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的夏天来得早。五月二十二号，上午八点四十七分，勤政楼电梯停在十二层，门一开，一股混着韭菜盒、速溶咖啡和隔夜汗味的空气涌进来。周延礼站在角落，手机还贴在耳边，“许省长”三个字在屏幕右上角微微发亮，通话时长：7分43秒。他没抬头，只把后背往冰凉的金属壁上又靠了靠，指节一下一下敲着，像在数秒，也像在压住什么。

那个穿藏蓝夹克的男人就在这时候挤进来的。四十一二，头发油得能反光，手里拎个鼓囊囊的旧公文包，胳膊肘一蹭就是一撞。第二次撞，他特意加了力，下巴朝周延礼胸口努了努：“新来的？哪个部门的？”周延礼抬眼，没应声，只点了下头。男人笑了，鼻腔里哼出一声：“怪不得。”话音没落，手已经按向“18”——那动作里全是理直气壮的熟稔，仿佛整栋楼都该绕着他转。

十五楼，门一开，他抬腿就走，半道又刹住，回头乜了一眼：“下去，老蔡包子铺，两份牛肉馅，一份豆浆，不加糖。我等你，十五楼拿。”

周延礼没动。电梯门快合上那刻，他往前半步，手指按在开门键上——动作很轻，门却应声滑开，像一道无声的裁决。男人愣在走廊光里，脸上的得意还没收干净，就看见周延礼站在门框里，衬衫熨得一丝褶子没有，眼神却静得吓人：“你哪个部门的？”

“行政处后勤科！”男人挺起胸，声音拔高，“怎么，指挥不动一个新来的？”

周延礼笑了下，极淡，又极冷：“后勤科。”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对方袖口磨出毛边的夹克，“好。”话音落，手松开。门合拢，把那张骤然发白的脸关在外面。

当天下午五点零三分，孙福民抱着一摞纸闯进市委书记办公室，手抖得连文件袋都抱不稳，纸页哗啦散了一地。他跪在大理石地上捡，汗珠砸在“勤政楼消防器材月度检查记录”封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周延礼没让他起来，只拿过三份不同年份的电梯维保报告，指尖点着“安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公章上那个忽隐忽现的“点”，问：“孙科长，这枚章，会自己眨眼？”

孙福民没答上。他只知道，三年前的采购清单里，A4纸买了十万包；而杨家洼村老人杨德顺递来的那张泛黄照片背面，钢笔字写着：“1959年春，跃进渠大会战，第三工段留念。”

五点半，老人拎着旧人造革包离开。周延礼送他到门口，没多说一句，只看着他佝偻着背，一步一步，消失在市委大院梧桐树影里。

窗外，清江的水正缓缓流过老城区石桥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