港的战国竹简，由先生来主持整理工作，其中有真正的《尚书》篇章，这消息你知道就好，暂时不要外传。”我当时听了点头称是，也觉得很震撼，不由得感慨这批流散的竹简碰上先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甚至心里还暗想：“这要是再发现《周官》的战国简，经学史真要彻底重写了。”

课程计划就这样发生了变化，像历史长河中许多意料之外的转折一样，而这个契机正是清华简的入藏。随后，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迫在眉睫，一项项工作都将相继展开。由于简中有关于《尚书》的内容，学校极为重视，希望能尽快整理出来，以飨学界。为了配合相关的工作，“出土文献选读”课的计划临时变动为“商周金文与《尚书》对读”课。第一讲绪论重在阐述“二重证据法”，先生在随后的讲解过程中，以简帛、《尚书》与金文互证的主线贯穿其间，显然是对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课的继承与发扬，一时传为美谈。

备课的确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就是先生这样博闻强识的学者也不例外。2011年春季课程结束时，照例那天安排问答交流，先生表示，由于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日渐拓展，再加上偶有眩晕，恐怕已无足够精力分心，因为不备课而上台教学，是对学生的不负责。在座的同学听了都觉得分外遗憾，每周三上午10点我们都习惯了准时来教室，聆听先生分享的学术心得与新知。今天再忆当日情景，历历在目，而先生已经和我们天人永隔，课堂教导竟已成广陵散绝，思之不禁泫然。

眼学实践

先生在青铜器研究和鉴赏方面功力深厚，卓有成就。有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周先生感念先生一直以来的指导和帮助，愿将收藏的一件汉代钩镶捐赠给清华大学，并向先生出示了所藏一件带有纪年的铭文铜戈。先生考虑到我曾研究秦和三晋纪年兵器，就让我一起观摩。汉代钩镶铁锈斑驳，但整体构件齐全，品相完好，先生也赞叹很少见到外形这么完备的汉代铁钩镶，欣然代周先生联系图书馆，洽谈入藏事宜。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博物馆还未开建，所有文物都收在图书馆，捐赠仪式结束后，清华大学图书馆时任党委书记高瑄老师代表馆方专门设宴款待，以感谢周先生和先生的贡献，我也叨陪末座，见证了整个过程，对于先生尽心尽力为母校做实事的心情有了更深的体会。周先生所藏的那件铜戈，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是中山国的纪年兵器，格式与三晋非常相似，并撰写了一篇文章，即《论一件中山国有铭铜戈》，收在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通向文明之路》里，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周先生还藏有一件“元年闰再十二月”矛，与济南市博物馆藏的铜矛同铭，但铭文更完整，可补济南那件之缺。矛属战国魏兵器，济南市博物馆的于中航当年向先生出示缺铭之矛的材料时，先生曾回信加以讨论，现有了完整铭文的对照，先生嘱咐我写一篇文章再进行探究，我写好后请先生过目，先生觉得尚可，建议我投给西安的《收藏》杂志，并为我写了一封稿件推荐信给《收藏》主编杨才玉。此文由此得以顺利发表，获得样刊若干本，我呈给先生一本，并寄赠周先生一本，对他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周先生非常客气，后来上先生家回访时特地带来一盒各种铜铸件的小碎片赠送我，本来是请先生转交。先生当即打电话给我，得知我正好在学校，于是让我马上到荷清苑来，当面向周先生致谢。先生和周先生都是礼数周到的长者，这次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堂生动的为人处世示范课，先生的言传身教一直都是作为学生宝贵的人生指导。这篇铜矛的文章后来收入2013年出版的拙著《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中，并将书寄送已经移居广东的周先生，作为学术交往的纪念。

我1999年开始随先生学习的时候，由于是转专业报考，本身基础较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入学后，从文献到历史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一直都在补课。田旭东师姐、王泽文和陶磊两位师兄都提醒我：有效的方式还包括认真读先生的文章，因为都是最新的研究和前沿的课题，根据先生在文中的提示去弥补自身缺陷，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一直都在补文献方面的缺漏，并没有在观察实物方面用心，甚至2002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后也仍未措意。当时刚刚进入学术圈，由于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出差的机会其实没有今天这么多，又缺乏对外交流的技巧，再加上对考古知识、文博馆藏和遗址分布了解不够，尤其是学术考察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因而在制定出差计划时未能仔细斟酌，提前做一些准备，错失了多次能增长学术见识的宝贵机会。2004年与先生的一次聊天，使我改变了原先的思维定式。

那次我去宁夏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回京后正好要去先生家送呈信件，提到了去宁夏开会，也见到了徐凤先师姐的事。先生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哦，她也去了，宁夏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你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看了吗？杨郎的那批青铜器怎么样？”我顿时张口结舌，讷讷地回答道：“先生，我这次行程都是会议主办方安排，看了西夏王陵和贺兰山岩画，没有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参观。”先生“哦”了一声，就没有再说话了。我十分后悔，没有趁着难得的机会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观察宁夏地区出土的文物精品。连先生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估计我能再去机会也不会太多，错失了这次就未必有下次了。幸好2016年8月宁夏固原博物馆和中国秦汉史学会联合在当地办会，我报名参会，特地取道银川去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再前往固原，终于在12年之后一偿夙愿。不过，遗憾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此起彼伏，源源不断。宁夏固原博物馆由于装修，只开放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展厅，我最想看的先秦到两汉的文物只能留待下一次再饱眼福了。机会总是垂青有心人，2023年7月底，我报名参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当地政府合办的“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趁机再次来到固原，已经是整整7年之后了，不仅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固原历代文物精华，还赶上了姚河塬遗址考古成果展，更借主办方的安排到遗址现场参观，最终心满意足而归。

20年间三访宁夏，现在回想起来，2004年的疏忽对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教训，影响深刻，促使我随后调整并养成了新的考察习惯。从此我每到一处，必定要去当地博物馆参观，并提前查询资料，尽可能地考察周边的文物保护单位和考古遗址，多走多看，这是先生在课堂之外教给我的经验。从那以后我都在努力践行，深感对于开阔自身的眼界，提升文物鉴别力的确大有帮助。

一次跟先生聊天，我说起自己是闽北人，先生立刻非常感兴趣地提到：建瓯出土了一件商代风格的大铙，他特别想去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我说：“先生，我找机会去福州，到福建博物院拍照发给您。”不料之后我竟多年没去福州，也就未能答复先生。2018年11月17日是清华简第八辑的发布会，正好16—17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有一个会，如果我去的话只能待一天一夜，才能回京赶上发布会。一想到先生提及建瓯出土的铙正好藏在福建博物院，我作为福建人也还没看过，于是决定哪怕时间再紧迫也值得前去。于是11月15日傍晚我抵榕，16日上午参加会议开幕式，午饭后直接赶往福建博物院，这样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文物，与晚上7点的回京航班也不冲突。从获得先生提示，到最终得偿所愿，间隔十几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向先生汇报铜铙的信息。

无尽感念

先生自2006—2008年一直承担“高校历史学年度报告”中国历史部分的撰写课题，还有高校历史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报告。刘国忠师兄来具体负责组织青年学者查找资料，他转告说先生考虑到我是编辑，正好参加进来做最后的格式调整等统稿校对工作。我明白先生的好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资收入不高，我入清华大学是在职读书，每年都有学费，再加上日常生活支出，经济并不宽裕。先生每每从细微处关照学生，令我非常感动。

先生对于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视，通常会询问学生自己的想法，希望从事哪些方向的研究，他再提出具体的意见。我记得先生提醒过，论文只是一个训练，此后的学术道路还需要自己去拓展，但选题要有延续性，至少在毕业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继续深入探索的价值。我硕士选题做战国纪年兵器研究，当时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青铜兵器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大宗，今后的发现会源源不断，不用担心没有材料。

当时先生提示青铜器的纹饰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只有张长寿和陈公柔合作的鸟纹研究成果斐然，便于学者利用，青铜器的夔纹和窃曲纹还可继续深入研究，我和德良正好各选一种。由于个人原因，我没能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全力以赴，提交答辩时仍然很粗糙，虽然过关，但仍觉得有负先生生所望，心中倍感惭愧。博士论文外审和答辩过程中，先后承张长寿、朱凤瀚、王世民、张懋镕、罗琨、廖名春、赵平安、侯旭东诸位学者批评指正，受益匪浅。2019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商周青铜器夔纹研究”，幸获通过，去年也已结项。其间，匿名评审专家提供了若干修补意见，大多都已据改。提交出版时，请王泽文师兄费心通校一遍，避免了许多疏失。同时，张懋镕、刘国忠和赵海涛三位学者分别示下荐语，颇有奖掖，实不敢当。在此对上述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近来我时常会想起课后一群同门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簇拥先生回家的情形，师生言笑晏晏，其乐融融，现在只能在脑海里再现当时的场景了。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唯有沿着研究的道路专心前行，不断奋发努力，才能不负先生的栽培，我想，先生一定希望我们这样做。

最后谨移录2019年清明节发微信朋友圈纪念先生时的几句韵言，以表达不才弟子心中永远的感恩与怀念。

清明怀先生

廿年亲炙薪传鬯，

两度及门夫子墙。

绛恩如旧温师训，

精妙著书犹溢香。

本文为《商周青铜器夔纹研究》（苏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3）一书“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初稿曾收入《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年），本次略有改补，2026年2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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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03-085116-1

责任编辑：李春伶李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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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初始发展阶段，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夔纹是青铜器最主要的纹饰类型之一，应用广泛，内涵丰富，成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关涉先秦金属铸造、资源流通、礼仪制度、宗教艺术、思想文化的核心因素。

本书由正文七章和商周青铜器夔纹登记表、诸家夔纹类型异同表等附表构成。作者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和图像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商周时期青铜器夔纹开展系统的研究，结合青铜器年代判定的实践案例，揭示纹饰演变的规律对于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作用，以及纹饰中所蕴含的古代礼制变迁与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交流。

本书由170余幅器物、纹饰图表组成，论证严谨，说理有据，图文并茂，语言流畅，可供先秦历史文化的专业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