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相山庙的一座大殿内悬挂着乾隆皇帝还钦赐御笔 “惠我南黎”一块匾额， 关于乾隆题写“惠我南黎”墨宝，淮北市还有一个 民间传说。
话说安徽巡抚高晋奉命前来勘河修治。当他来到濉溪之后，又顺便到了相山的显通寺，看到庙宇由两山环抱，古木参天，风景秀丽，但寺庙破残不堪。于是，这个巡抚高晋就把治河的主要使命丢在脑后，而向乾隆上书修寺，美其名以求神明护佑百姓，免于水灾。乾隆阅罢高晋的奏章，就命高晋除修缮寺庙外，另建一条十八里蔽日长廊。高晋贪赃枉法，把修治濉河的金银肥了自己的腰包，只草草修理了寺庙，却没有遵旨建造长廊。哪知后来，乾隆下江南巡视，路经彭城（今徐州市），设行宫于云龙山下，忽然想起要到相山十八里遮天蔽日的长廊来观赏风景，便令高晋陪同御驾亲往相山览胜。
高晋接旨吓得魂不附体。他暗想，乾隆皇帝一旦前来，发现并没有遵旨建造长廊，这欺君之罪，定要杀头的，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生死关头，他谎奏道：“相山‘穷山恶水出刁民’，龙驾不宜前往。”高晋为保自己的性命，竟把山清水秀的相山和这里的穷苦百姓诬为“穷山恶水”和“刁民”。乾隆是个胆小鬼，果真不敢到相山。但他为了收买人心，安抚这里的百姓要安分守己，故御笔亲书了“惠我南黎”四个大字赐予相山庙。这是民间故事，不是历史。
在上述民间传说中，乾隆是个胆小鬼，高晋被描述为一个欺上的小人和贪污的官吏。这是民间传说，不是历史史实。《清史稿・高晋传》记载的高晋，更多的是他治水的经历，片言未及其贪污腐化之事，以地方官为主导撰修的光绪《宿州志》在表述中甚至认为高晋有功于宿州，这里，民间与官方对同一人物的评价出现了严重背离。上奏乾隆题写“惠我南黎”的人不是高晋，那到底是谁促使乾隆帝题写匾额的呢？光绪《宿州志》中高晋的《重建相山神祠记》透露了一点信息，言裘曰修“阅工经相山，备览舆情，为请于朝，蒙御书‘惠我南黎’，颁挂神庙，以昭崇收之典”。原来上奏乾隆题写“惠我南黎”的人是裘曰修。
裘曰修《先文达公集副稿》中有《陈请发给相山神庙祠匾额疏》一折，系裘曰修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呈请乾隆皇帝题写“惠我南黎”的奏疏，内涉匾额题写原委，今将奏摺全文标点整理后照录如下：
陈请发给相山神庙祠匾额疏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奏臣查看工段所见，一路麦收，高下均属丰稔，业经次第奏闻。惟行至宿州，闻虹县地方有一二处蝗蝻生发，现在扑捕至徐州。据伊继善告知，铜山、萧县、邳州俱有萌生之处，现在已有扑尽者，恐他处仍行生发，复悬赏令人寻掘，总期于未能长翅之时扑捕，则为力尚易。又闻豫省睢州、东省曹州日来亦间有之，亦俱在觅捕。缘四月中旬以后，雨水甚少，二麦已收而秋苗颇觉望雨。若在此月十五日以前得雨，尚可不致有损。惟是积潦退出之地，鱼子蒸晒成蝗，望雨尤切，必得数日之内即大雨一次则螟䲢潜消，不劳人力矣。
臣上年在宿州踏看水道时经过相山，询为宋地之望，即《商》所称“相土是也。因考志乘，相山之神司山川风雨之事，屡者灵应，旧有祠宇，日久倾圮，惟时地方官及各工员俱发心修葺，踊跃从事。今河务告浚，鸠工兴举，臣愚仰求御笔匾额，以昭隆重。倘蒙俞允，祈于上江抚臣奏事人之便发给，恭镌悬挂，则神人胥悦而灵贶聿臻矣。
敬此一摺，奏恳仰祈圣鉴。谨奏。
奉硃批:览奏俱悉。神贶丰年。硃图：惠我南黎
此系裘曰修到达徐州时上奏的摺子。关于裘氏奏明请赐匾额的原因，高晋的说法是：“侍郎裘曰修阅工经相山，备览舆情，为请于朝。”从奏摺的内容分析，裘曰修呈请乾隆皇帝题写相山庙匾额还有一个重要契机，即当时虹县、铜山、萧县、邳州俱有蝗蝻生发。而巧的是，相山庙祭祀的相山之神即司山川风雨之事，久旱的天气加之蝗蝻滋生期待着大雨的到来，而相山之神正是掌管风雨之事，裘曰修请求皇帝书写匾额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原因，根据清光绪《宿州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春，受黄河决口影响，濉河泛滥成灾，宿州一带一片汪洋。安徽巡抚高晋会同吏部侍郎裘曰修奉旨治理濉河。施工期间风雨不兴，似有神灵相助。地方官员认为是相山庙显灵所致，提议朝廷对残破的相山庙进行重修。此议得到高晋的支持，这个重任请托吏部侍郎裘曰修去办。高晋虽说是安徽巡抚，但要见乾隆皇帝，还是很难。裘曰修(1712-1773)，字叔度，江西新建县人，乾隆四年进士，先后任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裘曰修奏请乾隆帝题写“惠我南黎”之事，他有这个机会和能力。
既然相山庙匾额是裘曰修奏请乾隆帝题写，那么，民间传说为何把“惠我南黎”这事与高晋联系在一起? 相关资料表明，高晋是相山庙乾隆御题“惠我南黎”匾额的具体悬挂者。当时凤阳知府项樟曾跟从高晋参与了匾额悬挂的仪式，他在《己卯元旦从高大中丞恭悬御书相山庙额礼毕劝喻民耕纪事二首》诗中描述了此事。高晋还是相山庙重建的主要推动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徽地方文献里，就有高晋与裘曰修共同奏请重建相山庙的说法，如光绪《风阳府志》言：“相山庙，在州西北九十里相山，乾隆间侍郎裘曰修、巡抚高晋奏发帑建。”光绪《宿州志》亦有类似的记述。今相山庙所存宿州知州李陔华于同治八年撰写的碑文亦言“乾隆二十四年安徽抚臣高公晋、吏部侍郎公曰修奏请发帑重新祠宇”。光绪《宿州志》说的更为明白：“高晋，镶黄旗汉軍，由知县历任河道。擢安徽巡抚，寻授河督。乾隆二十二年疏浚濉河，修相山庙，与裘侍郎曰修有功于宿。”
值得一说的是，奏摺末尾尚有“奉硃批:览奏俱悉。神贶丰年。硃阳:惠我南黎”十数字，《裘文达公文集副稿》为裘氏后人誊录之奏摺，誊录时连同皇帝硃批一并抄入。“览奏俱悉”四字系乾隆皇帝批阅奏摺的惯例用语，而“神贶丰年”、“惠我南黎”则是臣子供皇帝选择的匾额内容，所以才有“硃圈”这么一说，所谓的“硃圈”就是皇帝在备选项上画个“o”即画个圈。至于“神贶丰年”、“惠我南黎”两个备选内容是裘曰修上奏时提供还是相关机构政务处理过程中草拟，不得而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相山庙题额还有另一种考虑即“神贶丰年”只是后来乾隆皇帝在最后取舍时选择了“惠我南黎”，这是《先文达公文集副稿》所收《陈请发给相山神庙祠额疏》以外文字不曾提到的。
现在我们总算搞清楚了，请乾隆皇帝赐笔“惠我南黎”的是裘曰修，在相山庙悬挂匾额的是高晋。高晋不是贪官，是有功于宿州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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