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权利，源于自然法的奠基——人的权利并非被人定法设定的，而是源于一种人定法之上的观念——自然法。自然法指向一种超越人类理性的宇宙秩序，是人定法之上的正义原则。
比如，在美国对委内瑞的行动中，有人认为这违背了联合国的相关法律。但是在自然法看来，联合国的相关法律属于人定法，人定法要遵守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比如不伤害他人，不限制他人自由等等。一旦国家实体僭越了这个原则，那么作为高位法的自然法就需要介入。在这个意义上，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因为它符合自然法——扬善惩恶，捍卫人的自然权利。
自然法的根基在于对形而上学的“仰望”，自然法是对超验的“善”的追求，是宇宙理性的体现，它原本就存在，是被人类“发现”的，而不是人类发明的。
本期我们解读，海因里希罗门的《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罗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罗门致力于通过这本书对纳粹消解自然法的行为做出批判。他认为，一旦自然法的形而上学根基被摧毁，人类社会就走向了彻底的实证主义，而这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温床，最终必然导向实证主义与人定法的绝对独尊。而海因里希罗门也因为这本书而被纳粹监禁。
一、希腊、罗马时代：自然法是宇宙秩序
在古希腊，自然法起源于人们对宇宙秩序的追问。在古希腊人眼中，自然法的“自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宇宙秩序，它既包括物理世界的法则，也指向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
在古希腊悲剧中，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描写了勇敢的安提戈涅以上位法对抗城邦命令的故事。安提戈涅认为，城邦不允许自己埋葬兄长是不符合天理的，无论一个人犯了怎样的错，他都应该得到体面的安葬，这就是天理。在古希腊，自然法被理解为天理，也就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可被理性认识的法律，也就是正义观。
到了罗马，法学家引入希腊哲学的观念，使自然法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学世界观”。罗马人认为，人定法是在自然法之下的延伸之物，只有基于自然法的正义原则人定法才有了根基。而自然法为人定法提供了一个超验的道德起点，我们通过判断“人定法或者实证法是否符合自然法”来确定它是否正义的。
安提戈涅
二、经院哲学时代：自然法形而上学的源头
古希腊和古罗马为自然法的诞生埋下了理性的种子，这颗种子经历中世纪的神学思辨终于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他把自然法纳入神学框架，为自然法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也使自然法获得了缜密的理性表达。
阿奎纳对法律做了四种区分——
永恒法——代表着造物主理性中所蕴含的宇宙秩序；
神法——宗教经典中对永恒法的补充；
自然法——代表着理性的动物——也就是人对永恒法的理解，人可以直接认知的造物主的法则；
人法——也就是人定法或者实证法，代表着社会中具体的法律条款，它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否则便不具备正当性。
阿奎纳指出，自然法是人法的目的来源和正当性的根基。这说明在经院哲学时代自然法并不反理性，恰恰相反，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足够认识自然法”。不过，这理性不是完全自足的，它必须指向一个超越的源头——造物主。
阿奎纳对自然法的系统整合为罗门提供了依据。他指出，当自然法失去了和形而上学的联系，就失去了宗教的超验属性，仅仅沦为人类理性臆想的产物。
这是对自然法的消解，也是人定法膨胀的开始。
托马斯阿奎纳
三、自然法的消解：从格劳秀斯起源
罗门认为，格老秀斯的思想是自然法消解的源头。
一方面，格劳秀斯是经院哲学时代自然法传统最辉煌的阐释者之一，他将自然法和罗马法、万民法做了系统的整合，捍卫了自然法的神圣性。但另一方面格老秀斯也消解了自然法，他那句著名的论断——自然法“即便造物主不存在”也依然有效，在事实上成为自然法消解的源头。
当然，格劳秀斯并非主观上要破除自然法的形而上学，但这句话依然开启了对自然法的祛魅。在格劳秀斯之后，自然法的超验基础被抽离，成为人类纯粹理性的产物。于是，自然法变成了“人基于理性建构”的规范，在实际上走向了人定法。罗门认为，一旦抽离了自然法的超验根基，一种“可以被人任意设定”的理性道德观就超越了自然法，自然法不再是“永恒的”，而成为根据统治者意志而“流变的”，这对人类的道德是最大的威胁。
四、理性的膨胀：自然法被抽离形而上学根基
在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重新对自然法做出了理性主义的解读，虽然他们的理论名义上是自然法的延续，实则已经改换了自然法的本质。
霍布斯认为，自然法不再是人类服从宇宙理性的原则，而人在自然状态中通过理性计算得得出的原则，人不再追求政治绝对的善，而仅仅是为了“自我保全”。洛克认为，自然法是“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与财产权的规范性前设”，这同样抽离了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原则。而在卢梭的手里，自然法也不再是宇宙的前定秩序，而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德性。
罗门认为，经过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对自然法的理性解读，自然法从“宇宙秩序”变成了为“个体权利”，这表面看是一种概念的流变，但其实是形而上学迷失的过程。在近代，自然法已经等同于实证主义，因为一旦失去形而上学的根基，“理性自明的自然法”最终都将回归到“人定法”的逻辑中去。
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仍然谈论自然法，但他们已经把自然法的重心从“客观秩序”转向了“主体自律”的先验理性。这进一步挥别了自然法在古典传统的宇宙论基础，人定法的正当性不再依赖于超验的道德准则，而仅来自形式上的“合法性”，但是此时，形式的“合法性”已经和自然法的“正义性”分离。
罗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一旦否认自然法的超验属性，人定法便没有了任何道德约束——国家通过“合法程序”发布的任何命令都被认为是正义的。罗门在此批判的是“希特勒法学”，他认为德国走向纳粹是被自然法被消解的后果，德国的法律已经变得没有根基、没有灵魂。
托马斯霍布斯
五、正义性与合法性的脱离
罗门对人定法对自然法的消解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人定法的合理之处在于，法学当然要研究真实社会的真实状态，但是，当基于理性阐释的人定法把一切价值判断都宣布为不可知、无意义，那么这种法律就丧失了正义的根基，他们把法律实证主义从一种“技术方法”提升为一种全面否定任何价值观的哲学立场，这是理性的僭越，也是自然法的崩溃，它必将带来人定法的膨胀，从而为人类社会埋下灾难的伏笔。
当自然法被消解，统治者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任何法令都无法被质疑和反思，于是法律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开始脱离，这正是纳粹德国通过符合形式的“人定法”剥夺犹太人生命尊严的原因。
罗门到底在说什么？
罗门认为，自然法是被“发现”的，而并非被“创造”的，因为自然法是前定的宇宙秩序。这个秩序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存在，而且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人类具备洞察这种秩序的能力，人对自然法的理解既不是演绎推理的产物，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积累，而是一种“洞察”——自然法才不仅存在于造物主的启示中，而是可以被人类理性发现的。
罗门想表达的是，一旦自然法形而上学的根基被拆除，正义将会被扭曲，因为理性无法为正义奠基，正义起源于更高维度的“善”。要抵抗极权主义的威胁，就必须让法律具有超验的道德源头，这种超验的源头是对人的理性的校准。罗门其实是对古典自然法的回归——他告诉我们，在“合法性”和“正义性”分离的是滴啊，在人定法泛滥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超验的自然法来辨认正义与邪恶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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