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日军出动一万七千余人，并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对盐城发动大规模扫荡。
黄克诚带着新四军第三师在前面顶着打，伤亡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部队就要打光了，黄克诚左思右想，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不通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直接给延安发电报，请中央干预前线的指挥。
这不是黄克诚第一次和直接上级意见不合。1940年冬天打曹甸之前，他就明确表示反对打这一战，结果仗没打好，自己反而被撤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只保留了政委一职。
这两件事，两次都和刘少奇、陈毅的意见有分歧。黄克诚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他和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0年10月10日上午，黄克诚带着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的先头部队，在盐城和东台交界处的白驹镇狮子口，碰上了陈毅和粟裕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六团的先头部队。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两支部队顺利会师。新四军战士杀猪买鱼，用面盆当菜盆，用瓷碗当酒杯，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八路军战友。
在这之前，黄克诚率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已经突破了盐河和废黄河的防线。陈毅和粟裕刚刚打完黄桥大捷，消灭了敌人一万一千多人。两支队伍像两把尖刀，插进了苏北腹地。会师后，黄克诚给刘少奇发了电报，请他带着中原局机关搬到苏北来。
10月15日，陈毅从东台坐船到盐城慰问八路军。黄克诚特意从东沟赶到盐城去接他。10月31日，刘少奇和黄克诚在阜宁东沟见了面。苏北根据地的大局就这么铺开了。
会师之后，苏北的局势并不太平。盘踞在宝应曹甸镇的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像一根钉子扎在根据地的心口上。
1940年11月，刘少奇和陈毅主张乘胜追击，一口气拿下韩德勤，把苏北的障碍彻底扫干净。这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部队上下信心十足。
这时黄克诚站出来反对。他摆出三条理由。头一条，从政治上看，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当韩顽没有主动侵犯我部时，我部不应该去进攻。第二条，根据地才建起来，得先剿匪，发动老百姓，把地盘稳住，不该主动去招惹顽军。第三条，曹甸四周全是水网，外围有碉堡和壕沟，我军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硬打肯定会吃亏。
黄克诚还担心政治上的影响。黄桥那场仗是顽军打过来后我们才还手的，现在主动去打曹甸，统一战线上恐怕会被动。可他的这些意见没人听，此仗还是决定要打。
1940年11月29日，叶飞的新四军第1纵队、王必成率新四军第2纵队、罗炳辉的新四军第5支队一个团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共十个团向曹甸发起猛烈进攻。
可曹甸周围全是水田，部队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协调配合也不顺畅，一个团一个团往上冲，伤亡一天比一天大。
打到12月1日，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指挥部发了封电报，建议改用持久作战的办法，慢慢磨。可这条建议同样没有被采纳。
仗打到最后，我军伤亡了两千多人，曹甸始终没能拿下来。战役结束后，刘少奇认为此仗没打好，黄克诚要负责任。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给中央发报，建议撤掉黄克诚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政委一职，由陈毅来兼任司令员。
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但他也写明了另一层实情：“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
司令员被撤了，可兵还得接着带。
1941年7月，更大的危机来了。日军出动一万七千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对盐城发动大规模扫荡。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想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一锅端掉。
刘少奇和陈毅当时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决定拿主力部队正面迎击。黄克诚当场反对。他说，敌人来势这么猛，华中局和军部应该赶紧撤到阜宁去。部队要分散开，把主力隐藏起来打游击，避开敌人的锋芒。等敌人累了散了，再集中兵力一块一块地吃掉他们。
可他的意见再次没有被采纳。仗一打起来，黄克诚带着第三师在前线激战，部队伤亡一天比一天大，弹药也快打光了。7月9日凌晨，思考良久后的黄克诚给延安拍出了一封急电。
这条越级上报电报上写着：“保卫盐城需付巨大代价，请中央直接干预指挥，否则主力将被消耗殆尽。”他在电报中同时建议华中局和军部转移、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主席在延安接到电报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马上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了电报。从7月10日开始，华中局和军部陆续撤出了盐城。因为撤得晚了点，第三师在掩护机关突围的过程中又伤亡了千多人。但主力总算是保住了。
1941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华中局主要领导对黄克诚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说他“不服从指挥”，说他“机械地保存主力”。会场气氛很紧张。黄克诚不服气，当场争辩。
他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他在会上把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的经过捋了一遍，结论还是那句：“上级处置失误。”
可他的争辩没人接受。刘少奇和陈毅坚持认为黄克诚是错的，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做检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
他的看法从头到尾没变过。但为了队伍的团结，他选择了低头。
事情在之后几年里慢慢起了变化。1942年，陈毅对曹甸战役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黄克诚听到这些话后深表认同。
1944年，整风运动在各根据地展开。黄克诚给已经调回延安的刘少奇发了电报，再次说起曹甸战役的事。
7月10日，刘少奇回复了一封长电报。他在电报里坦率地说：“曹甸战役，基本是可以不打的。”“曹甸战役没有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四年后，刘少奇亲口承认了当年的判断失误。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克诚带着第三师开往东北，路过山东临沂。
陈毅给他送行，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诚恳地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了句更实在的话：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一个敢于当众认错的领导人，和一个坚持真理不松口的将领，一起写下了一段让人感慨的往事。
黄克诚的两次坚持，一次被撤职，一次越级上报，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打仗不是为了逞英雄，是为了保住实力。
陈老总在临沂的那番道歉，黄克诚在晚年写回忆录时，他详细记下了这段经历。他在书里写道，自己虽然被迫做了检讨，但“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
原则问题，一步不让；顾全大局，可以低头。黄克诚的耿直和远见，最后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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